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揭示腐败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政治根源是国家机器的存在的基础上，指出消灭私有制、打破旧的国家机器是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认为只有在社会生产获得极大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行按需分配、人们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以及异化的国家机器，从而最终消除腐败。同时，反腐败斗争必须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契合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和现实条件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提出在现有社会条件下依靠思想政治教育、纪律法令、监督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腐败问题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对改造物质世界的重要作用并从中获取消除腐败的依据和方法，提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9-10），认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2］（P10）。列宁同样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认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3］（P161）。列宁还认为党员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与他们缺乏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关系密切，指出“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4］（P588），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文化素养是遏制贪污受贿现象的有效手段，提出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4］（P588）。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纪律对于保证无产阶级事业成功的重要作用，鲜明提出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5］（P540）“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6］（P413）。列宁则主张建立铁的纪律以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他指出：“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7］（P23-25）他还充分认识到法令对于腐败的遏制作用，强调“绕过法令是不行的”［8］（P472），应通过遵守极严格的革命秩序、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和命令并监督所有人来执行的方式反对腐败，要求“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9］（P372-373），指出“不要怕法庭（我们的法庭是无产阶级的）和公开性，而要把这种拖拉作风拿出来公开审判，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治好这种病”［10］（P141）。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并将之视为遏制腐败、加强廉洁政治建设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争得民主、掌握政权是实现监督的前提条件，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P421）；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他们提出了“社会公仆”的重要理论观点，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公职人员实行人民监督的根本原则，主张通过建立民主制度、强化监督、取消高薪等措施防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强调“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 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11］（P55）。列宁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公仆”理论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加以发展，提出“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2］（P210），强调苏维埃是由群众自由选出和随时可以撤换的劳动人民的代表组成，“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3］（P186）。列宁还创造性地领导开展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建设的探索，提出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有权接受一切申诉和审理一切申诉［7］（P323），以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厚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古代廉洁政治思想、廉政制度、廉洁文化等，涵养并凝结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思想基因。

　　西周初期，我国就产生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等一系列思想，告诫统治者以民为鉴，重视德行的修养。先秦时期，法家主张以法治吏，用严刑峻法防止官员为恶，还提出要分割权力，划分官员的职责，让其各司其职。管仲就提出：“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管子·明法解》）商鞅也提出：“治法明，则官无邪。”（《商君书·壹言》）儒家则崇尚以德治国，主张以德为先、依仁成礼，认为官员崇廉戒贪主要依靠自身道德观、荣辱观的约束以及内心的自觉，强调教化的重要作用。两汉之后，我国封建王朝统合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吸纳两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将“家天下”政治结构下的惩戒逻辑结合起来外化为法律规定，构建起“德化”“礼治”为主、“刑律”“重典”“治法”为辅的政治社会规范体系，通过礼法兼用实现“法安天下”与“德润人心”的良性互动，也为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滋养。

　　教罚并用、“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的“进忠之术”以及对“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廉洁境界的区分等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政治智慧蕴含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念。荀子论述了教化与刑罚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二者功能不同，只有教罚并用才能治理有效，提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东汉荀悦将“防”“救”“戒”作为“进忠”的三种表现，提出：“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申鉴·杂言》）明代薛瑄将廉洁的境界区分为“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三种，提出“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从政录》），认为“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为又次也”（《从政录》），告诫官员要通过明理形成不妄取的自觉自律，进入清廉自守的最上乘境界。

　　一是行政管理制度中贯穿着制约与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我国自秦汉时期创制中央政府内部的“三公九卿”的权力分掌格局以来，至明清时期演化发展为部门林立、分工细密的行政管理网络；自秦汉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监察以来，中央国家机构的权力配置就形成了行政、军事、监察三大系统相互制约的格局；在长期的吏治中形成了品阶、俸禄、考课、铨选、迁转、监察、回避、致仕、处罚等各种制度。二是聚焦制度安排和执行实践强化监察监督。在加强中央集权、监督官吏行使权力中的过程形成具有监察机构相对独立、监察内容覆盖多样、监察方式交叉等特点的监察制度，通过监察、谏言、弹劾、考绩等纠弹官吏违法腐败、净化官场风气、监督政务实施、提高行政效率。三是加强官德文化建设。通过加强为政以德、为政以廉、崇俭戒奢等儒家文化宣传和伦理教育，提高各级官吏的从政素质和自律意识，形成具有教化和约束作用的官德文化。以上制度措施综合作用，显露出制度、监督、惩处、宣传、教育等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因素以及治标与治本并重治理腐败的价值期待，成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文化因子。总之，中华民族在创造辉煌璀璨古典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治品格和文化精神，积淀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运行要素，蕴含着对综合治理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路径考量。但也应看到，古代剥削制度下对治理腐败的探索以及形成的廉洁要求归根结底是以维护皇权王权、专制统治为根本价值追求的，应当科学扬弃。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有力推动者和最坚定践行者。在百余年奋斗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历史主动，在及时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飞跃，用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党坚决同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斗争，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中不断汲取传统文化中廉政建设的政治智慧，逐步构建起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科学理论体系及反腐败的实践逻辑。一方面，一体推进“三不腐”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因子。将礼法兼用以实现“法安天下”与“德润人心”良性互动的传统政治思想，教罚并用以追求实现“不妄取”的自觉自愿以及廉洁自守上乘境界的古代政治智慧，古代行政管理和监察制度所蕴含的注重制度建设及强化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治理理念，官德文化透显出的忠诚为国、立身持正、勤勉尽职、清正廉洁的价值追求等，积淀、凝结为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运用严厉惩治、制度规范、教育引导治理腐败的先进理念、完善制度和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一体推进“三不腐”融合了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实践特色。针对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任务依然艰巨的状况，在准确理解“四个任重道远”阶段性特征和“四个客观存在”深刻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党清醒认识到腐败之所以发生是惩罚不力、制度不健全、监督缺位乏力、党员领导干部私欲作祟及存在侥幸心理、政治生态遭到破坏、封建糟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必然要求腐败治理措施的系统性和多样性。基于此，我们党从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到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要求“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到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三不腐”是有机整体，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阐述“三不腐”同时同向综合发力的新理念和着力点，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并深刻阐明一体推进的基本原则、战略重点、方法路径，直至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进一步强调“把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不想腐的感召力结合起来”，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14］。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和中国传统倡廉拒腐思想精髓基础上，在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准确把握当代中国腐败生成机理，提升对标本兼治一体性、系统性的认识境界，形成了蕴含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反腐败科学理论［15］。从“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再到提出不断实现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目标，我们党把一体推进“三不腐”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将之运用于全面从严治党各个方面，使其成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根本遵循，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行动方法和路径。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体现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综合作用、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结果的根本性认识以及对管党治党规律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的深刻洞察。同时，它也是中国特色反腐败实践的最新成果，凝结着中华文明中崇廉耻贪的价值追求以及多措并举根治腐败的智慧，是对党百余年奋斗进程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更是对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管党治党强党的目标任务、运行机制和方法路径的概括升华，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为人类治理腐败贡献了中国方案。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系统思维方法的精妙运用，强调将“全周期管理”理念贯穿“三不腐”同时同向综合发力的过程，注重反腐败系统要素、运行机制、过程结果的统筹协同以及方法举措的关联耦合，要求融合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和不想腐的感召力，形成立体叠加、系统聚合效应。实践中，应着眼权力运行全过程各环节，强化从源头到末梢的全流程统筹、全要素整合、全方位管控，构建腐败治理的闭环链条，综合运用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等多项举措，并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确保系统运转高效、要素协调配合、流程规范有序，实现标本兼治的整体效果。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其阶级性和阶级利益的最高且集中的体现。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决定其所代表、实现、维护的是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体推进“三不腐”通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堵塞制度漏洞减少腐败机会、强化党性淬炼，将党的核心价值追求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从根本上消除贪腐之欲，是与违背党的性质宗旨、弱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反对腐败、规范权力运行以保障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制定贯彻落实的过程，也是系统纠治群众身边民生领域的腐败问题、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利益关切、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过程。这些过程透视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16］（P11）的大公无私品格及其承载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论断的生动实践。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做法，也是新时代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增强管党治党实效的内在要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一体推进“三不腐”实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协同配合、同向发力。一方面，一体推进“三不腐”要求发挥思想建设的先导性功能，解决好思想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以党的崇高理想、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转变为反对腐败、廉洁从政的切实行动。另一方面，又强调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要求解决好制度问题，通过健全法规制度并充分发挥其强制力和约束力增强党的组织性、凝聚力和行动力，提高履职行使权力的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保证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避免因制度存在漏洞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防止因权力出轨越轨引发严重腐败问题。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反腐败斗争的战略目标，意在形成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腐、因制度而不能腐、因觉悟而不想腐的腐败治理整体效果，既立足当前，针对突出问题，把握重点，回应人民切身关切，又面向未来，探寻规律，抓住根本，确保党长期执政。同时，一体推进“三不腐”还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要求在反腐败实践中将惩治腐败、完善制度、思想教育贯通协同起来，综合发力，构建起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并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切实的治理效能。只有实现战略目标和行动方针方略的同一性，才能使我国反腐败斗争在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中一直坚定秉持清晰明确的价值目标以及与之一致的章法有度的有效行动。

　　一体推进“三不腐”要求在推动高线引领和底线约束的协同增益中提升腐败治理质效。既强调党员干部坚持“高线”，发挥高线灯塔引领作用，将对党的理想信念的笃守赤诚、纯洁的党性修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强烈的宗旨意识内化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崇廉耻贪的思想自觉并切实转化为外在的廉洁行动，在追求崇高价值中守住底线，又要求党员干部守住“底线”，筑牢堤坝防线，将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严惩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促使党员干部遵规守纪、知敬存戒、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追求高尚、尚德昭廉。

　　一体推进“三不腐”要求在惩治少数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根绝其逃脱处罚侥幸心理的同时，对其他可能腐败者形成震慑、对全体党员干部予以警示，实现惩处一例、教育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在完善制度、消除腐败机会，管住绝大多数的同时，让少数腐败分子在严密的纪法网络面前无处遁形，使全体党员干部在制度规约作用下强化纪法意识、规范意识，避免触纪破法滑向腐败；在加强思想教育、淬炼党员坚强党性、营造人人痛恨腐败抵制腐败的浓郁廉洁社会文化氛围中，促使全体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戒除贪腐之欲的同时，让腐败行为在道德上无容身之处，促使制度在廉洁文化的浸润滋养下更好发挥约束效能，将廉洁从政的制度要求、文化价值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党员干部的廉洁行动。

　　新时代，我们党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科学理论外化为实践的方针方略，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不断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能力和水平，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以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同时，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的伟大实践，深化对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政治斗争的认识，印证一体推进“三不腐”理论的科学性，丰富其理论内涵，厚植其实践根基，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实践源流。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指导并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成功实践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如何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大战略问题，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党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系统回答了我们党自我革命为什么要、为什么能、怎样推进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提供了根本遵循。［14］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一体推进“三不腐”就是在管党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实践中践行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过程，是在深刻理解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践行性质宗旨、实现崇高理想的需要，以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为目标，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行为方法的基础上，将“三不腐”置于党的自我革命中统筹谋划部署、一体推进。［17］（P74-79）实践中，我们党保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本色，以一如既往的革命精神、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8］（P170），用好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将之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深化对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将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转化为制度规范、确立为行动遵循，以洞悉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的清醒和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勇毅推进反腐败斗争。既通过壮士断腕、刮骨疗毒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通过完善制度、严格纪法要求、强化权力监督，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削弱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的行为作斗争，又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文化引领功能不断消除落后、腐朽思想的消极影响，构建起体现党的核心价值，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廉洁文化氛围，以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为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不竭滋养，在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创新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反腐新路。

　　通过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将反腐败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的要求凝结为严密的具体工作制度并严格执行，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应有之义。其中，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是基础性工作。一是完善党集中统一领导反腐败工作机制。从组织形式、职能定位、决策程序上将党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贯穿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重要作用，有效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反对腐败，强化反腐败“力量矩阵”，延伸“责任链条”，确保党中央反腐败方针方略在落实中责任贯通、动力不衰、压力不减，形成反腐败“一盘棋”“一个调”“一张网”，将党的政治组织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制胜优势。二是完善各级党委统筹指挥机制。各级党委当好反腐败斗争的领导者、推动者、执行者，形成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落实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的完备机制，推动各级党委分析研判所在地域、行业、领域、单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有针对性地制定反腐败工作规划，将反腐败各项任务同党的建设各方面任务贯通起来研究部署落实。三是完善纪委监委组织协调机制。完善纪委监委发挥辅助、协办、推动作用机制，将落实监督责任与履行协助职责有机结合，通过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督促各级党组织将反腐败决策部署落实落细，推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有效发挥作用，使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决策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等更加协同高效。四是健全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机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宣传、政法等部门常态化沟通机制，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监督、管理、宣传、教育、惩治的协同增益。五是完善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机制。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通过宣传使人民群众了解党的反腐败政策，在惩恶扬善、维护人民利益、回应人民群众廉洁政治期待中使人民群众认可、拥护、支持反腐败工作，通过教育引导、广开言路、畅通渠道，使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实践。

　　严格管权治吏，是贯彻一体推进“三不腐”理念从源头着手更加常态、长效防治腐败的根本性举措。

　　1.强化权力的人民属性，科学配置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19］（P189）科学配置权力是权力规范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主要是基于人民立场准确把握“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一根本性问题，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的体制机制，科学授予权力，合理确定权力归属，树起权力“界碑”以束缚权力的“任性”，厘清权力清单，加强内控制约，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暗箱操作，形成配置科学、制约有效、结构合理的权力结构，确保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2.严格管权治权。一是推动权力规范运行。树立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坚持职权法定、程序法定、责任法定，实践民主集中制，健全负面清单制度，聚焦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推进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确保权力在运行中不被滥用、不被私用、不被“资源化”、不被“市场化”。二是加强权力监督。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将行使公权力的所有公职人员纳入监督范围，推动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正确行使。三是真容错敢纠错。做到“三个区分开来”，对明知故犯和无心之过、肆意违规和改革失误、蓄意谋私和因公差错等区别对待、恰当处理，做到早发现早提醒、真容错敢纠错、讲政策给出路，涵养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良好风尚。四是完善问责机制。将一体推进“三不腐”理念贯穿到权力运行全过程，对于为官不为、失职失责、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行为严肃追责，通过建立会商机制、提级审核机制、问责案件抽查核查机制、不当问责纠错倒查机制等精准规范问责。

　　3.从严治吏。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政治要求、纪法要求、政德要求的有机统一，是落实党的指导思想、用党的先进文化育人化人、筑牢思想堤坝的过程，也是严明党纪管全党治全党的过程。一是筑牢干部思想堤坝。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干部头脑，推动全体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干部坚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不断提高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并将之转化为践行“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将“两个维护”内化为政治信条、体现为政治担当，增强从政治上审视、推进业务的能力，注重发挥坚定信仰信念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引领作用，推动他律向自律转化、自律向自觉升华；同时，通过加强党性修养、品格陶冶，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为民服务的先进性纯洁性要求以及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凝成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先进政治文化内化为党员干部“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的思想行动自觉以及全党全社会的共同遵循，为一体推进“三不腐”夯实思想基础，厚植文化土壤。二是以严明的纪律规矩管住党员干部。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严格纪律执行等，用党规党纪规范约束全体党员干部的行为，特别是引导年轻干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避免其刚入仕途就入歧途。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形成有效的甄别机制、遴选机制、问责机制、反馈机制，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促使党员干部更加忠诚、更有担当、更加清廉。三是风腐一体纠治，严控风腐交织借势成患。从干部腐化变质轨迹中探究干部违纪违法的深层原因，深刻认识不正之风与腐败往往互为表里、一体同生，不正之风不加管束会蜕变为腐败，腐败行为则会助长不正之风甚至滋生新的作风问题，同查同纠坚决斩断风腐转换链条，共防共管严控风腐交织借势成患。

　　1.严肃惩治腐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准确把握“四个任重道远”“四个客观存在”的腐败形势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尤其是强化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新特征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高及早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能力，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动态清除，常态惩治。坚持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以零容忍的警醒和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遏制增量，削减存量，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严肃查处资本泛滥和权力贪婪结合的腐败，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增强甄别发现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的新型腐败的能力并主动出击，规范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聚焦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政策支持力度大、资源资金权力集中的重点领域和腐败易发多发的关键环节强化监督，坚决清理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严惩“蝇贪蚁腐”，严字当头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2.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四种形态”联结“三不腐”，囊括着教育警醒、惩戒挽救、惩治震慑功能。在研判行为人所处政治生态的基础上，区分“树木”和“森林”关系，综合考虑事实证据、行为性质、时间节点、后果影响、思想态度、纪法标准，落实“四种形态”蕴含的政策策略和纪法要求，构建起通过做实日常监督抓早抓小，通过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防范由小错向大错发展，通过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防止从违纪违法滑向犯罪深渊以及严厉惩处严重违纪违法涉嫌犯罪行为的层层防线，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新监督执纪执法方式，既严格要求、严厉惩治腐败，又注重教育、帮助和挽救犯错误同志包括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增强腐败治理的系统性。以增强腐败治理总体效果为目标，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腐败治理体系，统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协助职责，对接监督体系和治理体系，反腐败、反“四风”、反特权多管齐下并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推动发展贯通，坚持全面从严与突出重点、严惩腐败与清除土壤相统一，完善党实现“四个自我”的制度规范体系，推动一体推进“三不腐”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使系统问题得到系统治理。具体实践中，应强化防范和化解廉政风险的分析研判、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执纪执法贯通、督促检查、责任追究等，增强措施间的协同性、一体性，确保体制机制顺畅运行，增强治理整体效果。

　　强化监督与一体推进“三不腐”具有内在统一性。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提升监督的覆盖率和有效性，是一体推进“三不腐”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具体要求。同时，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中提升腐败治理能力和水平，也是对监督体制改革成果、监督治理成效的有力印证，有利于凝聚全党全社会的监督共识，增强监督信心。

　　1.强化党内监督。强化党内监督是把监督挺在前面深化反腐败斗争的内在要求，通过严格监督树起纪律标尺，保障管党治党全面从严。强化党内监督，关键是构建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党内监督体系，将“关键少数”尤其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为监督重点，破解同级监督难题，将监督制度的规范要求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导引领其他各类监督找准定位、发挥作用、形成合力，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发现惩处腐败问题、完善腐败防治制度、不断铲除腐败滋生土壤。

　　2.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政治监督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导向性工作。实践中，应紧紧围绕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强化监督、保障落实，监督检查落实党的全面领导责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新部署新要求以及对党忠诚、人民至上根本要求的情况，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推动党中央战略决策、各地区各部门实施推进、基层具体实践的衔接一致，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在正确道路上行稳致远。通过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完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做深做细政治监督，把政治监督融入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工作的全过程，在专项整治、日常监督、线索处置、廉政意见回复、审查调查等工作中充分发挥政治监督的引领作用，贯彻政治监督要求，优先考虑政治要求、政治效果，承担起政治责任。

　　3.发挥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作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促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抓手。以推进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为核心，深入推动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以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对公权力监督制约为目标，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通过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三转”、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深入推进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突出改革的协调性、一体性，发挥其先导、突破、创立作用；通过持续破除制度障碍、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制度，促进纪检监察机关更好地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重要作用。［20］

　　4.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推动监督的政治性、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部署要求，也是凝聚反腐败力量的重要途径。只有强化各领域各环节监督的关联互动，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要求落实到监督过程，推动各类监督协同配合，才能消除监督的空白和盲区，将公权力的行使真正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让腐败问题无处遁形，增强监督总体效果。实践中，需要通过完善上下联动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构建起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体制机制，在纪委监委协助引导推动下健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机制，使监督工作实现决策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更加协同，逐步建构起功能上相互协调、程序上相互衔接、工作上相互配合的权力监督体系，形成配置科学、权责协同、运行高效的监督网。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我们党的先进理论与创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一体推进“三不腐”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创新成果，也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形态。我们党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强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准确把握，回应人民对廉洁政治的期待，用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吸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智慧营养，构建起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实践逻辑，以“全周期管理”方式实现不敢腐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思想教育优势的贯通融合，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探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有效路径，在革命性锻造中淬炼先进纯洁、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7］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列宁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N］.人民日报，2024-01-09（1）.

［15］徐黎，蔡志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创新实践［J］.新视野，2022（5）：25-32.

［16］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7］冯新舟.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刻内涵及破解路径分析［J］.理论视野，2023（2）：74-79.

［18］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9］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0］冯新舟.新时代纪检监察制度建设路径探析［J］.理论视野，2022（3）：84-9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21ZDA122）

作者简介：冯新舟，博士，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建教研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和国家监督理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责任编辑：郭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