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鲜明提出“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要求。我们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把增强社会韧性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增强社会韧性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经济和社会“韧性”问题，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强调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韧性，做到平战结合、快速响应，要求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敏锐把握时与势，深刻洞察危与机，统筹兼顾稳与进，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逻辑、大趋势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社会韧性的战略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原创性、时代性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具有坚实而深刻的内在逻辑。

　　增强社会韧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学说的丰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视为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前提，揭示了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牵引动力。毛泽东在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强调“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邓小平提出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认为社会管理的重点是维护稳定、管理服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阐明了社会发展的方法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智慧、理论智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增强社会韧性的重要意义、目标指向、方法路径，科学回应了如何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时代之问，系统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价值取向、理念原则等重大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学说新境界。

　　增强社会韧性是“第二个结合”在社会领域的生动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强调“民为邦本”“仁者爱人”，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人民性证成；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系统性证成；强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前设性证成；强调“厚德载物”“和而不同”，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包容性证成；强调“自强不息”“多难兴邦”，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过程性证成；强调“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创新性证成；等等。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和合”文化，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价值论范式、方法论框架。

　　增强社会韧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来自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前瞻的价值引导力、高效的组织动员力、强大的利益协调力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动力支持，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雄辩地证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有效应对内外冲击、保持长期稳定的根本保证。来自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质，就是将超大规模国家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发展势能，通过高效的组织体系凝聚起来，指向同一个战略目标。这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经验积累，是增强社会韧性的关键所在，确保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风云变幻，国家和社会都能处变不惊、步调一致克服艰难险阻，奋发图强创造新的辉煌。来自于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人民至上是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线，也是增强社会韧性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正是因为始终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紧紧依靠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我国社会才能在面对风险挑战时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构筑起坚实的群众基础。来自于群众广泛参与的组织优势。群众广泛参与，是党的组织优势和基层基础优势的鲜明体现。近年来，大量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应运而生，广大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空前高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全体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为增强社会韧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来自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优势。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全面依法治国为增强社会韧性注入了秩序的确定性、共识的广泛性和规则的刚性，使我国社会始终在成熟、稳定、权威的法治体系内应对各类风险隐患，巩固提升了复杂不确定环境中我国社会抗冲击、快恢复、促成长的能力。

　　增强社会韧性的现实考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增强社会韧性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当前世情、国情、社情的主动适应和现实回应，本质是在变局中开新局的主动作为，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动态平衡的治理智慧，体现了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系统各要素、各环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内在机理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把握，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应对超大规模国家复杂性的“稳定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特别是发展方式之变、结构优化之急、动力转换之需、活力激发之迫，要求我们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制度壁垒，构建更加科学、精准、协同、可持续的治理体系，真正以韧性之基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唯有把握好危与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确保现代化进程不因局部风险引发系统性震荡，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护城河”。增强社会韧性，前提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在不确定性成为全球发展底色、防范风险叠加成为治理新常态的当下，增强社会韧性的核心要义就在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关注当前的安全问题，更着眼未来的安全挑战，既关注传统安全，又关注非传统安全，既用确定的规则和相机决策应对已知风险，又依据制度框架和前瞻思维应对潜在风险；就在于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时刻做到心中有数、趋利避害，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条底线。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变压器”。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确立导向；高水平安全是内在要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两者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增强社会韧性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高水平安全的核心内涵，意味着社会系统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具备强大的风险缓冲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实现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既不能脱离具体的发展来谈安全，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安全来谈发展。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调适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由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发展型改革阶段，转向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主要任务的治理型改革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社会韧性，本身就是治理型改革的重要内容。面对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唯有创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才能以社会韧性的实效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新愿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与时代发展需求之间的不适应、不匹配和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增强社会韧性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共同追求，是一个全新的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的平衡点，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维权与维稳、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等辩证关系，以高效的国家治理、强大的社会韧性续写了两大奇迹新篇章。“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韧性治理方案为人类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治理的工具箱。

　　增强社会韧性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各国治理实践，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动荡。”增强社会韧性、实现活力与秩序的统一，是社会治理效能的最佳体现。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我们从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方式、动力、重心、方法入手，大力推进社会韧性治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一步激活社会治理主体韧性、制度韧性、方式韧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聚焦灵活适应，更加注重刚柔并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受行政管理思维惯性影响，往往将活力与秩序二元对立，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忽视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导致社会治理“刚性有余、韧性不足”，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是韧性社会的显性特征，要坚持以刚柔并济、灵活适应、预防在先、常态长效、多元共治的韧性治理理念为牵引，推动实现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治理、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在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同时，促使社会活力充分迸发。站在新起点上，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应，从更新理念入手，以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以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活力的充分释放，努力在刚柔并济的动态平衡中达成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聚焦多元共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当前，如何充分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社会协同作用、最大限度凝聚合力，日益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现实课题。唯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才能以治理共同体的主动适应性和内在循环性，构筑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安全稳定的铜墙铁壁。注重构建完善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韧性治理体系，推动社会主体不断提升自我组织、自我协商、自我修复能力。坚持专群结合，推动把平安建设、社会治理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坚定支持者。站在新起点上，要更加注重要素集成、协同共治，充分调动多方力量，努力将多元主体潜能转化为风险治理的强劲韧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聚焦常态长效，更加注重改革创新。韧性治理是基于时代特征、现实所需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基于环境复杂变迁而作出的系统性调整，关键在于以改革创新的勇气破除制约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是增强社会韧性的关键抓手，是“风险社会”时代和复杂社会系统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主动塑造风险演进态势，提升前瞻预防风险隐患、主动塑造安全稳定能力。站在新起点上，要进一步强化“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的理念，构建完善稳定高效、协同整合、联动集成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体系，构建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执法司法工作体系，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着力提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聚焦预防在先，更加注重基层基础。增强社会韧性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战略性、根本性的任务来抓，实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基。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应用场景遍及城市乡村、覆盖线上线下，拓展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空间，完善了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精细化、源头化治理模式，破解了如何增强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实践难题，提升了就地解决群众诉求和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鲜明的特征，是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这是筑牢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抓手，也是增强社会韧性的重要方法论。站在新起点上，要坚定扛起“枫桥经验”发源地、综治中心发源地的使命担当，努力在完善社会韧性治理新模式、确保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上探路先行。

　　聚焦便民利民，更加注重精准施策。人心所向，就是韧性所系。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成效有着最切身的感受、最直观的体会，增强社会韧性必须保持“亲民”作风、坚守“惠民”标准，最大限度让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韧性是社会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环境相互耦合、不断优化的积极状态，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确保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及时在倾听民意、善解民忧中精准施策，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法，推动由“模糊治理”向“靶向治理”转变，才能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保障。站在新起点上，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契机，在政治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发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创造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更加高效的服务环境。

　　（作者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