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采访组：郑校长，您好！中共中央颁发了新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的一件大事。在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央党校的老校长，您可否谈谈对于干部教育培训的认识和体会。

　　郑必坚：这次中央颁发的《条例》中有这样一句话：“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样的这一句话，在《规划》的开头也提到了。我理解，这是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重要性的一个定性表述，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明确干部教育培训“三个性”的定位，即“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第二层涵义是明确干部教育培训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下面我着重谈谈对“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的认识。

　　早在2008年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深刻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这是习近平同志16年前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所作的一个经典性的概括，一直沿用至今。

　　所谓“先导性”，就是说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前端环节。一个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的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他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等等，都不可能自发产生，而是要经过组织教育培训，形成积极的认知，产生情感认同，进而才会转化为实践。

　　所谓“基础性”，强调的是干部教育培训要为干部队伍建设打基础、利长远。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干部教育培训涉及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各项建设，要帮干部扣好 “第一粒扣子”，助力干部向下扎根、向上拔节。为此，必须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规范性、制度性、科学性，加强培训机构、师资、课程、教材等方面的建设，在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准度和效能上下功夫。

　　所谓“战略性”，说的是干部教育培训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问题，也是事关党和国家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事实证明，选人用人上出现纰漏，党的工作就要走上弯路甚至歧路。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经受住了一重又一重的挫折磨难，离不开一百多年来干部教育培训所发挥的战略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我国干部教育培训事业欣欣向荣、成效卓著，我体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教育走深走实，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学科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二是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落实落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取得重要成效，帮助干部逐步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三是干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为干部教育培训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抓常抓长，脱产培训、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网络培训、在职自学等丰富多样的方式相结合，为教学工作和课程更新提供了量化指标，保证学习常态化、培训长效化。五是干部教育培训分类分级逐步细化，既有普遍性要求，又体现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干部的特殊需求，大大提高了精准性。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培训各级各类干部、企业管理人才等超过1.8亿人次，干部教育培训的时代性、针对性、规范性、科学性、有效性不断提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有力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好干部是选拔出来的，也是培育和管理出来的。”这就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者一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和《规划》，努力开创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条例》提出，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以教学为中心，深化教学改革。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您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中央党校全面启动面向21世纪的教学改革，提出了“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的教学布局和“党校姓党”的总要求，并且提出了以“三基本”掌握理论体系、“五当代”培养世界眼光，从而开辟了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新局面。请您具体谈谈当时开展了哪些主要工作？

　　郑必坚：我是1997年从中宣部调到中央党校工作的。从当时来看，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都对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世界的新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我们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创造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多方面竞争、压力、挑战，我们党总揽全局，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科学稳妥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从全局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得起种种风险的冲击。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把党的自身建设搞得更好。而建设好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就成为关键所在。与此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又正进入整体性新老交替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就更加突出了。

　　具体来说有五项：

　　一是坚持从严治校。传承好从严治校的校风，是推动党校高水平建设的一大关键。根据社会上和学员队伍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强化了从领导班子、行政管理部门、教研部门到广大学员的管理，包括制定严格的考勤制度、请假制度、生活管理制度，制订《中央党校学员廉洁自律的规定》，提出学员“五不准”① ，等等。在考核方式上，还根据不同对象和学习班次，执行了差异化的考试考查制度和考核标准。

　　二是建立教学新布局。面对21世纪，校委会一致认为，教学不改革不足以完成党中央赋予中央党校的重任，而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则应是重新编写党校的基本教材。我们确认，应当下功夫打造一整套面向21世纪的理论、战略和党性教育课程，包括“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四大方面，具体细化为“三个基本”“五个当代”（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当代世界思潮》这“五个当代”）。我们把这些方面的要求写入1998年党校工作要点并上报中央，很快就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关于‘三个基本’‘五个当代’教材的编写，是一件大事，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务必加强领导，组织精兵强将，包括吸收校外专家参加，加强协作，一定要拿出高水平的成果。”正是根据中央批示，我们组织了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和校外专家、领导同志在内的近百位同行参与教材的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立足学员需要，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理论与时代和形势的发展相结合，最终出版了8部质量较高的教材，较好地完成了这项重大政治任务。

　　三是深化科研改革。这项工作的中心是大兴调研之风，着重加强了对我国改革和建设中若干重大问题的调研。2000至2001年期间，我们在中央有关部门指导下并同省市党校相结合，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党建问题的调研。调研报告总计达80多万字，形成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调研成果上报中央。以后，我们又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过“劳动价值论”等专题调研，提供给中央文件起草组参考。还举办过“四个如何认识”②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同志还亲自到中央党校和上海举办的研讨班上，和大家一起讨论。特别是，我们根据科研为教学服务的指导思想，组织教师和学员共同研究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重大实践问题，研究成果通过《思想理论内参》上报中央或进入课堂，由此开始了研究式教学的探索。

　　四是办好党校报刊。要进一步发挥好党校科研成果的作用，必须抓好党校的思想理论和宣传阵地建设。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个问题很重视，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对所属报刊、出版社的领导。根据中央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学习”的号召，我于1999年2月在校委会上提议，党校创办一个专门讲学习的公开发行的报纸。同年9月，《学习时报》正式创刊，成为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此后《学习时报》刊发了诸如《落日的辉煌》等不少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做出了积极贡献。2000年，为了更好地利用党校教员和学员两方面的信息资源和研究成果，及时了解并向中央反映干部的思考和政策建议，校委会又决定设立中央党校研究室，创办《思想理论内参》。多年来，此项内参也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被形象地比喻为向党中央建言献策的“直通车”。

　　五是加强党校的队伍建设。重点是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在全校组织了“党校事业党校人”的大讨论，并在讨论中提出了“党校姓党”的重大理念。我们还在党政机关、实际工作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广招人才，建立起党政领导干部和党校教师双向交流的制度。还选聘了一些优秀党政领导干部和校外著名专家学者来党校任兼职教授，逐步优化党校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和知识结构。

　　以上这些，是我所亲历的中央党校在干部教育方面所做的一些事，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21世纪初，您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论断，有力地驳斥了彼时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引起很大反响。请谈谈您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些考虑。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培养干部的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

　　郑必坚：我所作的关于“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的提出，是有前提条件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从越战的泥淖中抽身，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折戟，国际上出现了某些变局。当时邓小平同志作出一个重要论断，就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才应当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时代主题。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上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却又甚嚣尘上，在西方社会和中国周边某些国家很有市场。2002年12月党的十六大后，我受命出访美国，向美国人士介绍党的十六大精神。在那里，我直接面对美国一些人关于中国的两类看法。一类是认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战略利益，必然会对美国形成威胁。另一类则认为中国将同苏联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在此种情势下，当时我即以“和平崛起”四个大字来应对——以“和平”应对“中国威胁论”，以“崛起”应对“中国崩溃论”。而在宣传阐释党的十六大精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的发展路线时，我更明确提出：“中国将要走出一条同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后兴大国崛起进程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和平崛起”问题的由来。

　　此后到2017年，我在北京会见“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时，他向我解释，他提出“陷阱论”的本意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希望中美之间可以避免那种“陷阱”。我当时指出，从当前大国动向来看，归根到底无非三种作为：一是冷战思维；二是局部热战；三是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对于前两种作为，中国人第一反对、第二不怕，因为那一套没有前途，而且中国人也都成功地应对过。中国的抉择是第三种，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归根到底，中国的和平崛起靠的是两条：一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二是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不仅没有对世界构成威胁，相反，中国最重视与世界和平共处、和谐相处，形成多层次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这就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相处之道。

　　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开阔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才能够敏锐地洞察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种变化，牢牢把握全球发展大势，善于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自觉地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把国际形势的变化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至于如何培养干部的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当时我们在党校采取措施，一方面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上政治、经济、法律、文教等专业的优秀人才来党校讲课。另一方面深化国际交流，包括邀请国际上有识之士来党校讲演。

　　此外当然还有课程体系和教材创新，着手建设比较全面的课程体系，强调面向当代世界，涵盖当代世界经济、科技、法制、军事和思潮等方面，使学员能够及时获取前沿信息和知识。当然，发展到今天，还有线上和线下，通过网课来扩展学习内容。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请您谈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历程，以及原原本本读原著、学原文对于干部教育培训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郑必坚：编辑《邓小平文选》是我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大工作，是在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完成的。我能有幸参与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受到了极大教益。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关系我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问题。在南方谈话稿整理完成之际，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向我提出了编《邓小平文选》新一卷的任务。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并在十四大之后不久正式通知，决定启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由我和龚育之、逄先知两位同志负责。

　　我们先用几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了初选出来的稿子，提出进一步补充收集的要求，同时着手对选出来的篇目进行文字整理，并在1993年5月向小平同志写了第一次报告。报告中提到：“改动都是在文字和条理方面，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更没有添加当时没有讲过的观点。”小平同志阅后说，整理得好，文字、内容、逻辑都很好。按照这个方针，我们又编了两批稿子，三批一共送审25篇。小平同志看完此三批稿件后，明确提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到1992年南方谈话为止。同时要求进度快些，争取早出。我们连续加班加点，到1993年8月25日送上第14次报告，即最后一批文稿。同年9月3日小平同志审完这最后一批稿件，高兴地说：“大功告成”，并且表示：“结尾不错！”

　　结尾一篇即1992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总结和阐述，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应当说，不仅在南方谈话中，并且在整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小平同志都非常重视和强调这个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问题。

　　我们党具有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这句话真是点出了关键。读原著是最能把握精髓的。因此，原原本本读原著、仔仔细细品原文、认认真真悟原理，并且常学常新，这可实在是提升干部理论素养的重要方法。

　　那么，如何读原著？我的体会是，一方面，认真读原著，全面系统掌握基本观点、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另一方面，联系实际读。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明方向、强动力，将所学所获切实运用到实践中，做到学、思、用相贯通，知、信、行相统一。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是由您发起创立的。您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的主旨演讲中说道，中国共产党注定将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在“赶上”与“超越”的统一中，赶上时代。进入新时代。您认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又如何才能做到“赶上”和“超越”？

　　郑必坚：时代在变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在发展，对干部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和安排也必将随之发展。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主题不会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为培养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服务这个根本要求不会变，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这个党校初心当然也始终不会变。

　　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要做到“赶上时代”乃至“引领时代”，就要不断深化干部教育培训领域的改革。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了要培养什么样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即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及具备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这为深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而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干部教育培训的“变”与“不变”，把干部教育培训放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谋划部署。具体来说，就是在理念、内容和方式方法三方面，都要赶上时代、引领时代。

　　首先，干部教育培训的理念要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任何实践都需要通过理念来引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也只有在正确理念指导下才能确保正确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这就为做好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比如全面发展的理念，不仅包括政治过硬和本领高强的要求，还包括道德伦理、文化素养、国际视野和跨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各种资源解决复杂问题，以及提高数字化和信息化管理能力的要求。再比如，注重实践的理念，这又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应当更好地贴近实践，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以利于全面提升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

　　其次，干部教育培训要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培训内容的更新与改进就十分重要。在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必须赶上时代的步伐，以适应国家发展需求和全球化的挑战。这就要求在总结和继承我们党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长期丰富经验的同时，还要积极借鉴当代科学实践的最新发展，结合领导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科学地确定培训内容。

　　最后，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方法也要赶上时代、引领时代。新形势下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既要坚持运用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又要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科学化水平。比如说，可以综合运用研讨式、体验式等培训方法，推行结构化研讨、行动学习等研究式学习方法，以利于突出实效。再比如说，使用个性化和问题导向的培训方法，根据不同干部的职务和专业特点，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以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第七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不久前成功召开。您曾提到：“党的自身建设要赶上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在更深入“读懂中国”的同时，更深入地“读懂世界”，更好地“赶上时代”、“引领时代”。您认为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如何做到这一点？

　　郑必坚：“读懂世界”和“读懂中国”是密不可分的。“读懂”是理解和认同的基础，只有“读懂”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联起合作的纽带。由于信息来源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种种分歧和偏见，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着种种误解和误判。比如，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威胁，而抹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为威权主义，而抹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40多年高速发展成果对世界的贡献；等等。当然，此外也还有些人纯粹是由于盲目和无知的“认知鸿沟”，而产生误解误判。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加强沟通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攻击污蔑，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以有力论据，揭穿批驳。

　　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更加使我深感中国和平发展新道路已经鲜明提到世界面前。因此，我与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同志们下决心筹划，举办一场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国际会议，这就是十年前的第一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从那时起，十年干下来，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我们这个会的内涵实质上应是“三个读懂”，即“读懂中国、读懂世界、读懂百年变局”。我的体会是，只要我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经过长期努力，在这“三个读懂”方面下足功夫，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迎来更加宏大的局面，一定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举办的第七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之所以能够开得非常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专门发来贺信，引导我们放开眼界，把握天下大势，深刻阐明“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从而为我们今后的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认为，这对我们党校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应当也是很有启发的。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最后，请您对《干部教育研究》提一些期待和建议。

　　郑必坚：制定实施《规划》，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作出的重要部署。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办好《干部教育研究》”这件事，也已列入规划，这就更加充分说明，办好《干部教育研究》实在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还可以说，努力构建一套完整系统科学的“干部教育理论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一项历史性重大要求。与此同时，我还想强调一点：一个成熟的学科，不仅要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还应当有自己的旗帜性刊物和学会、论坛等学术交流平台。而目前我们干部教育学的标志性成果还需要下功夫提炼，交流平台还有待建立，理论研究人才也还不能满足需要。现在好了，办好《干部教育研究》的历史性任务已经郑重地提到全党全国面前。《干部教育研究》编辑部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啊！

　　我的期待有三条：一是要把《干部教育研究》打造成宣传高地，加大对党的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的宣传力度，体现思想引领力。二是要把《干部教育研究》打造成交流园地，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答疑解惑。三是要把《干部教育研究》打造成学术研讨平台，尝试创办常态化的论坛、年会，促进越来越多的优质成果不断涌现。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工作始终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这两大任务来推进。这是党校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使命，也是我们办好《干部教育研究》的使命。

　　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必将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