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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拓展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渠道。”这一重要部署,将青年利益表达、诉求响应和有序参与置于同一治理逻辑中统筹谋划,体现了“十五五”时期青年工作的新要求。青年身上所承载的现实压力,往往最早映照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技术变革和价值观念变迁中的深层问题。青年表达出来的具体诉求,常常不是孤立的个体烦恼,而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需要被及时识别、主动回应的重要信号。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是提升治理敏锐度、增强政策适配性、夯实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 从国家治理高度认识青年群体诉求回应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首先要从全局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青年问题从来不只是青年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演进和制度运行方式紧密相连。青年就业难,表面上看是岗位匹配问题,背后关联的却是教育体系、产业结构、技术替代、区域布局等深层因素;青年婚恋生育顾虑多,看似是观念变化问题,背后却受收入预期、住房成本、育儿负担等影响。青年诉求越具体,越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审视;青年表达越多样,越说明治理体系需要增强感知能力和回应能力。 从政治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青年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既来源于理论教育和价值引导,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只有当青年在求学、就业、住房、婚恋、社会参与等方面真切感受到政策温度、制度公平和治理效能,才会在价值理念上增强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建设,本质上就是畅通青年与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通道,把青年零散的感受、分散的意见和现实的困难,纳入制度化表达、组织化吸纳和体系化回应的轨道之中。 从治理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国家治理的前瞻性和精细化。青年群体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对政策适配、制度公平、机会结构、社会氛围等变化最为敏感。青年表达出来的许多诉求,实际上具有“治理前哨”的意义。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发现能力、趋势研判能力和源头治理能力,把一些风险和矛盾化解在早、处置在小。 从发展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动力。现代化不仅是物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更体现为人的发展和社会活力的不断生成。青年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可感知的机会、可期待的公平和可实现的尊严,才能形成稳定预期、激发奋斗意愿、增强创造活力。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不只是为青年减压纾困的现实需要,更是为现代化建设积蓄信心、汇聚力量、夯实后劲。 准确把握青年群体利益表达的现实梗阻 近年来,围绕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工作已不再局限于个案受理和事务性服务层面,正在向诉求研判、风险预警、政策支撑和治理优化等更深层次拓展。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仍存在一些亟待打通的堵点。 表达渠道不断拓展,但转化能力仍显不足。当前,青年发声的入口类型多样,网络平台、热线服务、基层组织、政务留言、社区协商等构成了较为丰富的情况反映体系。但问题在于,不少渠道仍停留在“接收信息”的层面,缺少对青年诉求的系统归类、深度分析、趋势研判和政策转化。青年表达了很多意见,但哪些属于个体性困难、哪些反映普遍性矛盾、哪些预示着新的社会风险、哪些应当上升为政策议题,往往缺乏有效梳理和及时提炼。这就使得表达渠道的增加,并未充分转化为治理改进和政策优化的实际效能。 响应意识有所增强,但协同程度仍可提升。青年问题大多具有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特征。比如青年就业问题,往往牵涉教育、人社、财政、住房等多个环节;新就业形态青年的权益问题,常常兼有劳动保障、平台规则、社会融入、法律援助等多重维度。如果仍然按照部门边界来切割问题,就容易出现“事事相关、处处碰壁”的情况。有些青年诉求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不是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而是缺少横向协同、上下衔接和政策集成的问题,导致诉求在不同系统之间流转,难以形成有效的回应。 网络表达更加活跃,但线下承接仍有短板。数智时代,青年大量诉求首先在网络空间生成、传播和放大。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利益表达的便利性,也增强了问题发现的及时性。但网络表达天然具有碎片化、情绪化和快速化特征,如果缺少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承接,就难以转化为理性、有序的建设性表达。共青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以及社区、园区等基层单元,都承担着将青年线上表达转化为线下协商、将个体困惑转化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功能。这个环节如果比较薄弱,青年声音就容易停留在舆情层面,难以进入治理层面。 帮扶举措逐步增多,但稳定预期仍有空间。青年看重的不仅是某一项具体事务是否得到解决,还包括规则是否清晰、机会是否公平、努力是否获得相应回报。青年诉求响应的目标,不只是解决若干现实个案,而是通过制度化回应帮助青年形成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当前,一些地方在青年工作中项目化举措不少,但长效性制度安排缺位;具体服务很多,但规则稳定性不足。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实际问题虽然得到一定缓解,但青年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却没有建立起来。 以机制建设提升诉求响应效能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键在于把零散做法上升为制度安排,把工作流程沉淀为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从表达入口到政策改进的完整治理链条,不断提升青年诉求响应的整体效能。 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要进一步发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把青年诉求分析、青年问题研判、青年发展评估纳入常态化议事安排,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协调、社会协同、青年参与的工作格局。青年诉求响应工作只有进入治理体系,才能由零散应对走向系统推进、由事务处理走向制度建设。 建立分层分类的青年诉求感知体系。随着青年群体内部差异不断扩大,不同地区、行业、职业、学历背景的青年,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不能笼统地“听青年声音”,而要着力提升辨识不同青年群体的现实处境和核心关切的能力。把网络征集、问卷调查、热线平台、走访座谈、深度访谈、蹲点调研等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捕捉高频问题,也发现隐性问题;既关心当下情绪,也把握长期趋势;既重视普遍性诉求,也关注特殊群体。只有把青年诉求摸得更准、看得更深,后续回应才能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 打通“收集—研判—办理—反馈—评估”的工作链条。青年诉求表达不能止于信息收集,诉求响应也不能停留于个案办结。对于紧迫性、个体性问题,应建立快速响应和即时干预机制;对于高频性、普遍性问题,应加强专题分析并推动政策调整;对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应建立预警和前置处置机制;对于长期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则要通过完善制度加以解决。强化结果反馈和效果评估,让青年清楚知道自己的诉求由谁办理、办理进度如何、结果怎么样、后续如何改进。只有形成可见的反馈、可感的变化和可验证的效果,才能不断累积青年对制度的信任。 强化共青团和青年组织的枢纽功能。青年利益表达之所以需要机制化建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青年声音必须被组织化吸纳和制度化处理。共青团具有联系青年最直接、覆盖青年最广泛、组织青年最有力的独特优势,应进一步从“活动型组织”向“功能型组织”“治理型组织”转变,特别是在园区、楼宇、平台等青年聚集领域,持续增强组织嵌入能力和诉求承接能力。同时,发挥好青年社会组织、专业社工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形成协同参与、优势互补的青年服务网络。只有把组织体系建得更强、把承接功能做得更实,青年诉求表达才能从分散化走向组织化、从情绪化走向制度化。 把数字赋能与组织功能结合起来。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青年的表达方式,也为及时识别青年诉求、动态把握青年变化提供了条件。充分运用数字平台、数据分析和智能研判手段,逐步构建起集诉求监测、舆情感知、政策反馈、效果评估于一体的数字支撑体系。真正有效的数字治理,是通过数据更快找到人、通过平台更好服务人、通过分析更精准完善制度。数字赋能必须以组织嵌入为前提、以线下承接为支撑、以制度优化为目标。 以有序参与把青年力量化为治理增量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与“拓展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并列提出,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利益表达不是治理的对立面,恰恰是青年走向有序参与的起点;回应青年诉求,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困难,更是为了在制度化互动中不断增强青年的责任意识、公共意识。 有序参与,关键在“有序”二字。它不是随意化表达,也不是情绪化宣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度化渠道、组织化体系和程序化规则,把青年对现实问题的感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把对个体生活的关注转化为对社会建设的责任。青年一旦能够在参与中看到自身价值、体验制度效能、理解国家逻辑,诉求表达就不仅是寻求帮助的一种方式,也会成为培育公共精神、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过程。好的青年工作,既要帮助青年解决现实问题,也要引导青年同国家和社会一道解决问题。 更加注重把青年诉求响应同参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为青年在社区治理、志愿服务、民主协商、行业自治、网络文明建设等领域创造更多真实可感、可触可及的参与机会,使其由政策接受者逐步成长为治理参与者。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参与机制设计,让青年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制度运行的艰巨性和公共生活的责任感。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塑造一种更加成熟、更加积极、更加稳固的国家与青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单向度的管理与被管理、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为青年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顺畅的成长通道和稳定的未来预期,青年则通过奋斗、创新和参与,把自身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把个体梦想汇入民族复兴。国家越能及时听见青年声音,青年就越能在现实中感受到制度的在场;青年越能通过规范渠道理性表达、有序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就越能够形成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更加持久的青春力量。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看起来是青年工作的一个具体方面,实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它不仅关乎青年能否被看见、被理解、被回应,也关乎青年力量能否被组织、被动员、被引领,还关乎党和国家能否在代际接续中不断巩固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这项工作做好了,青年的创造活力就能更加充分地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澎湃动能。这正是“十五五”时期我们应当努力达到的目标,也是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需要不断书写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院)长〕 (责编:常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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