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十五五”时期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方向和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些重大论断和重要部署，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发展理念和投资方向从“物本优先”向“物人协同”转变，对于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深远意义。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内在逻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立性体现为资源分配的竞争性和收益周期的差异性；统一性体现为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双向赋能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物”是手段，“人”是目的，二者协同的价值旨归，在于使经济运行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社会化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支撑、相互赋能，产生价值倍增效应。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揭示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异化现象，其根源正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被割裂乃至对立。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我们从制度层面克服这一对立，使物质资本的积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此外，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其积累不仅提升个体生产率，还通过知识溢出、技能扩散和协作网络优化，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与创新转化率。投资于物是投资于人的物质基础，投资于人是投资于物的效能保障，两者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教民”“利用厚生”的治理智慧，早已蕴含物质基础与人的发展程度相统一的朴素认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揭示的正是物质丰裕与道德教化、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儒家“先富后教”的治理理念，也体现了先解决物质生计再提升人的素质的施政逻辑。这些传统治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相结合，为新时代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滋养。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体系构建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随着发展阶段转换，传统增长方式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产能过剩与成本压力有所显现。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新驱动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引擎。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这从根本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跃升。人作为最具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要素，是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管理优化的源泉。只有将物质资本的“硬投资”和人力资本的“软建设”紧密结合，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实现基础

　　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既具备坚实的基础条件，也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重视投资于人，绝不是弱化或放弃投资于物，而是在继续发挥投资于物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实现二者更高水平的协同。

　　投资于物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过数十年持续投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和潜力。在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等领域，仍需持续加大有效投资，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效能释放提供广阔的实践载体。“十四五”时期，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领域的财政投入持续增长，投资“见物又见人”的发展导向日益鲜明。

　　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投资于人并非泛指一般性民生支出，而是指向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增值过程，涵盖教育质量提升、职业技能开发、健康资本积累、创新素养培育等具有生产性回报的领域。投入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态附着于人本身，在使用中不仅不损耗，反而通过实践积累持续增值，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跨期正外部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亟须加大力度投资于人，形成人力资本红利。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保持在40%以上，单位产出所需资本投入显著增加，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报酬呈现递减趋势，投资于物的综合效益有所下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仍处于上升通道。当前，人工智能、高端制造、集成电路等前沿技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需求急剧上升，缺乏人力资本配套的物质投资更加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特别是，我国投资于人的财政支出占比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社会资本在教育和健康领域的参与度偏低，职业技能培训的供需匹配精度不足，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仍有缺口，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条件依然薄弱，投资于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发展潜力。

　　物质资本的深厚积累为投资于人提供了坚实支撑。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体量大、基础牢，已经具备在继续推进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物质条件。同时，人力资本的规模优势为二者协同提供了丰沛资源。我国人口总量超14亿，劳动年龄人口超8.5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尽管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缓慢下降，但呈现的“量减质升”特征，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联动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条件。劳动者素质的持续提升，使得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二者之间的互补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实践路径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在统筹兼顾中实现二者双向赋能、相互促进。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财政政策既要发挥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又要发挥杠杆效应，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在保持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领域合理投资规模的同时，持续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投资比重，将民生支出从传统的福利消耗重新界定为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性投资。全面推行零基预算改革，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考核维度从资金投入量转向教育质量提升、健康水平改善、就业质量提高等产出指标，以绩效导向推动财政资源向投资于人倾斜。在投资于物的方向上，更加注重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在方向上相互匹配、在效能上相互增强。另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补贴、产业基金等工具撬动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等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拓展知识产权、平台经济、算电协同等新投资领域，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工具，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投入格局。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激励和转移支付机制，增强地方政府持续开展教育等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在投资于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软建设”，将人才培养、技术积累、管理提升等无形投入和厂房、设备、基础设施等有形投入统筹考虑，使“硬投资”和“软建设”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与考核导向。当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发展改革、教育、科技等部门之间在规划、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衔接不够，导致实物投资与人力投资在规模、政策、区域上协同性不强。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将投资于物的项目布局和投资于人的资源配置纳入统一规划框架，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创新平台等建设中同步规划人才引育和科研团队建设，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时，将人力资本积累目标和物质资本投资目标同步论证、同步部署，在重大项目审批中将人力资本形成周期纳入可行性评估的前置考量，确保项目布局与人才供给、技能培训、科研团队建设等同步推进，使物的服务效能提升和人的发展需求深度契合。同时，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衔接当期投入与长期回报的跨任期评价体系，将普惠托育养老供给、高技能人才保有量、居民人均人力资本积累等长效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确保投资于人取得实效。

　　将“见物更见人”的意识深植于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活力。投资于人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改变对短期回报的偏好，将人的全面发展指数、民生改善成效等长期回报项目纳入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分配体系中充分显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深化户籍、社保、职称等制度改革，破除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壁垒，完善知识产权激励、股权分红等机制，形成投资于人效益不断提升的正向循环。通过投资于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释放发展型消费潜能，以消费升级牵引投资方向、以人力资本提升增强创新动能，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院长）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