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风险上升，我国面对国际环境越来越明显的不确定性，必须同时处理好内循环和外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双重要求。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对外开放越有质量，越能通过竞争、合作和知识流动激发国内市场潜力。

　　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从依靠规模优势向形成体系优势的转变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做强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从过去更多依靠外部市场机会的“客场竞争”，转向以自身市场、产业和创新体系为依托的“主场建设”。我国把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自身力量和内部市场，做强国内大循环，并不是把发展重心转向封闭的内向循环，而是通过增强经济体系的内生动力、创新能力、结构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提高我国在外部开放中的议价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处置能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和战略主动，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从依靠规模优势向形成体系优势的转变，在开放中实现发展和安全的高水平良性互动。

　　有效扩大内需，形成更加富有成长性的市场预期。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基础。提振消费的关键，是要通过稳就业、增收入和优化公共服务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按照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重点是顺应人口结构和消费方式变化，扩大数智消费、绿色消费、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推动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的中高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应更加改善结构和提高效率，重点是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投资于物要把资金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民生保障和安全能力建设，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方无序竞争；投资于人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生产力，以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改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产业升级和长期消费提供劳动力和收入支撑。

　　提升供给体系与有效需求的适配性。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匹配，低端同质化供给相对过剩，高品质、多样化和服务型供给不足，部分消费需求或者外流，或者潜在需求被抑制，不能释放为现实有效需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坚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推动企业提升产品设计、质量控制和品牌运营能力，使供给更加敏锐地响应各类消费需求。从我国的收入结构水平和实际消费升级状况看，服务业潜在需求远远大于当前的供给水平和质量。要把服务业作为供需适配的重点领域，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和旅游等领域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充分释放和激发市场活力，激励社会和市场提供多层次服务，扩大有效供给和高质量服务商品，让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互促进。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要素市场体系的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制度基础。市场规则统一、产权保护有效、监管执法一致，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经营主体的长期投资和创新意愿。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内大循环的骨架，当前地方标准差异明显、跨区域执法协同严重不足、隐性市场壁垒和要素流动面临较多障碍，正常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使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既导致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出现产能利用不足，又使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的“内卷”问题日益凸显。要按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加快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增强监管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尽快建立起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另一项基础制度，其中建立高效的劳动力人才市场需同步深化户籍、社保和公共服务改革，降低人才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成本；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点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引导资本流向创新企业和关键领域；在新兴的数据交易市场领域，应加快建立产权、流通、交易和安全规则，推动数据要素依法有序流动。只要各类要素配置效率越高，国内大循环就会随之越顺畅，对外开放合作所能依托的国内市场深度、产业厚度会更为广阔和深厚。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提升扩大对外开放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减少同世界的联系，更不意味着以封闭求安全，而是会促进一国在参与国际循环时，拥有稳定的市场腹地、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创新的能力以及参与规则塑造的话语权，能够主动选择开放领域、合作对象和制度安排，不被短期外部冲击或少数关键环节的依赖所牵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用超大规模市场增强资源配置能力。人口规模巨大、消费层次丰富、产业应用场景广阔，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超大规模市场不仅能够摊薄研发成本、加快创新迭代，也能够增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当国内企业能够依托本土市场形成技术、品牌和标准能力时，对外开放就不再只是适应既有国际分工，而能在合作中提供新的产品、方案和市场空间。市场规模越大、成长性越稳定，我国在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开展产业链合作时就越有回旋余地，并能把市场吸引力转化为国际经贸谈判中的筹码，使国内需求从“数量优势”转变为“结构优势”。产业链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开放优势，产业链的安全稳定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多元合作中降低单一依赖，在开放竞争中提高整体效率，需要把补链强链与开放合作结合起来，既守住本土制造和关键环节，又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拓展合作空间。

　　以科技自立自强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与市场竞争信心。科技实力是决定开放自主性的关键变量，如果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容易在技术引进、设备采购、标准制定和市场准入等环节形成被动约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形成自主可控、开放合作的创新体系，使我国在技术路线选择、国际合作组织和产业升级方向上拥有更大主动权。从开放角度看，自主创新能力越强，越有条件开展平等合作和高质量引进来，国内创新需求可为全球研发资源提供应用场景，国际科技合作又能提升国内创新效率，由此形成的正向循环，有助于把开放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把外部竞争转化为产业升级和制度完善的契机。我国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是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开放主动性的重要基础，完整的产业体系使我国既能承接全球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也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装备、技术和产业合作方案，形成多元、稳定的国际分工网络，帮助后发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步伐。

　　促进区域协调，发挥我国多层次开放格局的优势。国内大循环是全国范围的市场联通和产业协同，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开放平台、创新资源和产业配套优势，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增强产业承接能力，接续东部地区先进或成熟产业，通过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既可以减少同质竞争，也能够形成面向不同市场和地域的多元开放布局，增强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韧性。随着国内产业升级，部分成熟产能、中间产品、高端装备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衔接，深化同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产业链合作，形成优势互补、阶段衔接的合作关系。中西部沿边地区可依托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自贸区和各类跨境通道，持续优化沿边口岸通关流程，深化同毗邻国家的投资与经贸合作；利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物流网络，推动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形成各具特色的内陆开放高地，逐步把内陆地区由开放后方转变为开放前沿。这种合作是共同构建更加稳定的区域价值链，通过技术、标准、人才和服务协同，拓展我国产业升级后的市场空间，增强合作国家的产业能力，降低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

　　加快完善内外市场的制度衔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衔接。我国吸引高质量外资，关键在于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和市场环境，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已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应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契机，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开展压力测试，在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政府采购、数据跨境流动、环境和劳工标准等领域主动对接高标准规则。全面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标准制定和市场竞争，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研发创新和绿色低碳等领域。以国际市场为纽带深化同贸易伙伴的利益联系，内外贸一体化能够降低企业同时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时的制度性成本，推动内外贸产品在质量、标准、认证和监管等方面衔接，提升物流、结算和供应链协同效率。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可率先开展规则衔接和监管创新，通过先行先试，形成既符合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又适应国内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使内外循环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联通，实现进口与出口、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配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

　　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实际以国内循环之“稳和强”赢得对外开放之“通和高”。面向未来，做强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科技自立自强增强产业链韧性，以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多元合作拓展国际循环空间，使我国在复杂易变的全球经济中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形成自主与开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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