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面临快速发展的背景 

　　党成立初期受限于外部条件和环境，组织规模较小，干部教育亦缺乏系统性和规模性。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党向“大的群众党”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使党面临干部不足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快速发展的。 

　　（一）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对干部教育带来的新挑战 

　　1923年6月，陈独秀在党的三大指出，经过共产国际代表的说服，中共由“不切合实际的”向“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转变，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随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确立了在“保存我们的组织”基础上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并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2]次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为国民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工农运动日渐勃兴，各地工会与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全国城乡1700万名各界群众广泛参与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革命新高潮。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快速发展，干部需求也急剧增加。全国各地党组织普遍感到“人材缺乏的饥荒”。^[3]由此，党面临干部数量紧缺与革命运动需要大量干部的供需矛盾，成为推动干部教育快速发展的直接历史背景。在此背景下，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名义或合作形式，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等各类学校，获得了相对公开的活动空间及部分资源，在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的机会也随之增多。 

　　（二）党组织自身建设发展对干部教育提出新需求 

　　随着组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各级组织机构的健全，党逐步认识到，党必须由原先的“宣传小团体的工作”发展至“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4]为此，中共中央在五卅运动后及时调整党员发展政策，于1925年8月31日发出通告，申明党在“极须发展之际”将变通介绍新党员的办法，简化入党流程与时间。据统计，1925年9月，全国党员数量由大革命前的420人（1923年6月数据），增至3164名，并在此后几年内快速增长，直至1927年5月时，全国已有党员57967名。 

　　然而，党员干部数量并未与党员数量同步增长。据1926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至少需要区委、地委或部委、特支干部355名，但当时仅有120名。由于干部不足，上海地区不仅出现“工作扩大，实际负责人太少”^[5]以至不够分配工作的难题，同时，在党的干部思想、工作中还存在“负责人大多数缺少计划，并有敷衍与欺骗之言行”，如“存心延宕工作，不肯自动的找新的工作做；对上级机关的报告，每多夸张其词，不符实际，发生疲乏、迟缓、不负责任，或英雄色彩过重”等情况。^[6]中共湖南区委也面临“党务日益发展，工作日益复杂……此时不仅钱成问题，人才尤成问题”的困境。^[7]可见，彼时党组织亟需大量忠诚可靠、能力胜任的骨干力量。 

　　此外，由于当时不少党的骨干力量在国民党组织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专注中共事务工作的干部尤为缺乏。例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1925年9月，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中两人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人是共产党员。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指出：“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8]在此情形下，党深切认识到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的困境。1926年，蔡和森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内存在干部数量未能与党的发展同步提升的问题，应将培养干部作为改进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 

　　（三）丰富的革命实践使党对干部教育有了新认识 

　　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党越来越认识到广泛开展党内教育的紧迫性。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团中央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随后，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提出既要对内开展“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也要对外进行“宣传鼓动”工作。^[9]次月，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了关于党内教育的专门文件《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对党内教学教育方法、教学材料、教学内容等问题予以规定。1924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10]同年，中央还就中央机关报的分配与推销制定办法，认为“党内教育党外宣传均极重要，希望同志们努力实行，切勿玩忽”^[11]。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精力投入国民革命的事务中，虽出台了党内教育的相关文件，但在实际中并未严格执行。党的四大曾明确批评党内教育的缺失，认为“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12]到1925年10月，为实现建设群众性政党的目标，党从发展党内教育、干部教育入手，提出应妥善处理发展党员与党员教育的关系。中央认为，“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是不可能的，应使革命分子加入党后“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13]中央还将“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应当不断的增高”视为“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要求“每一党员不但自己应当能为党的政策而奋斗，而且应当会引导别人去奋斗，发展党的势力到群众中去”。^[14]1926年4月，党进一步认识到培养干部与巩固群众基础之间的密切关联。中共中央将训练出一大批下级干部人才看作是党“真正成为群众的大党”的前提，团中央也将“下级干部之人材缺乏”视为下级机关政策未能在群众中执行的原因。 

　　在明确党内教育重要性的同时，党对于建设党校的认识也有所深化。1924年5月，中共中央首次正式提出“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主张。为了起到教育党员与规范党校教材的作用，中央还规定，“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特别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指导党报工作。^[15]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重申了开办党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要求不仅要将支部作为党内教育机关，还要“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16]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宣传问题议决案》，讨论“现时革命高潮之中”如何开展干部教育以培养“鼓动和宣传的人才”。该文件不仅规定要按照教育对象分别设置普通党校（训练工人党员）和高级党校（训练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还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避免脱离群众的教育方法，以此“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17]1926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强调，“竭力养成工作人才”，并要求中央宣传部编著《革命常识》《党务常识》等党校课本,推动完善党校的教育教学体系。^[18] 

　　可见，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和文件日益强调党内教育与党校培养骨干人才的紧迫性，也有意识地探索并初步构建了干部教育领域的制度性框架。期间，党通过决议、通告等方式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的具体要求，例如《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等等，这些都标志着党在干部教育领域开始从分散化实践向制度化推进转型。尽管在具体实践中，各类干部教育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在教学内容设置、学员选派、学制要求、教学管理、师资配置等方面均具有一定共性特征，展现了党有意识地推动干部教育从经验性做法迈向初步制度化建设的努力，为后来党的干部教育体系的成熟与完善提供了制度雏形。 

　　（四）共产国际加强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导 

　　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对当时党的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1924年6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明确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最后战胜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的残余’”，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此，必须最大限度动员广大党员参与理论学习。^[19]对于共产党的党校系统构成，共产国际要求其应同时包括最高的中央党校和最低的各种各样的初级训练班（夜校、定期讲座、星期日学校等）。为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建设，共产国际决定向中共组织的训练班派遣俄文教师，并派代表前往中国调查党校开设情况。在此影响下，党的四大通过决议指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20] 

　　随着五卅运动后革命高潮的迭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识到党内教育存在薄弱环节。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作为苏联考察团团长在前往中国考察后指出，中共“如果对党组织进行必要的党的政治教育，那么党组织的力量就会得到增强，就有可能提高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水平”。因此必须将“开展、深化、改进和加强内部教育工作”作为“重要任务之一”。^[21]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进一步要求中共加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导方针促使我党更为重视党内教育问题。 

　　二、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主要途径 

　　在大革命时期复杂艰险的斗争环境及党组织快速壮大的双重背景下，党将干部教育置于重要地位，借助国共合作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主要通过创办党校与干部训练班、创办工农干部教学机构、国共合作创办干部学校等途径，积极开展干部教育工作。 

　　（一）创办党校与干部训练班 

　　党校是为党培养积极分子与骨干成员的重要机构。自中共中央首次正式提出设立党校后，党依托自身组织力量，在革命形势较好、组织基础稳固的地区创办了一批由党直接领导和管理的干部学校与干部训练班。 

　　安源党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党校。1924年12月，中共安源地委创办了安源党校，由刘少奇兼任校长，任岳具体负责工作。学员主要为工人党员中的骨干分子，学习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运史》等课程，每周授课三次。^[22]虽然1925年9月即因北洋军阀镇压而关闭，但安源党校开启了中共独立创办正规干部教育机构的先河，为安源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培养了领导骨干。1926年9月，中共中央基于革命形势，要求“沪粤湘鄂四区都即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才”。^[23]此后，北方区委党校、湘区党校、上海区委党校、粤区党校、两湖党校等党校相继成立。这些党校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下创办，却也存在一些共性。例如参与学员均由各级党组织严格选派，办学地点因考虑隐蔽需求常常改变，教学内容紧密围绕革命理论与现实需要，参与教师也多为理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部分为苏联留学归国人员。这些地方党校虽然运作规模有限，且其中大多数最终均因革命环境恶化而被迫停办，但对提升地方干部素质与推动地方革命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考虑到无法大规模公开创办党校的困境，各地各级党组织还根据实际需要创办了大批时间短、针对性强的干部训练班，旨在为领导罢工、支部建设培养大批骨干。以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为例，1925年8月，上海地方党组织在引翔港、小沙渡和印刷工会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团上海地委也在党、团组织指导下开办了2期共40余人的暑期训练班，且“有相当成绩”。王若飞、罗亦农、赵世炎等上海区委及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均曾前往干部训练班授课。此后，上海党组织多次组织高级训练班与专门训练班，通过各类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快速培育干部，为后续中共中央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除了上海地区，湖南区委对党员的理论教育和训练也颇为重视。湖南地区的党、团区委曾联合举办了多期暑假和寒假党校，向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据李维汉回忆：“学习的内容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县、市级领导干部靠自学，阅读《向导》《新青年》的理论书籍”。^[24] 

　　（二）创办工农干部教学机构 

　　国共合作期间，党明确强调思想教育的目的是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随着各地的工会、农会组织的陆续建立，培养工农干部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工人教育决议案》，其中规定，对工人的教育活动要“明确地站在我们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在内容上要“引用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社会之罪恶”，以此“唤醒工人阶级觉悟”。次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创办工人运动研究学校（后更名为劳动学院），院长由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邓中夏担任。该校教师包括刘少奇、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等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人以及部分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成员，学员都是从工人运动中选拔出来的各级工会的领袖人物。课程根据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开设，要求学员经过学习后能“担负在民族革命先锋队的作战计划，领导工人群众完成民族革命的工作；担负工人阶级自身解放使命的任务”。该学院共招生三届，实际培养的工运干部近千人。 

　　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通过工会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工人夜校。例如，共产党人张佐臣、杨之华在上海主持创办工人夜校，对英美烟厂工人实行免费教育。在夜校的识字课本中，第一课就包含了“天下工人都是自己人”以及反对资本家的剥削欺压等相关内容，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同一时期，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其他城市也开设了许多工人学校、业余学习班，面向工人群众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工人教育组织吸收和培养了大量工人进步分子，增强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意识，为增强党的组织力量奠定了阶级基础。 

　　除了面向工人的干部教育，农民干部教育工作也日趋体系化。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间，毛泽东、彭湃在广州以“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工作”为目的，连续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根据农民自身特点，在课程安排中既设置了有关国民革命基础知识、农民运动理论等内容，也设置了集会结社、实地调查、实习宣传等实践内容，有效培养了兼具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的农民骨干。毛泽东尤其重视实践性教学。1926年8月，他领导和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实习，要求学员们深入农民群众中，考察农会组织，体验农民劳动，虚心学习他们的经验。学生接受农民运动理论教育后再“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坚定了他们参与农民运动的决心。^[25] 

　　据统计，六届农民讲习所前后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722名学员毕业，为中共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有力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部分学员在回到家乡后也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学模式，举办农讲所以培养当地的农运人才。例如广西学员韦拔群、陈伯民回乡后根据学习经历在家乡举办了农讲所与农民协会，并组织农军，推动了右江地区的奉议、凤山等县的农民运动的兴起。^[26]到1927年3月底，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已遍及17个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万人。这些农会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向农民普及基本文化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为推动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 

　　（三）国共合作创办干部学校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通过合作创办干部学校的方式，为国民革命培养人才。其中，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作为典型代表，分别在政治理论人才与军事干部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二者共同构成了大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中坚力量。 

　　上海大学在国共合作的浪潮中创办与发展，确定了培养建国人才、担起救国重任的办学目标，迅速成长为全国知名的革命学府。党在上海大学尤其是社会学系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学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开设基于马列经典著作的专业课程。瞿秋白、施存统等党内理论骨干先后担任系主任，引领学科建设方向，使社会学系逐步发展成为上海大学规模最大的系。其中，1926年毕业生中社会学系学生占比近70%。在教学实践方面，上海大学创新教育模式，鼓励学生组建社会问题研究会、孤星社等学术社团，并依托《湘锋》《民国日报》等进步刊物，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思想的研讨与宣传。同时，组织学生深入工人阶级，创办平民学校、工人夜校及工人俱乐部等机构，为工人运动培养骨干力量。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革命实践能力，更让上海大学成为党培养和输送干部的重要阵地。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办与管理。黄埔军校以“养成革命军干部军官”为办学宗旨，将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党在政治教育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1924年11月，周恩来在就任政治部主任后，对军校政治教育体系进行了系统性改革，通过设立指导、秘书、编纂三股，完善政治部组织架构，并推行党代表制度，强化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同时，明确将帝国主义侵华史、社会主义思潮等内容纳入核心课程，以“十个彻底了解”为目标，构建起涵盖26门课程的政治教育体系。这些举措推动了黄埔军校“由单纯军事院校向军事政治并重”院校的转型，为党的军事与政治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国共合作创办的干部学校，作为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共产党的主导与推动下，构建起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政治培养与军事训练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党的干部教育积累了经验。这些学校培养出的大批政治坚定、能力突出的革命干部，为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主要特点 

　　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党应时、应需调整干部教育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中呈现出鲜明的独特风貌。 

　　革命斗争导向性。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始终围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目标，致力于培养既具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也具有较高实际工作能力的骨干力量。中共中央提出，高级党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能够承担重要革命任务的人才，整个办学过程都应紧密围绕党的革命需要展开。在此要求下，1925年12月创办的上海区委党校以鲜明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意识塑造培育干部，设置“资本主义特征及其崩坏”“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解放”“目前中国各种社会阶级之倾向与吾党之策略”“目前的政局与国民革命的工作”等主要课程，既关注干部理论素质的提升，也关注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革命工作的开展。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创办的劳动学院也具有明确的办学宗旨，两届招生分别以“研究工人运动，养成工会人才”“为培养职工运动人才，使有革命知识和工会工作的才能”为招生宗旨，紧密结合革命斗争任务，致力于工会人才与工运人才的培养。 

　　针对性与速成性。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强调学以致用，根据教学群体调整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较为注重教育实效性与针对性。例如，课程内容设置大多结合当时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上海区委组织部曾要求训练班举办时应结合“反日罢工”“陈阿堂案”“北方军阀正争地盘”“北方人民之困苦”等教育的事实材料。浦东部委也要求课程内容应“多半偏重于革命的历史”，目的是为激发同志兴趣、促进课程内容的对外宣传。为尽快培养能投入革命实践的干部，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多注重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将所学内容迅速在革命斗争中运用与检验。比如，在湖北省总工会创办的工人纠察队训练班中，训练班的女工纠察队员在受训后参与了群众集会的秩序维持工作以及宣传、募捐等相关实践活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甚至直接参与平定麻城“红枪会”叛乱等武装斗争，使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对革命斗争理论的理解。 

　　灵活性与适应性。大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办学形式不断丰富，形成了多种教学模式，基本涵盖了此后革命时期的主要干部教育形式。具体而言，既有党校、农讲所等正规学校，不同主题的短期训练班，也有与国民党合办的干部教育学校，实现了办学规模与质量的同步提升。针对不同教学对象，拓展教学方式。面对革命斗争形势的高涨，党在具体的革命活动中也进行了灵活多样的宣传鼓动工作，包括游行示威、发表宣言或电文、现场演讲、张贴标语等，增强骨干成员和参与群众思想觉悟和斗争意识。开展纪念会、纪念日等纪念活动，也是党对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教育启蒙的重要方式。例如，列宁逝世后，李大钊连续发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列宁不死》等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列宁革命精神、列宁学说相关纪念活动，以此引导工人主动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通过多样化的培养模式，有效迅速培养出一批阶级觉悟高、实践能力强的干部，也在整体上提升了工人群体的政治觉悟。 

　　主动性与自主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框架下，我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既发扬了主动性，充分利用合作条件推进革命力量建设，又坚持了自主性，始终坚守思想理论阵地。在组织形式上，党把握国共合作的历史机遇，以国民党名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员养习所等各类训练机构。虽然此类机构多冠以国民党名义，但授课教师多为共产党员，实际教育主导权仍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例如青年训育养成所聘任的讲师中多人为共产党员，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中担任班主任，李富春也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中担任理事兼班主任。农民讲习所、黄埔军校、上海大学等国共合作办学机构中，大批骨干成员为共产党员或在后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党组织还以国民党名义在杨树浦、吴淞、小沙渡、浦东等工人集中区域建立工人进德会、沪西工人俱乐部等组织，带领进步分子深入工人家庭访贫问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提升联系群众的工作能力。这种干部教育策略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风险，同时确保了教育内容的革命性，为党的干部教育探索了方法与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过程中始终维护革命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思想侵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在《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向导》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既有对国民革命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也有对国民党右派错误言论的直接反驳。例如《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斥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等文章即通过对国民党党内纠纷、国共关系等方面的详细介绍，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破坏活动，号召国民党应“把真实的民众势力建筑起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这种思想斗争确保了党的干部教育的正确革命方向。 

　　四、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现实启示 

　　大革命时期是党的干部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为党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深入探究并汲取这一时期干部教育的现实启示，对于新时代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坚持问题导向的教育定位 

　　回溯历史，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并卓有成效，原因之一在于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党敏锐地意识到革命力量弱小与斗争任务艰巨之间的矛盾，急需培养一批在党的领导下能够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骨干力量。为此，各地干部教育的教学内容均聚焦革命理论与党的任务，服务于夺取革命胜利、壮大党的革命队伍这一紧迫的时代课题。 

　　进入新时代，干部教育体系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坚持问题导向”作为干部教育的方法论，其内涵因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而更加丰富。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关乎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新课题，构成了新时代干部教育的“靶向坐标”。这就要求干部教育必须打破“大水漫灌”的粗放模式，确立“问题导向”的教育定位。在干部教育内容设置上，必须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例如，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设置数字经济、碳交易、基层治理等专业化课程模块；建立动态案例更新机制，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创新经验案例、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案例等鲜活实践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只有与时俱进推动课程内容的更新完善，促使干部教育紧密契合党的政治路线和现实斗争需要，锻造出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破解发展难题的高素质专业化骨干队伍，才能确保党的干部队伍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坚持实践嵌入的培养路径 

　　强化实践教育，加强调查研究，引导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是大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留给当代的重要经验。当时，国共合作形势复杂，工农运动急剧发展，加上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使干部不能仅在课堂中学习成长，而要在斗争实践中得以锤炼。1927年，罗亦农认为上海市、区党部的组织训练班存在一些问题，即“课程太长而虚空，没有感觉到目前政治紧张的潮流，只是书院研究派气”，批评这是重理论性而轻实践性的表现。^[27]可见，虽然讲好、讲透理论是干部教育的基本要求，但是只有改变单纯采取理论灌输的教学形式，使干部在与人民群众联系的具体实践中去感受与思考，才能真正促进理论入脑入心。 

　　大革命时期的实践表明，理论联系实际是干部教育的重要原则。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干部队伍面临“本领恐慌”与“思想僵化”的双重挑战。据调研显示，62%的受访干部认为“理论转化能力不足”是制约工作成效的主要瓶颈，这凸显了深化理论武装与实践锻炼融合的紧迫性。因此，要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切实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新征程上，干部教育应继承这一传统，注重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用转化。一方面，通过建立常态化基层联系点、选派干部参与重大项目挂职锻炼、开展典型案例深度研讨等多元路径，推动广大干部真正沉到改革发展第一线。另一方面，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管理等实践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领悟，培养更多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三）坚持人民立场的重点内容 

　　在复杂的大革命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土豪劣绅的反扑以及阶级阵营分化等多重挑战。因此，必须将阶级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重点内容。这一教育内容通过明确的阶级意识塑造，回答了干部“为谁革命、依靠谁革命、打击谁”的根本问题，注重培养干部掌握识别敌友的方法论。毛泽东给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专题时，就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农村。1926年上海区委支部训练班中，特别增加了关于应付“帝国主义者、军阀、大商阶级、工贼”等的课程内容，让干部增强阶级觉悟，“谋工人阶级的最后的解放”“为大家的利益去奋斗”。 

　　新时代的干部教育虽不再强调阶级斗争，但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教育中蕴含的深厚人民立场、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新时代干部教育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尤为关键的是要培养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引导干部深入基层、扎根一线，在与群众同甘共苦中增进对人民立场的理解；同时，要组织干部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等实践中锤炼本领、坚定信念，将服务人民的宗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四）坚持适时总结的动态策略 

　　为提升教学实效性，党在干部教育工作中特别注意总结并反思教育成效。1926年上海区委就曾反思1925年第一届区委党校的开办情况，认为这一期课程设置中抽象理论类课程较多，应“注重方法，分析上海状况，怎样组织及如何当书记、当宣传、当组织及如何教育同志，如何深入群众等方法”。此后，在1927年上海区委宣传部编拟的训练班课程表中，就增设了有关宣传鼓动的课程。这种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并持续优化的思路，贯穿于同期多地的干部教育实践。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清晰表明，干部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动态调适。当前，部分干部培训存在预设课程生硬执行，或是长期不更新课程内容，以及评估反馈闭环断裂的现象。对此，必须构建弹性、动态的课程体系，根据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政策法规的新变化以及学员反馈的新需求，及时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与优化，发挥党校（行政学院）的优质课程课件供给保障作用，并鼓励各单位结合实际开发高质量特色教材和案例课程。此外，可依托“网上党校”“学习强国”等在线学习平台、专门教学评议平台等多种方式建立实时反馈渠道，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并将评估结果与教学改进、学员绩效考核等挂钩，增强干部培训的实际效果。 

　　总而言之，大革命时期，在严酷环境与迫切斗争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党的干部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为此后建设更为完善的干部教育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整体仍处于制度构建的初级阶段，具有一定应急性与过渡性的特征，教育模式存在“速成化”倾向等问题。然而瑕不掩瑜，党在极端困境下实现干部教育从零散培养到初步制度化的实践探索仍有弥足珍贵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G].人民出版社,1991:277. 

　　[2][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3卷）[G].人民出版社,2022:284、298,523-524.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G].人民出版社,2022:85. 

　　[4][12][16][2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5卷）[G].人民出版社,2022:67,63,65,62. 

　　[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G].1989:121. 

　　[6]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年—1926年）[G].1986:378. 

　　[7][2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9卷）[G].人民出版社,2022:236,210. 

　　[8]周恩来选集（上卷）[G].人民出版社,1980:112. 

　　[10][11][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4卷）[G].人民出版社,2022:180,345,180. 

　　[13][14][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6卷）[G].人民出版社,2022:242,247,245-248.  

　　[1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8卷）[G].人民出版社,2022:443、448. 

　　[19]曾成贵.锤头镰刀下——中共建党之路与共产国际[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92.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院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7）（第3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156. 

　　[22]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G].1984:226. 

　　[2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43. 

　　[25]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M].人民出版社,1987:81. 

　　[26]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1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23. 

　　[27]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927年5月）[G].1990:12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