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地方特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地域性、多样性、包容性特征。同时，它作为一个地方长期历史积淀、风土人情、发展实践和智慧结晶的综合体现，是一个地方的独特标识、人文品牌和精神特质。我们要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价值，彰显地方特色文化优势，发挥文化生产力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力量。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足迹遍及全国，其中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既有宏大理论的建构，也有对具体文化遗产的深情嘱托，为我们更好延续地方特色文化指明了方向。

　　地方特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共同构筑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潮州考察时强调，“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在内蒙古赤峰考察时强调，“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是由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特性，体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具有各自特色。保护地方特色文化，就是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保护地方特色文化，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广东广州考察时强调，“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在江苏苏州考察历史街区保护传承时强调，“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这些重要论述将地方历史文化遗存视为城市的“灵魂”和“生命”，反对大拆大建，倡导“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强调保护特色文化不仅是保护建筑、文物，更是保护人们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归属，将文化传承从物质层面跃升到了“精神生命”的高度。

　　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地方特色文化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贵州黔东南考察时强调，“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在山东曲阜考察时强调，“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重要论述，强调地方特色文化不是封存的古董，而是融入现代生活、转为发展优势的活态资源。从“继承”到“活化”，系统回答了地方特色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

　　地方特色文化与文旅融合、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深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考察时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在贵州毕节考察时强调，“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这些重要论述将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文化是构成发展目标、发展路径与发展质量的内在变量。

　　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生产力价值的独特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稳定性的重要资源，通过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彰显着生产力价值的独特作用。

　　文化生产力既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定性，产出既具经济价值，更具精神价值。从生产力理论来看，文化生产力实现了生产要素、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模式的全面革新。生产要素方面，文化劳动者从单一、专职的脑力劳动群体演化为集专职、兼职、智能机器等形式于一体的混合文化劳动主体，创意、知识、符号等非物质要素成为核心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文化生产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并渗透到文化生产全过程。生产对象方面，文化劳动对象由有形延展至无形的意象、情感体验等精神领域，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获得新生。生产模式方面，生产者、消费者身份重叠，用户生成内容、众创共享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文化生产不仅生产出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同时也是生产消费文化产品的主体，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文化作为现实的生产力发挥作用，包括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两种实现方式。文化经济化是文化转化为经济形态，形成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构成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不再是经济的附属品，而是引导和塑造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和载体。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产品化开发进入消费市场，传统节庆活动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文化IP衍生出影视、游戏、文创等多元业态。经济文化化是文化价值在各经济领域的转化应用，将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通过植入文化元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通过挖掘文化内涵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无论是文化创意赋能制造业设计创新，还是文化体验带动现代服务业品质提升，都是经济文化化的生动体现。

　　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彰显的是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的独特作用。一是价值引领力。地方特色文化通过塑造社会共识，将个体价值追求与国家和区域发展目标相统一，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理念，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坐标和道德规范。二是要素激活力。地方特色文化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通过现代生产方式激活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实现经济效益与人文效益的统一。历史文化遗迹、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等文化资源，经由创意转化和市场化运作，成为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繁荣地方的重要资本。三是产业提升力。地方特色文化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重塑了产业形态，推动产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文旅融合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发展，“文化+农业”催生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文化+制造”提升产品文化内涵和品牌溢价，共同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精神构建力。各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文明新风培育，推进移风易俗。人们在参与文化传承和创新活动中，极大增强了文化自信自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

　　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3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黔西观音洞文化被誉为贵州“史前文化的第一乐章”，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北京周口店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南北两大代表。各族群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活，留下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阳明心学，是中华思想史的高峰时刻；屯堡文化，是明代汉文化的活化石；村超村BA，成为群众文化自组织的中国样本。特别是近年来贵州大力实施的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四大文化工程”，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彰显着地方特色文化的突出特性。

　　红色文化是鲜明底色。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始终是“多彩贵州”最鲜明的底色。

　　民族文化是美丽名片。贵州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聚居地，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多样的民族文化在贵州这片大地上相互交织，既是各民族的智慧结晶，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在贵州逐步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

　　阳明文化是重要标识。贵州是阳明心学的诞生地。全省现存王阳明相关遗址遗迹18处，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财富，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进修好共产党人“心学”、助力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开展中外哲学对话提供了有力支撑。“知行合一”已经成为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名片。

　　屯堡文化是活态遗存。起于秦汉筑长城、置屯戍，延至明代北修长城、南置屯堡的军事防御与边疆经略举措，留下了“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堡”两大文化奇迹。明代在贵州境内置29卫、127所、2000余个屯堡，大量屯堡村寨得以集中、完好保留，其地戏、服饰、语言、建筑至今活态传承，为研究明代汉文化提供了“活化石”，也为文旅融合提供了资源。

　　此外，贵州还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最多的省份之一，多样的自然生态和遵循敬畏自然的生活习俗深度融合，催生了智慧多元的生态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既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要素，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深入拓展地方特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贵州实践

　　发挥地方特色文化优势、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既是战略方向问题，更是路径方法问题；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命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必须将文化生产力的价值引领力、要素激活力、产业提升力、精神构建力，深度嵌入产业升级、提振消费、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全过程，让地方特色文化成为新时代最持久的竞争力。

　　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科技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支撑。通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打破文化传播的壁垒，拓展文化赋能的边界。近年来，贵州发挥红色资源与数字资源整合优势，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以人工智能、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联动等数字科技手段全方位展示长征文化，推动沉浸式红色文化旅游业态升级。同时，贵州建成“渲染超算中心贵阳算力节点”一期项目，已为150余部影视作品渲染提供算力支撑。要进一步强化技术赋能、完善制度保障、激发主体活力，推进文化和科技跨界融合，通过产业链重构与生态培育，催生文化新业态，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

　　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当前，文化消费正日益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贵州大力实施“四大文化工程”，全力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文化消费持续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2025年，贵州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9%、11.1%，省外、入境游客同比分别增长15.3%、50.1%。要积极适应消费新形势新趋势，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内涵，加强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红色旧址等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利用，拓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提供更高品质、更加丰富、更多创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文明新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纽带。近年来，贵州“村超”“村BA”“村马”“村T”“村舞”“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以其蓬勃生机和独特魅力引发广泛关注。这些“村字号”活动反映的是向上向善向美的文明乡风，呈现的是贵州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图景，展示的是幸福中国、文明中国、美丽中国的良好形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要大力弘扬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美德，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彰显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既需要刚性的制度保障，更需要柔性的文化滋养。贵州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民歌普法、寨老议事会、民情调解室等载体，有效促进了乡村社区和谐稳定。贵州省政协创新开展“院坝协商”“社区协商”等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助推普法宣传教育、规范村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价值引领、道德教化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弘扬良法善治，增强治理主体的文化认同，达到以文化人、成风易俗的良好治理效果，形成群策群力的浓厚氛围，推动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的综合性效能提升，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