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的一生，在党校干部教育的大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他不仅常年站在教学一线亲自授课，而且重视从教学计划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加强党校工作；矢志不渝地坚持和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贴近实际、贴近学员、贴近群众，是带着乡土气息、富有人间情味的大理论家、大教育家。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 

　　我们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是伴随着党的革命、建设、改革而同向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党实施全面抗战路线，迅速开创了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但同时出现了干部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分局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9年1月，北方局党校成立，1942年2月，杨献珍由北方局秘书长调任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主持北方局党校的日常工作。1944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宣告结束，党校人员转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 

　　1946年5月，杨献珍和中央党校干部队帮助创办晋察冀中央局党校，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际主持教学和行政工作。那时候，他就很注意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有一次，他问一个学员：“什么是毛泽东思想？”那个学员回答：“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又进一步问：“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那个学员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答上来。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到，帮助这些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应该帮助他们解决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帮助他们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成为杨献珍在党校干部教育生涯中始终高度重视的中心问题。 

　　解放全中国、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前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很多新的课题，提高全党首先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一些党员和干部理论水平不高，后来又犯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延安整风批评和纠正了教条主义，使广大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基本方向，使党的理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解放战争初期，一些同志又忽视了理论学习，“经验主义已经成为党内思想中主要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要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做好接管城市后的各项工作，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就“必须提高一步”，不但“要提高，还要普及”。 

　　1948年7月24日，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担任院长，之后明确杨献珍任教育长。按照中央决定，马列学院的任务为“比较有系统的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招生对象为“参加过实际工作（参加学生运动及其他政治运动在内）5年以上，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相当的思考能力，政治正派，文化程度要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水平，身体健康，党龄不拘”。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到马列学院为学员作第一次讲话，指出：“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 

　　要落实中央关于培养好党校学员的指示精神，制定教学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制订好教学计划，杨献珍研究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关于党校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得到发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他充分考虑了党的高级、中级干部的实际情况，统筹课程安排、教学进程、教学方法等，还多次征求胡乔木、安子文等其他党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制定了马列学院第一期的教学计划，即：学习时间一年半，分三个学期，第一学期主要学习中外史地的普通常识，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着重现代史）、近代西方史、世界经济地理；第二学期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政治科学、哲学；第三学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进行专题研究。为锻炼学员的政治与写作能力，每学期还安排规定文章作法和作文的功课。 

　　可以说，这个教学计划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于开办马列学院的指导思想，也反映了杨献珍关于党校教育的思想。 

　　一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要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在联系，有重点，有计划地学习这三个组成部分，既不是零碎地随意地学几本原著，也不是全面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典著作。 

　　二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杨献珍在历次教学计划及教学活动中，都紧紧坚持这一方针，尤其是把延安整风经验引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强调既要理论联系工作实际，用以改造客观世界，又要联系学员自己的思想实际，用以改造主观世界，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尤其痛恨那种“短笛无腔信口吹”的不负责任的慵懒作风，反对那种讲哲学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事物之间机械的外部联系说成是“矛盾”的信口开河，说讲哲学不能是“即兴赋诗”，强调密切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三要以学习原著为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著说的最清楚最可靠，只有通过学习原著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阅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手著作上。 

　　四要倡导自学为主。一个人学习的好坏基本上取决于自己，所以自学理所应当成为党校的主要学习方式。教员讲课固然重要，可以为学员指引思路，启发思考，帮助克服难点；集中讨论也必不可少，可以相互启发，帮助学员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问题，有些疑难问题和错误的理解，也可以在讨论中得到解决，但这些都代替不了自学，只有个人深入的思考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 

　　1953年是马列学院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的一年，中央决定马列学院分设两部，第一部专门培养高等学校、党校的马列主义师资干部，第二部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中央任命杨献珍为副院长，调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侯维煜为副院长兼第二部主任，胡绳为第一部主任。杨献珍总结了马列学院开办四年多来的经验，在广泛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列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及若干年内的发展前景都做了深入研究，5月23日向毛泽东及党中央正式上报了《关于马列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的报告》，提出马列学院五年内的建设计划，并第一次提出“十六字教学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1956年经中宣部报请中央决定改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 

　　杨献珍希望马列学院引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以延安整风的精神学习理论，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通过执行“十六字教学方针”，充分发挥学员潜在的思想能力和政治经验，在中心课程和关键问题上，给以较充分的时间，使之集中精力、深入钻研、反复思考，最终有效运用于实际工作中。 

　　1953年8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决定》，规定党校的教学方针必须是“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这个文件经过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各中央局理论处长座谈会讨论后发至全国，于是“十六字教学方针”也就成了全国党校的教学方针。这是杨献珍为党校事业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加强教员与教研室自身建设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标志着我国即将开始进入一个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新时期。这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转折，党校事业也同样迎来发展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就在这一年，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8月1日起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主要轮训党的高级干部，设两种班次：研究班，招收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和中央机关政府部长及与此相当的领导干部；普通班，招收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中央和地方的司局级干部以及与此相当的大厂矿厂长、党委书记一级领导干部，学习时间一年。同时也招收师资班和新闻干部班。杨献珍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长。 

　　中央对直属高级党校做出的安排部署，目的是适应新时期新形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教学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决定了教学质量，党校教师的政治方向，决定了党校的方向，决定了党校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但杨献珍也清醒认识到，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任务，党校的教学力量还远不能与教学任务相适应，因此，教研室和教学队伍的建设成为杨献珍在直属高级党校之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正确树立培养教学干部的目标。杨献珍一贯强调，党校的教学是为了使学员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牢固地、比较完整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此教学干部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他在高级党校第二次党代会的闭幕式上作会议总结时指出：“在我们的教学中应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在讲课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二、反过来，如何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高度上来认识。” 

　　二是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是培养教学干部的基本途径。杨献珍根据党校情况，认为党校的科研工作与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单位不同，不能脱离教学，必须实行“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科研为教学服务”的方针，各教研室担负教学任务的同志应该把有计划地阅读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写出有创造性的讲稿作为研究的主要形式，以研究的成效推动教学力量的增长。 

　　三是建立学衔制度。杨献珍认为，这是建立一支坚强的教学队伍、使教学人员安心工作的有力手段。校委会于9月24日确定讲师、助教各12人，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各1人。这一制度促进了教员专注于学术研究，树立起理论教学工作的事业理想。 

　　四是密切联系实际培养教员。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杨献珍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深刻感到，党的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同样也是党校教学中的主要课题，全党需要研究，党校更需要研究。于是，经校党委讨论后，他布置各部班学员集中学习党的八大文件，要求各教研室以学习党的八大文件为中心，结合教学业务进行科学研究，制定科研规划、确定研究专题，召开理论讨论会或座谈会等，营造了浓厚的科学研究氛围。 

　　五是因材施教。杨献珍非常关心教学干部的成长，要求他们熟悉本专业的理论，成为本专业的专家。对于那些理论基础较好、讲课受欢迎的人，给予重担，比如推荐给中央负责同志兼任秘书，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写重要文章，到外单位作学术报告等。对于刚从大学毕业来校工作的青年教师，他要求他们加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特别是加强实际工作锻炼，鼓励他们到基层做调查研究。 

　　六是加强教研室建设。杨献珍明确，教研室的任务要主管本门学科的全部教学工作，包括制定并实施教学计划、编写教学提纲、检查了解学习情况、考试、总结等，实行专业专管的责任制度；负责本门学科教学过程中的思想工作，及时了解学员思想情况；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他还把哲学课作为体现教研室建设的试验田，亲自带领哲学教研室的教师围绕教学方针进行教学总结，让大家通过这种方式积累教学经验，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果。1955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杨献珍直接领导并多次修改后的《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这为后来马列学院以及改制后的直属高级党校各学科教研室建设和教学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三、敬畏课堂，“春风风人” 

　　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岁月中，除了受“文革”影响，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既要从宏观上考虑干部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还要主持日常工作，管理全校学习和工作人员的衣食住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站在讲堂一线，对哲学教学工作抱有高度的敬畏和热忱，许多有效的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至今启迪和鼓舞着后人。 

　　杨献珍曾在回忆他在北方局党校授课时的场景说：“我没有什么治学经验，只不过读书比较认真罢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读书更要认真。不懂就是不懂，不可装懂。”实际上，他在担任北方局党校教育长之前，也一直在此任教，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他仍然保持如履如临的态度对待备课，总是要从头学起、从头准备，甚至在那样特殊困难的环境条件下，搜集了十几本《列宁选集》，作为备课的重要参考。他说：“我自己讲的，自己一定要弄清楚，我不弄清楚就不敢去上课。自己弄不清楚就去上课，那不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吗？！”他讲授理论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充分思考、充分调研，特别是重视研究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比如，他在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哲学问题的时候，感到有些困难，讲来讲去都比较抽象。于是就经常到北方局去听区党委的汇报，这些汇报内容丰富生动，给他提供了联系实际的很多材料，“听得多了，讲起哲学来也就能联系实际了。”所以，很多学员反映，他讲的课不仅分析原理深刻、精辟，而且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密切联系实际，引用学员干部熟悉的许多事例加以印证，用极为生动的语言解释艰深的理论问题，从而加深了学员们对理论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和通俗化方面发挥了十分有益的作用。梳理他过去大量文稿和讲话，我们发现他留下了很多理论金句和思想闪光点。 

　　“哲学是工具”——关于为什么要学哲学，杨献珍打消了学员对学哲学的神秘观念，端正对学习哲学的认识。他说，哲学是工具，要学会用工具来观察国家命运、人类命运。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里，不学习哲学，就体会不到毛泽东著作里的哲学思想，学了哲学，才能领会毛泽东著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中共党史，都有这样的不同。 

　　“自己学会点石成金的本领”——1948年冬，杨献珍给马列学院的学员授课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长着一个神仙指头，能够点石成金。一天，他向他的朋友说，你看你喜欢什么东西，我可以把你所喜欢的东西给你点成金子。他的朋友摇摇头说，他什么也不要他点，但把眼睛紧瞅着他的那个神仙指头，说，我别的不要，我只想要你那个指头。因为我有了你那个指头，我自己就会点石成金了。杨献珍借这个故事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要克服教条主义错误，自己通过学会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会点石成金的本领，这样，当遇到任何新的具体实际问题、书本上没有学过的问题，才能独立地分析、处理、解决。 

　　“有的放矢”——杨献珍在教学生涯中一直非常强调，学员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有的放矢”。“矢”就是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时候，一些学员轻视理论，觉得离自己的工作太远，甚至觉得学哲学神秘得很，是少数人的事。杨献珍批评这种观点认识，一针见血地说，怕学习方法，是没有“矢”，不知实际何在，是没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武器，是“老老实实地讲道理，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道理，没有丝毫神秘之处”。学员要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有的放矢”。在马列学院期间，杨献珍还指导学员支部办了一份墙报，名字就叫《有的放矢》。这是开展思想争论、练习写文章的重要场所，推动学习前进的有力工具，从开学到1948年底的一个多月就出了6期，投稿学员相当于全体学员的二分之一。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就是“钻进去”“走出来”。对于有的同志反映经典著作不易读懂的问题，杨献珍说，只要肯钻，没有钻不进去的。他强调，学习要自觉注意客观性、全面性、深刻性，探求问题本质。钻问题不要钻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例如研究什么“生产关系如何在三度空间中存在”之类的问题。这样研究问题，就是不懂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不懂得学哲学到底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也不要光钻不出，那就会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参考材料不要光到图书馆去找，还应当到实际生活中去找。哲学中的抽象道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抽取出来的，抽象的东西不易懂，但一参考实际生活，就是说把抽象的道理再返回实际生活，就好懂了。 

　　生活处处是“实际”——杨献珍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最生动的实际之中，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不予注意。古人教人要学会读无字之书，就是教人向现实学习。学员要保持对新事物的敏锐察觉，随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关注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在具体学习中，个人围绕具体生活产生的困惑、小组讨论产生的对某些问题的不同意见，凡是存在着问题，就是实际。学会认识和解决这些思想“包袱”，也恰恰是融会贯通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好方法。 

　　杨献珍讲课从来不是一本教案讲到底，为了有针对性地教学，他讲同一个问题时，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内容的讲稿。比如讲“为什么要学哲学”，仅收集在他文集中的文章，就有四五处内容各不相同的解释。阐释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贯穿他教学的始终，但也是常讲常新，让学员每次听来，都有新的收获。他的讲课方式也很多样，有时是依据教学大纲讲课，有时对哲学中某些重要问题或某一部经典著作进行专题式讲授，有时是为学员领读，对其中比较难懂的段落，还逐句逐段地进行解说。 

　　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经常参加学员的小组会、支部会，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和他们对教学及其他各项工作的批评建议。每次讲课之前，都要收集听课人的思想状况；各班学员在学习期间写的思想总结，他也认真研究，有的就地转化成授课内容。他平时很注意倾听各种意见，密切关注学员的思想动态，使教学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更有针对性，更有成效。 

　　还有一次，在谈到党风问题时，他激动地说：“一个党有一个好的作风是完全必要的。《诗经》上有一句话叫做‘春风风人’。在这里，前一个‘风’是名词，意思是春风，后一个‘风’是动词，作‘吹’讲。好的党风就像春风一样，给人以温暖，可以密切党群之间的关系。”恰在此时，窗外雪花纷扬，他幽默地说：“春风吹来了，这雪花不等落地就会化掉的。你们把这个问题研究好。它也会变成融化雪花的春风，起到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作用。” 

　　四、为人师表，关心后辈 

　　他在党校职位虽高，但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领导，讲课时态度诚挚、循循善诱，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总是和学员、干部们吃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1946年9月，晋察冀党校在国民党进攻下被迫撤离，学员们开始漫长的跋涉，一路上，由于没有固定的教室，上课往往就在露天的空地上，北方的深秋就已经冷得刺骨，杨献珍也总是在逼人的寒风中讲课，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当时党校给杨献珍配了一匹马，但他始终不肯骑，要么让给病号，要么为学员们驮行李。后来党校（马列学院）正规化以后，他每天在校内散步时遇见学员，也总是亲切地问长问短，谈天说地。在学员眼中，他不仅是个可尊敬的教师、理论家、领导干部，而且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大家愿意接近他，向他倾吐心怀，希望能得到他的教诲和指点。 

　　他也是一位很有棱角、富于批判精神的理论工作者。在我们党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他对于曾经出现的假共产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革命批判精神，发表了一些破除错误思想、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论文章，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和赞赏。 

　　杨献珍非常关心后辈，厚爱有加。他晚年收到很多来信，其中不少是年轻人，他往往不吝赐教，不仅充分答疑释惑，而且对那些经济困难、无力买书的青年，也都慷慨相送。有一次，一位青年在信中向他讨教做学问之道，他回信说：“做学问，契而不舍的精神是要坚持的，但不要绝对化，孔子有一句话，叫做‘多闻阙疑’，可用来补充‘契而不舍’，这就是辩证法。所阙之‘疑’，在读书过程中，说不定哪一天会遇到解释，那时问题就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