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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教育学研究与学科目标展望
来源:《干部教育研究》     作者:张欢     2026-01-05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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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干部教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界和业界建立干部教育学的学科意识初步凸显,一系列研究成果拓展了干部教育学的分支学科。21世纪初,干部教育学步入新的实践探索阶段,领导教育学的设立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从历史和现实维度考察干部教育的学术成果逐渐增加。进入新时代,干部教育学实现了从各方呼吁到实际落地、从理论探讨到实践运作的重要转变。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干部教育学需要厘清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在学界形成基本共识,从而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干部教育学建设要始终高度重视政治性、实践性、学理性等原则,推动中国特色干部教育事业发展。

  [关键词] 干部教育;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使广大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凸显了发展干部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经验与规律的总结,并进行理论归纳,为新时代干部教育事业提供借鉴和启示。因此,干部教育学亟待发展成为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明确提出“推动设立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随后,部分高校响应号召设立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干部教育学的学术体系独立性需要更充分的论证与阐释。

  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干部教育学的萌芽与兴起 

  20世纪80年代,学界和业界建立干部教育学的学科意识初步凸显,其动力来自改革开放后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化的要求。陈野苹为柏林、许崇正主编的《干部教育学概论》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教育迅速发展,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探讨中国干部教育的基本规律,不仅对于干部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对于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2]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学界涌现了一批对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开创性、探索性意义的代表作,如柏林、许崇正主编的《干部教育学概论》(1988年出版)、王助尧等主编的《党政干部教育学概论》(1988年出版)、蒋世明主编的《干部教育概论》(1988年出版)、史遵衡著的《干部教育概论》(1988年出版)、华君主编的《干部教育概论》(1989年出版)、沈思义和秦世才著的《干部教育概论》(1990年出版)、粟时勇著的《干部分类教育学》(1992年出版)等。这些专著的出版既顺应了时代需要,也为干部教育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一)明确提出要建立干部教育学 

  1984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的报告》,其中指出“要不断总结经验,创造出适合于干部特点的、能够保证培训质量的一套教学方法和考试、实习办法”[3],而非照搬普通学校教育模式。在中央精神指导下,学界出现建设干部教育学学科的呼声。1986年有学者开始呼吁“在成人教育学的领域内,亟需建立干部教育学这一分支学科,以专门从事于各类干部教育的研究”[4] 

  1987年,鉴于“与干部教育蓬勃发展的实践相比,干部教育的理论研究远远跟不上需要,至今没有一本系统地论述干部教育规律的著作”[5]的现状,柏林、许崇正主持编写了具有探索意义的我国第一部《干部教育学概论》,并于1988年正式出版。该书对于干部教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定义,认为“干部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对象是“干部教育现象、揭示干部教育活动的规律”[6]。这是最早直接以“干部教育学”为题的论著,为确立干部教育学学科作了先期探索。 

  1989年1月,华君主编的《干部教育概论》进一步阐释了干部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而独立存在的理由及其学科理论体系,即干部教育学科“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教育学、组织学等诸多门类的学科知识。这些学科知识中与干部教育有关联的部分和干部管理理论、教育理论相融合,使用专门的名词术语,运用缜密的逻辑联系编排起来,形成干部教育理论体系”[7] 

  1990年中国工商银行职工教育部组在编写《金融职工教育手册》时也将“干部教育学”收录进去,指出“干部教育学是研究干部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属于成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干部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干部教育的性质、目的、制度、内容、方法、管理、发展等”[8]。该书根据干部从事专业工作的主要类型,将干部教育分为党校教育、管理干部教育与专业干部教育等类型。 

  由于干部教育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上述研究成果还不够成熟、系统、全面,只是提出初步的框架和构想。学界对于干部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学科性质、理论与方法、内涵与范畴并未形成共识。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拓展了干部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在呼吁建立干部教育学之际,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干部教育学学科进行阐释与解读,拓展了干部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分别提出建立党校教育学、经济管理干部教育学、党政干部教育学、干部理论教育学、干部分类教育学等学科的观点。 

  党校教育是干部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1985年,安徽省委党校的张成权发表《建立党校教育学的设想》一文,认为“党校教育学”是“以党校教育的特殊矛盾性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党校教育的特点、原则和规律的教育学科”[9]。次年,安徽省委党校编写出版了《党校教育学概论》,系统探寻党校教育的理论与规律。 

  1988年1月,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刘志南、赵安祥编著《经济管理干部教育概论》,其中提出“经济管理干部教育学”概念,指出这是以经济建设、经济管理与经济管理干部教育之间的特殊矛盾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经济管理干部教育为研究领域的学科,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经济管理干部教育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以便为经济管理干部教育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教育科学上的理论依据和业务指导服务”[10]。简言之,“经济管理干部教育学是研究‘经济—管理—干部—教育’领域中经济管理干部教育同经济建设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彼此制约的科学,它所揭示的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经济管理干部教育规律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培养人才”[11] 

  1988年7月,王助尧等提出“党政干部教育学”,这是一门“研究以党政干部为培养对象的、培养党和政府合格工作人员为目标的、各级、各类、各种形式的党校和干部学校教育的一般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12]。党政干部教育学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关系,分别是“社会与党政干部教育的关系”和“党政干部教育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是一个包括多层次、多类型、多关系的极为复杂的矛盾系统,所以“党政干部教育学,就是以研究这一矛盾系统的构成、运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为对象的科学”[13] 

  1990年9月,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全国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干部理论教育。随后,陈松根发表《建立干部理论教育学》一文,提倡建立相应的“干部理论教育学”,认为“干部理论教育学是干部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干部教育学和党校教育学之间相互交叉的学科”[14] 

  为适应国家建立干部分类管理制度的需要,1992年,粟时勇提出“干部分类教育学”的概念,丰富了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干部分类教育学主要是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描述干部分类教育特点,揭示干部分类教育基本规律。论者主要阐释了干部分类教育学的学科基本轮廓、发展历程、操作过程与功能保障等方面内容[15] 

  上述学者分别从干部教育的主体、内容、制度等方面对干部教育学进行了有益探讨,从不同视角深化了对干部教育培训规律的研究。这些论著都是干部教育学起步之作,为干部教育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21世纪初干部教育学的实践与探索 

  进入21世纪,干部教育学步入了新的实践探索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领导教育学的设立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一)领导教育学的设立 

  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领导教育学二级学科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博士点的开设标志着领导教育学正式作为新的学科出现。叶绪江认为领导教育学的设立“为干部教育学专业学位建设打开了先河”[16]。李冲锋认为领导教育学是以领导教育活动及其相关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该学科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领导教育活动及其现象的客观分析,为解释、促进、完善领导教育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17]。虽然与干部教育学有所不同,但领导教育学的构建依然极大地推动了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一是领导教育学与干部教育学关系密切。事实上,领导教育学的设置就是为了适应新世纪干部教育的现实需求,加强对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规律的研究;二是在领导教育学课程设置中,干部教育专题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为干部教育学学科建立积累了成果。 

  (二)干部教育研究的探索 

  进入新世纪,干部教育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取得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一是从历史维度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经验的论著相继出版。2001年,吴林根、石作斌就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历史的基础上,考察干部教育思想、干部学校教育的功能、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关系、干部教育教学过程的特点、干部教育的现代化等问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此后,李小三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吴林根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九十年》等干部教育通史接连出版,干部教育专题史成果也陆续问世。这些研究细化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历史经验的梳理与总结。二是从现实维度考察干部教育培训现状与经验的成果日益增多。研究者关注进入21世纪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在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方式、管理、质量评估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深入阐释了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律,为干部教育培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发,提高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为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发展,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2001年—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两个五年规划。其中,《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化理论研究”。至此,深化干部教育的理论研究成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鉴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呼吁创建干部教育学,研究分析干部教育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推动干部教育发展。 

  三、新时代以来干部教育学的学科确立与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就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中央先后印发《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不断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健康发展,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一)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创设 

  加强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新时代以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要求“推动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设立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为落实规划要求,2019年河南省委组织部响应号召,委托河南大学在全国首先招收干部教育学本科生。2020年,河南大学开始招收干部教育学硕士生。2022年,江西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干部教育学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同年,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确定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为首批开设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的三所试点学校,招收干部教育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浙江大学开始招录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博士生。从2019年到2024年,干部教育学初步建立起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了干部教育学学生培养、师资队伍、教材编写、课题研究等方面的建设。 

  (二)干部教育学的学术载体搭建 

  新时代以来,干部教育学的学术载体逐渐搭建起来。一是干部教育学相关课题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检索名称包含“干部教育”的项目可以发现,2012年前仅有一项课题,2012年至2023年间共有12项课题,涉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干部教育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等领域。二是多次举办干部教育学研讨会。许多院校举办了关于干部教育学的学术研讨会。2024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首届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论坛,论坛为干部教育学分享经验提供了平台,同时聚焦“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时代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构建中国干部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等专题进行深入研讨。三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办了《干部教育研究》期刊。《干部教育研究》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密切关注干部教育培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干部教育培训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深入总结党的百余年干部教育培训历史经验,注重吸收借鉴国外管理人才培养好的做法,为干部教育学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专业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干部教育学的学术研究。 

  (三)干部教育学研究更加系统深入 

  在学科创设之际,学界也在积极构建干部教育学的学科话语。学界对学科创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进行了系统研究。2018年,鲁彦平在《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学科化:必要性、可能性及可行性》中提出,将干部教育培训研究学科化,必要性在于目前国内“快速发展的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与相对滞后的干部教育培训研究之间的落差,使得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学科化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需求”[18],可能性在于当下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从内在的学科知识积累,还是从外在的学科制度构建,都给干部教育培训学科的建立提供资源依凭”[19]。2020年,李亮在《干部教育学学科设立之探讨》一文中提出“干部教育学的设立是干部教育实践与学科发展的必要结果”“干部教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理论成果,在总结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门政治性、综合性、科学性、实践性的应用学科”[20]。2022年,郑金洲发表《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创立:问题思考与前景展望》,从创立干部教育学的重要性以及干部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学科建设内容、学科建设发展路向四个方面提出对于干部教育学学科创立的思考与展望。作者认为,创立干部教育学是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需要、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需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展新文科建设的需要[21] 

  随着干部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深入,构建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学逐渐成为学界共识。齐鹏飞、刘颖在《传承红色基因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干部教育学学科》一文中基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红色办学历史经验,提出“红色基因对干部教育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意义重大”,可以为之“注入思想动力和精神源泉”[22]。曹萍、王慧敏等在《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和路径》中提出,“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自主性、科学性和适用性,不断完善干部教育学知识的生产体系、组织体系、传播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聚焦核心议题、强化功能目标、注重顶层规划、健全推进主体、搭建发展载体,推动干部教育学知识体系从分散探索走向系统规划、从经验总结走向科学研究、从实践思考走向理论创新”[23]。2023年蒋元涛出版的《干部教育学科化研究》是系统研究干部教育学的学术著作,对干部教育的学科化进行了充分论证,探讨了干部教育学的基本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知识体系、研究方向、学科归属等问题。 

  综上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起,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已走过40余年的历程,相关研究成果有效推动了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进入新时代,干部教育学实现了从各方呼吁到实际落地、从理论探讨到实践运作的重要转变。 

  四、干部教育学的学科目标展望 

  经过4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学术界在创设干部教育学的必要性、重要性等方面形成了高度共识。但是,对于干部教育学的定义、内涵、外延、学科属性等问题尚未完全形成共识。因此,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一)厘清干部教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干部教育学是什么、怎样认识和研究干部教育学等问题是干部教育学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当前来看,无论是对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定义,还是对干部教育学学科属性的界定,学界都尚未形成共识。 

  从干部教育学学科实践来看,河南大学分别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下设置干部教育学研究方向招收本科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则是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置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而既往研究侧重于干部教育学的教育属性,认为干部教育学是从成人教育学中发展出来的,是教育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上述情况的出现,说明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学界对其学科的归属问题尚没有定论。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一门学科的定义需要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确定性。对干部教育学进行定义需要先考察干部教育这一主体的内涵与外延。狭义上的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完善与干部教育事业正规化、日常化、制度化的结果。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干部教育的内涵是十分广泛的,既包括对干部开展的教育,也包含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党员培养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所需要的实践者、工作者的过程。干部教育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正式规范的学校教育,也有短期的训练班、讲习所等教育形式。因此,干部教育学是一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干部教育现象及其教育规律的社会学科。这里的干部教育现象不局限于对干部进行的教育,也包括把一些主体培育为干部的教育过程。此外,干部教育现象还包括干部教育的内容、活动、制度等各个实践面向。 

  基于上述干部教育学的界定,干部教育学的认识论是对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功能、资料支撑等学科基本问题进行整体把握和科学认知,为学科发展提供科学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引领。干部教育学的方法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原则和根本方法,同时借鉴历史学、中共党史党建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思维,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从而深化对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律的认识,为干部教育培训实践提供启示。 

  (二)构建干部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目前,有关干部教育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多出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由于学科限制,对干部教育的现状及其规律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部分,干部教育学建设目标是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的要求,“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4]。因此,推进干部教育学发展,必须建立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干部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干部教育学建设的学科体系目标,是立足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实践,瞄准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势,尊重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整理各学科资源,在新文科建设趋势下实现跨学科交流,凝练干部教育学的学科方向,谋划学科布局,汇聚学科建设队伍,优化学科结构,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干部教育学学科体系,为干部教育学的发展提供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 

  干部教育学建设的学术体系目标,是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25]。干部教育学的学术体系包括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干部教育学必须厘清相关概念,积累干部教育学的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学说、知识、原理等学术成果,探索干部教育学研究的思路、策略、技术、工具。 

  干部教育学建设的话语体系目标,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26]。这要求干部教育学以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为基础,用干部教育学的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学术来阐释中国观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 

  干部教育学的三个建设目标共同指向了高质量教育培训干部、高水平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使命任务。这要求干部教育学探究干部成才与干部培养中的特殊矛盾和客观规律,从而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律,促进干部全面发展。 

  (三)遵循干部教育学建设的政治性、实践性、学理性 

  干部教育学建设要坚持政治性,这是由干部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角度而言,教育始终受政治的影响。干部教育培训本质上是政治教育、政治培训,必须突出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强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应当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政治统领,服务大局”。因此,干部教育学必须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理论指导。 

  干部教育学建设要坚持实践性,这是由干部教育学的政治性所决定的。干部教育学的实践性就是要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绝不是书斋式的学问。干部教育学建设是为了总结干部教育的经验与规律,更好地服务干部教育实践。这就决定了干部教育学既要研究干部教育实践,又要为干部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干部教育学建设要坚持学理性,这是深化对干部教育培训规律认知的必然要求。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与经验总结,为党和国家制定有关干部教育培训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提供科学的学理依据,从而推动中国特色干部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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