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官吏教育的发展及演变 

　　（一）萌芽阶段 

　　夏商周时期，官吏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如，周朝规定贵族子弟需跟随师氏学习。《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中记载“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并“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通过教育让他们懂得中庸是道德之本，及时行仁义是行为之本，制止悖逆犯上等邪恶之事是孝德之本；并要求他们要亲爱父母，尊敬道德高尚且善良的人，侍奉师长。同时还要求学生学习“六艺”“六仪”，规定学习的六种科目以及需要掌握的六种仪容。《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记载：“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到春秋时期，私学兴起，孔子开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私学，主要教授“六艺”，也传授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他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主张“为政以德”，要求自己的学生入仕后，要以良好的德行去行使职权。《史记》记载，其三千弟子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其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 

　　战国时期的秦国要求官吏掌握法令。《商君书·定分》记载，秦孝公询问商鞅如何保障法令快速普及和执行方面的问题，商鞅回答说，制定法令，设置与法令相关的官吏。可破格提拔熟悉法令内容的人为官吏。同时，“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郡、县、诸侯的法官一旦收到朝廷颁布的法令，立即组织学习并考核法令内容的掌握情况。官吏和百姓想知道法令内容，需向法官询问。在当时的秦国，官吏所受的教育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诏令，以便在工作中依法办事，不越雷池。 

　　秦朝，在职官员需学习法律。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建议，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方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皇帝治理国家，制定法律制度，彰明纲纪，对外教诲诸侯，普施教化，广布惠泽，阐明道理。 

　　汉朝为培养“忠臣廉吏”，采取多种方法加强对官吏的教育。一是置博士。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建元五年，朝廷“置五经博士”。二是定教材。当时的官吏学习的书籍主要有《九章律》《军法》《仪法》等。三是拓方式。为便于官吏学习有关知识，汉朝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教授方式。一方面，有专门的课堂授课。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采纳叔孙通建议，制订朝仪，之后“乃令群臣习肄”。也就是说，刘邦命令叔孙通制订朝仪，并为群臣讲授仪礼知识。另一方面，有“学术会议”（相当于现在的学员论坛）。如，《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甘露三年，皇帝刘询下诏萧望之等儒生，在石渠阁讲议“五经”异同，并亲自裁定评判。后把在石渠阁讲论的奏疏汇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再如，《后汉书·章帝纪》记载，汉章帝建初四年，皇帝刘炟下诏太常，召集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齐集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此后，又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一书。 

　　十六国时期，官吏教育进一步发展。《资治通鉴》第103卷记载，前秦王苻坚非常重视官吏教育，公元375年，他规定：“妙简学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即要求太子、公侯百官及其身边的将军和警卫人员都必须加强学习，以提升自身素养。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对官吏的教育尤其重视。一是强化汉语学习。《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令要求全体官吏学说“正音”，且因人制宜，对三十岁以上的官吏，因他们“习性已久”，可慢慢学，但也不得找理由拖延时间；对三十岁以下的官吏要求必须立即学会汉语，在朝廷中不得讲“北语”，否则将降免其官职。二是皇帝带头领学。《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在孝文帝拓跋宏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下，北魏官吏的学习风气十分浓厚。三是皇帝亲自授课。《资治通鉴》第147卷记载，公元509年11月，“魏主于式乾殿为诸僧及朝臣讲《维摩诘经》。”这表明，宣武帝抓住一切机会，甚至利用朝会时间给官吏们授课。 

　　（二）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我国吏治制度日趋完备，特别是隋朝创立了以文化才能作为选拔标准的科举考试选士制度，这一制度为选拔人才、改进吏治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虽然只存在38年，但没有放松官吏教育。如，《隋书》记载，隋炀帝杨广曾聘请“专精《左氏传》，通《三礼》”的杨汪为百官讲学，并组织听讲人员与杨汪辩论。“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这一记载也反映了当时隋朝官员集体学习和讨论的情景。 

　　唐朝科举考试选士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吏知识水平较高，但统治者仍没有放松对官吏入职后的教育。一是注重技能培养。唐朝的教育思想强调实用、注重技能教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各有所长，因此统治者也极为重视对于官吏的技能培养。例如皇帝会派遣官员去观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使其掌握生产技能。二是注重文化培养。唐朝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时期，儒佛道三教在文教领域各有积极表现。由于观念差异，唐朝历代皇帝对官员的文化学习各有不同的要求。如，唐高祖兴化崇儒，颁布《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唐高宗崇奉道教，所以他令百官、举子学习《老子》；唐玄宗推崇道教，提倡发展儒学，对佛教则加以抑制，禁止百官与僧尼往来。三是学习形式多样。唐朝的教学方式以面授教学为主，但还另辟书信往来的函授形式。学生有疑惑，可书面提问请教，教师也以书面形式答疑。韩愈《答刘正夫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是函授学习方式的表现。 

　　宋朝设立了多所专科学校，对官吏进行不同的专业培训。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突出的重文抑武的时代，但宋朝设立最早的专科学校却是武学。《宋史》记载，“仁宗时，法置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以培养军事人才。律学也颇受重视，《宋史》记载，神宗熙宁六年，在国子监下专设律学，以朝集院为校舍，置教授4员，“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律学“用太学规矩”，学生必须遵守，但允许命官在校外住宿。元丰六年，统治者采纳国子监司业朱服建议，命官在学习期间，若在律令的掌握及断案方面成绩出色，准吏部授予官职。宋徽宗崇宁三年，设立算学，招收命官及庶人为学生，定额210人。算学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作了详细规定：“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这些专科学校，不仅为宋朝培养了不同的专业人才，也满足了不同官吏的个人需求。此外，宋朝的官箴教育也是一大特色。宋朝的官箴书有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胡太初的《昼帘绪论》等。这些“干部读本”或“宦海指南”，主要用以向新任或候补的地方官员传授为官之道和治理经验，务实性极强，对其他官吏也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元朝在官吏的教育方面也有所创新。一是每月定期开办2次讲学。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元统治者规定各路：“如遇朔望，自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二是编写吏学专著，供官吏学习。如，由徐元瑞撰写的《吏学指南》是一部专为吏员撰写的启蒙读物，是为习吏之人了解吏学的基本知识和掌握“律书要旨”而专门编纂的，也是吏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三）成熟阶段 

　　明朝非常重视对官吏的教育。一是加强武官礼仪知识教育。洪武初年，面对众多武将不熟悉君臣上下规矩、不懂法度等情形，朱元璋采纳御史袁凯建议，聘请精通经书典故和礼仪的、有学问的儒士，每月初一、十五将领们完成早朝后，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学习内容有“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与礼仪知识，以及“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培训的目的是使将领们“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朱元璋还制定了刑典——《大诰》，供官吏学习，这对官吏起到了较大的警示教育作用。二是首创庶吉士制度。明洪武年间设立庶吉士制度。庶吉士制度又叫馆选制度，即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成为庶吉士，并对其进行专门培养。庶吉士再经三年学习培养后，可参加“散馆”考试。庶吉士们毕业后，会根据历次阁试的成绩定等，表现优异的就可以留在翰林院供职，其余的也可以在京师担任给事和御史等科道职位。庶吉士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使进士观政于诸司”，相当于让这些新进的学子当见习生，通过观摩学习积累经验，为以后进入仕途做准备。三是加强法令律例的学习。《大明律》“吏律·公式”中首列“讲读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如果不能讲解，将受到惩罚。四是在职官员的学习方式多样。第一种是自学。如，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期间“龙场悟道”，就是通过自学得来的。第二种是集体学习。集体学习分有固定场所的学习和无固定场所的学习。有固定场所的学习，如，书院学习和仕学所学习。万历《绍兴府志》中记载了绍兴知府南大吉等官员集聚在稽山书院听王阳明讲学的情形。而仕学所学习，是绍兴主官和在学诸生专门讨论为官之道的集体学习方式。此外，也有无固定场所的集体学习，如学社学习。同治《嵊县志》记载，周汝登出任南京兵部主事、郎中期间，积极参与当地的学社研讨（相当于今天的学会或研讨会学习）。 

　　清朝官吏教育制度日臻成熟。表现之一是重视职前培训。清朝沿袭明制，前期有新进士分拨各部“观政”三月之例，对新进士进行职前培训。清初顺治帝时期，每年殿试后，选德才兼优之士为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学习清文、翻译及汉文之经史、词、诗等。期满，由庶常馆教习奏请皇帝“御试”后再分发任用。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也有对分省人员先派藩臬道府衙门学习的上奏。新进士在观政学习后进行考试，朝廷按照考试成绩等次安排官职。表现之二是专设课吏馆培训机构。清末，山东、江西等地陆续设立课吏馆，“以为各官学习吏治之所”。在一些疆臣大吏的请求下，1902年初，光绪颁布谕旨：“有奏设课吏馆者，自应一体遵行。”于是其他未设的省份陆续建立课吏馆，培训、考课省内候补官员。表现之三是鼓励自学。清初，顺治帝尊崇《六经》，要求“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大小官员更需“留心学问”、研究经术。为便于官吏自学，雍正曾下旨颁布《钦颁州县事宜》，并圣谕要求各州县官各领一帙，“置之几案间，朝夕观览”。清朝官吏自学的热门书籍还有陈宏谋编纂的《从政遗规》、王又槐编纂的《钱谷备要》等，这些书籍对于提高官员的工作能力发挥了较大作用。表现之四是派遣官吏出国考察。如，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端方等五位大臣出洋学习考察。表现之五是注重考察学习效果。清朝对官吏能否掌握“律令”极为重视，时常对官员进行检查。据《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三年（1725年）议准：“嗣后年底，刑部堂官传集满汉司员，将律例内酌量摘出一条，令将此条律文背写完全，考试分别上、中、下三等，开列名次奏闻。”这就促使官吏们必须真学真用，提升了官员的学习效果。 

　　二、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的官吏教育实践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今天我们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封建思想的禁锢，其中存在的不足也需要我们警醒。 

　　（一）学习借鉴中国古代官吏教育的经验 

　　1.设置丰富的教学内容 

　　中国古代的官吏教育课程体系较为完善，不同的朝代设置了不同的教学内容，夏、商、西周时期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学科目，春秋战国以后则以“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基本课程体系。不同朝代对于教学内容又各有侧重，有的侧重儒学，如明朝；有的侧重法令学习，如秦朝；有的侧重从政经验教育，如宋朝。虽各有千秋，但都围绕本朝之所需设置教学内容。 

　　以史为鉴，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更具时代性，做到与时俱进。站在培养造就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高度，完善教育培训内容。为此，一是要科学设置政治理论课程。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学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二要突出党性教育课程。强化党史、党章、党规、党纪等学习教育。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教育培训全过程，教育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践行党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三要优化专业知识课程。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干部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教育，以提高其专业素养，更好服务社会。 

　　2.采取科学的教育培训方式方法 

　　为提升官吏教育的效果，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教学方式上各出奇招。如，汉朝有礼仪方面的专题教学、学术会议研讨教学；唐朝有实地调研、师生书信来往的函授式教学；宋朝有专题教学；元朝有经史专题教学；明朝有专题教学、研讨教学；清代有出洋游历考察等形式。这些教学方式方法，为官吏提供了多种学习途径，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储备，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能力。 

　　以史为鉴，为推动干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一要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形式。当前，应当在运用好传统教学方式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专题教学、深化“互联网+”干部教育，促进线下线上教学相融合。着力创新和综合运用实地调研、现场教学、研讨教学、学员论坛等方式方法，同时还需注重和引导学员自学。二要探索建立函授式教学方式。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可探索建立线上互动的教学形式，对已结业的学员持续进行教育。学员在工作中遇到理论方面的问题，可通过线上方式获得解答。总之，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方法更易于让知识入脑入心，从而推动干部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提升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 

　　3.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搞好干部教育培训的关键。纵观古代官吏教育，给官吏授课的教师有专业博士，如叔孙通；也有学富五车的思想家，如孔子；又有经验丰富的官员，如王阳明；还有当朝的统治者，如北魏宣武帝。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官吏教育的师资队伍构成是多方面的，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精英，皆为本朝的官吏教育作出了贡献。 

　　以史为鉴，汲取古代官吏教育的师资队伍构成经验，我们应拓宽师资来源渠道，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构建“1+N”的师资队伍（“1”指专职教师，“N”包括各行各业的专家、领导干部等兼职教师），发挥各类教师的特长和优势，满足干部学习需求。 

　　（二）正视中国古代官吏教育存在的不足 

　　1.重过程而轻效果 

　　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统治者对于官吏学习成果的考核方式较为单一，对官吏的学与不学、学得多与少没有制定严格的制度约束，其效果往往事倍功半。以史为鉴，为增强干部教育培训实效性，应当加强干部教育培训考核和管理力度，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一是各级组织部门要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考核和使用制度，促进干部教育培训考核和使用有机结合，把完成学习培训任务作为干部选用的条件之一；对综合考核获得优秀的学员给予表彰，并在提拔晋升时优先考虑，杜绝出现干部“学与不学一个样”和“学多学少一个样”的情况。二是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根据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与时俱进修改、完善学员管理规章制度，把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落到实处。三是探索建立拟提拔青年干部离岗学习机制。可建立示范点先行先试，在学员学习结束时由相关组织部门和所在培训机构对他们进行综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再决定他们的职位升迁。这不仅能够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效果，还可为国家选拔出优秀人才。 

　　2.忽视能力培养 

　　中国古代官吏学习的大都是法律、哲学、文学以及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识，其他如应急能力或斗争本领方面的教育则比较缺乏。因此，在国家遇到突发事件或外敌入侵时，许多官吏感到束手无策。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大多数官吏只求掌握经学教条，而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提高本领，对国家发展并没有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又如，1645年清军南下占领江南，明朝绍兴官员组织钱塘江保卫战，但由于缺乏帅才，队伍很快溃败。 

　　以史为鉴，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此，必须始终紧扣党之所需、发挥自身优势，做到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干部，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努力为党和国家培养心怀“国之大者”的实干家、勇于担当作为的奋斗者。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来说，要注重对于学员政治素质、担当意识、能力素质和斗争精神的培养。总之，要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斗争本领等，努力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