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时期大力发展干部教育的缘起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干部教育，并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开展干部教育的初步经验。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此时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华北事变，进一步推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一重大时局变化面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全党工作包括干部教育工作都需要适应因这一任务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局变化对党提出的新挑战，1935年11月，他就指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红军在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2]随后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强调，为完成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中国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的党员干部，因此必须大量培养能战斗的干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3]。 

　　瓦窑堡会议决议体现了党中央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实际，直面解决干部队伍建设薄弱问题的态度和决心。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4]。及至1936年10月三支红军主力会师时，红军总数也不到3万人^[5]。革命队伍人数不足特别是干部严重缺乏，显然不能满足党担负的领导全民族抗战这一重任的时代要求。干部的教育与培养问题由此提上议事日程，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念兹在兹的重要问题。 

　　1937年4月，党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号召全党，“应特别注意党内老干部的重新教育与新干部的培养”^[6]。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7]他强调：“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训练出大批的干部分配到各个战线上去，是党的中心工作。”^[8] 

　　1937年8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要“依靠于军事政治教育的加强，创造大批的新干部，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9]。同时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宣传提纲。这两个重要的文件都指出要实施抗日教育政策，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实行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干部决定一切’。”^[10]1937年11月在陕北公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话指出，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说：“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11] 

　　在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之后，党员干部队伍状况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抗日斗争需要的矛盾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干部缺乏，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就急迫地指出：“干部的极端缺乏——各方面要，无法应付。”^[12]毛泽东重申瓦窑堡会议以来他一贯坚持的主张，即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如果没有大量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作先锋和骨干，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的。他认为，现有的领导干部还不足以支撑起斗争的重任，还必须大量培养人才。因而他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3]为改变党员干部缺乏的状况，1938年3月，党中央下发《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一时间，大量发展党员成为全党高度重视的重要任务。二是干部能力急需提高。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党担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必须做好政治、军事斗争以及统一战线、根据地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而许多干部（包括新、老干部）能力明显存在短板，“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14]。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存在“本领恐慌”^[15]。三是干部思想认识急需统一。一方面，遵义会议之后，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又发生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和张国焘叛逃事件。另一方面，在大量发展的新党员中，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受过系统的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教育，甚至还有少数因审查不够细致趁机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乃至奸细。这些都导致党内出现了思想不纯的问题，进而影响到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学习教育，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1939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这一决定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指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等工作，是巩固党的一个中心任务。 

　　综上所述，全民族抗战形势的发展，要求党中央必须把干部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大力开展起来。 

　　二、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发展历程与重要成就 

　　全面抗战之初，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即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指出“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干部教育的重大意义，即在具体实际工作中加以切实推进。 

　　（一）干部教育的发展历程 

　　总的来看，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5年到1938年，恢复或建立教育教学机构，着手开展教育工作。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首先在瓦窑堡恢复中央党校建制。1936年6月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并于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7年7月，决定创办培养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等方面干部的陕北公学。1938年，先后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同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地方部门也开办了一些干部学校和培训班。 

　　第二阶段：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至1940年底，在新成立的中央干部教育部的统一管理下，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干部教育稳步发展。为加强对全党干部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统管干部教育。随后，一系列干部学校陆续建立，如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等。延安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政治、军事、教育、科技、文艺等各种类型的院校，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干部学校教育体系。在干部学校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党中央及有关部门也高度重视在职干部教育工作。1939年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颁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并召开动员大会推动在职干部掀起学习热潮。中央书记处对这项工作也给予高度重视，于1940年1月、3月先后下发《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专门予以指导。同年10月，中央宣传部也先后作出或下发《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具体指导和推动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 

　　第三阶段：1941年至1945年，从延安整风酝酿到党的七大召开，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得到整顿和调整，干部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针对教育中出现的学用分离、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党中央先后下发文件、作出决定，明确加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贯通，引导各级干部更加重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更加注重学以致用。广大干部在整风中学习、在学习中整风，普遍接受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 

　　第四阶段：1945年党的七大到1948年党中央离开陕北，干部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后，在职学习的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党校、抗大等院校学习的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干部，结业后大多被派往各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抽调大批优秀的受训学员和干部奔赴东北。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延安各类干部学校的学员有的随中央转战陕北，有的奔赴其他解放区继续斗争，在革命实践中作出了新贡献。 

　　（二）干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调整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41年之前，干部教育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是没有问题的。如在1940年春延安掀起的学习热潮中，中央机关办起许多学习小组，其中由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两个理论学习小组还被评为模范小组。后来陈云多次谈到这一时期的学习特别是哲学学习使他受益终生。 

　　但总体来看，囿于师资力量薄弱、理论水平不高等主客观条件，理论学习教育过程中也出现了学用分离、教条主义、忽视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问题。 

　　为扭转干部教育中“讲课讲条条，考试考条条，学员背条条”的状况，毛泽东亲力亲为，率先垂范。他大声疾呼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一针见血、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16]。在毛泽东示范引领下，延安干部教育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是调整或改组干部学校，加强教育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1941年，把马列学院改组成立中央马列研究院，使之成为中央级学术机构，突显了中央对用马列主义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问题的高度重视。1941年7月，在两次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决定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三校合并，命名为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说，过去的学习，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比较严重的情况，导致干部不能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为纠正偏差、解决问题，他指出，“我党实行整顿学校，变成正规化，纠正不切实习惯。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17]。时任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哲学家艾思奇，同吴玉章的认识完全一致，指出：“这次党所提倡的学习教育上的新方法是使学习教育更联系中国的实际。”^[18]             

　　二是干部教育的地位、内容和方法得到明确，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1941年12月，党中央接连颁布《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文件。《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要求，“多读、多看、多研究、多注重其实际应用，而反对空洞的形式的所学非所用的学习方法”^[19]。《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针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倾向，要求纠正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相脱节的毛病，明确指出：“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20] 

　　为真正改变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状况，1942年2月，毛泽东到中央党校专门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上和革命实践中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科学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并作出理论上的说明。 

　　为贯彻毛泽东整风报告的精神，紧接着在2月底，中央政治局作出并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21]《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论教育四个方面。第一，业务教育，一切在职干部都必须参加，就是“做什么、学什么”。学习内容包括：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等。第二，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所有干部都要参加。通过政治教育，扩大干部眼界，革除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缺点。第三，文化教育，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来说，这是学习的中心，包括国文、政治、历史、社会、地理、自然、算术等。第四，理论教育，对高中级干部来说，这是业务学习、政治学习之外的必学内容。“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22]。《决定》强调在职干部教育以自学为主，并加以集体讨论和指导。《决定》还指出，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干部健康为原则，因在职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 

　　《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干部在职教育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干部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措施、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是延安开展干部教育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在职干部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理论联系实际贯穿于整个干部教育过程，逐渐成为干部教育的一种风气、习惯和制度。此时也正值抗战最困难时期，各类学校和机关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压缩了干部学校教育规模，在职教育成为干部教育的主要和主导形式。 

　　（三）干部教育取得的重大成就 

　　通过教育工作的开展，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有力配合和推动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特别是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凝聚全党共识，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决议和有关重要文件，进一步分清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自觉用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思想武装自己，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延安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不仅是革命的圣地，也是教育和培养干部的殿堂。大批干部在延安学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道”，政治觉悟、理论水平、政策和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延安“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23]。延安教育培养出来的广大干部走向全国各地，把在延安学到的理论成功运用于指导各地的革命实践。 

　　三、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并积极推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谱写了党的干部教育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 

　　第一，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鉴于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党中央刚到陕北所作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就明确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纽带，是不能成功的”^[24]。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广大干部明确政治方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正如毛泽东所说，“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25]。通过各种在校学习、在职教育特别是整风教育，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思想理论基础。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指出的那样，“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26]。 

　　第二，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前进的旗帜。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不同，它更强调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更加重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毛泽东指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27]针对一段时间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影响尚没肃清、理论脱离实际较为严重的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8]通过延安整风，通过学习教育，全党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29]。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全党自觉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真正实现了“为党育才”。 

　　第三，必须始终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于工作大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一以贯之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华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是“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30]。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指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31]。及至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32]。这个政治路线也是党的工作大局。广大干部主动服从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开展学习、接受教育、提高本领，在全民族抗战中把自己塑造成了毛泽东所希望和要求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33]的干部。这使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也成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四，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一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他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34]。然而遗憾的是，干部教育工作中还是出现了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为扭转这一局面，党中央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35]毛泽东也总结指出，“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36]。经过延安整风，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认识到，理论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全在于指导中国革命，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正如谢觉哉所说：“弄到箭——学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件事；看清靶——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是一件事；学会射——瞄准靶、手法稳——是又一件事。”^[37]弄到箭、看清靶、射得准，体现了“由学到用、到会用”的不断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也即实事求是的过程。正是由于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广大干部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提高一步”的要求——既有政策理论水平又有实际工作能力，成为独当一面、解决问题的行家里手。 

　　第五，必须坚持因材施教，以多种形式提升教学效果。针对干部岗位、级别、水平等差异，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张闻天指出：“依照程度，由浅入深，由近（中国）到远（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不要贪多，不要好高骛远，多采讨论方式”^[38]。中央下发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也明确要求，“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39]。在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大学习范围内，所有干部都必须参加政治教育，但职务不同和级别不同的干部进行政治学习的比重不同。多种形式的教学最终还要通过必要的考核来检验学习成效。考核也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方法。比如，1942年6月下旬至7月初，中央党校对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进行了考试，彭真为这次考试拟定了考题，并报请毛泽东审定，内容包括：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有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过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40]等等。这就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落实在每个学员的身上，真正巩固了学习效果，推动了干部的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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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7. 

　　[3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2. 

　　[37]谢觉哉.一得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86. 

　　[40]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