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领导体制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是民族解放运动急需大批优秀干部的必然要求，是在建立健全干部教育领导机构、工作体制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的。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领导体制，表现为突出的统一性特点：在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宣传部（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宣传教育部）是全党干部教育的统筹管理、业务指导机关，各级党的宣传部门负责落实本级干部教育工作，各类干部院校执行干部培训任务。 

　　（一）党中央的干部教育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为适应干部教育事业大发展的迫切需要，解决干部教育工作“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2月17日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委员会，负责从全党层面统筹协调干部教育工作。该委员会由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等15人组成^[1]。与此同时，为贯彻执行《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有关干部学习教育的要求，加强对中央直属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适当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教学，有计划地招收新生，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管理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总结各学校、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等；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2]。中央干部教育部内设两个职能机构——党内干部教育科、国民教育科。但在具体工作中，干部教育部的职能与宣传部多有重合。为整合干部教育资源加强领导效力，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第一次大检查后不久，中央干部教育部于1939年8月并入中央宣传部，更名为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中央宣传教育部复称中央宣传部，负责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教育方针、政策^[3]。 

　　随后，中央对干部教育工作机构及其职能职责进行完善。一是成立宣传委员会。六大党章原则性地规定：中央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各部（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其工作任务依照中央指示进行^[4]。经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关于宣传部职责的规定得到逐步完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规定：中央宣传部的职责是“管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及党所指导的报纸、学校、训练班等”^[5]。为建立各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部工作，统一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1939年5月1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决定“在宣传部下组织宣传委员会”，负责讨论、检阅宣传教育工作的内容与方法等^[6]。 

　　二是规范干部教育工作机构的职能职责。1940年10月14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强调：“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明确宣传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七个方面，第二项是“领导和进行党内的教育工作，一般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包括党校及干部训练班等在内）”。同时，又规定“教育工作必须同一般宣传鼓动工作分开”^[7]。这一制度性规定，标志着干部教育从一般性的宣传工作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项相对独立、专门化的工作。1941年5月25日，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党的一切对外宣传工作均应服从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年6月20日制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重申党的干部教育领导体制——“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统一在中央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如果各自为政的不履行中央统一的宣传政策的方针，这是非常危险的”^[8]。 

　　三是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干部学校的领导。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时提出，应当明确党中央应办的党校类型（中级、高级）及其轮训的学员层次。另外，党中央在延安直接办理马列学院和抗大。其中，“中央与各中央局宣传部的责任：供给各地教员、教材、教育计划、研究讨论大纲”^[9]。上述关于干部教育院校工作体制的构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形成制度化成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规范地方党委办理党校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12月17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委参谋部、中央文委等主管机关应把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本机关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宣传部应协同各主管机关，统一计划、检查与督促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10]这些负有干部教育职责的机构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构成了干部教育的中央领导体系。 

　　在建立健全干部教育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既集中统一又兼顾不同系统、地区实际的干部教育运行模式。例如，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总领导，属于中央宣传部，由其规定总计划、组织大课，进行总检查及总结全部经验。在日常领导上，中央直属系统的在职干部教育属于中宣部干部教育科，军事系统的属于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陕甘宁边区系统的属于边区党委宣传部。同时，上述三者又经过各自的政治机关、党总支或支委进行指导、督促与检查。从各系统在职干部的学习质量看，行政首长的领导方法与学习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央组织部因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的以身作则和亲自参加学习指导，保证了学习时间，有效提高了在职干部的学习热情，帮助和充实了学习讨论。但如果行政领导不重视，在职干部学习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就因有关领导不识字，未能组织起在职干部的有效学习。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对在职干部学习（整风学习）的领导体制进行了较大调整。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其成员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11]1942年5月2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热潮已经发动起来，中央必须加强领导。因此，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以领导全党整风学习。同时，要求进一步健全各单位的学习组织与加强领导。根据延安已取得的经验，1942年6月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正式要求“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12]。并以附件的形式介绍了中央直属系统的学习计划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况。上述符合实际的组织机构设置，有效地保证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整风学习。 

　　（二）各级党组织的干部教育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出机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地方党组织——省委（区党委）、分区（地）委、县委、区委的干部教育工作，由其所属宣传部门负责。《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各级宣传部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管理对内教育、学校、训练班等^[13]。支部委员会之下不设各部，由各委员分管组织、宣传、统战等工作，必要时可组织专门工作委员会。1939年5月1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各级宣传部负有准备教员教材的主要责任；“在县委以上的宣传部，应有一定数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人员，给以必要的教育与训练，及时派到下级党部去传达党委与宣传部关于宣传教育的方针方法……并帮助下级党部组织各种流动训练班学习……宣传部应负责组织同级在职干部的学习，定出一定的学习计划，并保障其完成”^[14]。1940年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在“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15]。《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1940年10月14日）进一步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宣传部须设立“管理党内教育工作及干部教育”的教育科、“管理国民教育工作”的国民教育科等专司教育工作的职能部门；地委、县委两级宣传部，内设宣传、教育两科，“党内教育与国民教育合归教育科管理”；处于县、乡之间的区委宣传部不分科，而是内设干事若干，具体职掌各项工作；在具体实施中，教育工作须同鼓动工作分开^[16]。1941年6月20日制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再次强调，各级党的组织设立宣传部（科或股），统一同级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各级党部应依各地不同情况，在宣传部内设立必需的不同的部门。”^[17]至此，各级党组织干部教育工作部门的职能职责、机构设置基本完善。 

　　各级党组织在干部教育体制中承担的职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干部教育实施方案。“党内教育应当是有计划的、经常的、不间断的进行。”^[18]中央书记处强调：“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19]中央还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经常性地审查其所办党校或训练班的教育计划、教授提纲或大纲等；“有计划的尽可能的派送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送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以培养更高级的干部^[20]。（2）办理党校或党员、干部训练班。新党员训练班、流动训练班、临时训练班（个别工作需要），主要训练新入党的党员等。普通党校，主要训练在党支部同志或区委工作的同志，由各地方党部、县委、省委或分区委自己办理。中级党校，主要训练区委、县委工作人员，由省委、区党委等负责办理。专门人才训练班，主要训练县政、游击、财政、公安局等干部，由省委或区党委等负责办理。普通军政学校（随营学校、教导队、训练班），主要训练普通革命青年，各军队、根据地均可办理^[21]。在办理干部院校的职责上，中央与地方党委的职责有所交叉。例如，党中央、中央局与省委（区党委）皆可创办中级党校、专门人才训练班。延安学习运动期间，干部学校体系建设及其制度得到不断完善。1939年5月1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22]。为进一步规范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组织办理训练班、党校的工作，于1940年2月15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系统化地规定：中央局各分局办理训练县级、区委书记等中级干部的党校；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地委、县委办理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各级党委对上述党校或训练班的工作负有直接责任，“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23]。（3）解决干部教育所需的教材、教员。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慎重的选择教授人才，学校中须有必要的专任教员。（4）建立监督和检查学习的制度。各级党委应定期对干部教育工作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以求及时改进。 

　　（三）军队系统的干部教育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中共中央关于地方办理党校、干部训练班的制度性规定，部分的适用于军队。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39年5月17日）规定，“军队中政治部内宣传部的工作，基本上适用这一指示”^[24]。此外，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也对军队干部教育工作机构的设立和职责有制度性的规定。1937年8月1日，总政治部就教育工作机构的统一化、规范化作了原则性要求，即“确立统一的政治教育制度，分期推行，固然战争的环境将使系统教育的进行，遭到不少的障碍，但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来补救这一弱点”^[25]。同日作出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规定，军队中负责干部教育的机关是政治机关——即师级以上建制所设的政治部、团级建制所设的政治处。各级政治机关在上级政治机关与同级军政委员会指导下工作，其职责之一就是“实施部队的政治文化教育，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与之相适应，在政治部（处）主任指导之下，分设宣传教育部（股）负责宣传教育等工作，并在营一级设政治教导员、连队设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等工作^[26]。 

　　军队干部教育工作机构及其职能职责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1942年2月，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第一至五号指示，系统构建了军队干部教育的基本框架。其中，第一号指示（总的指示）要求，各级军政首长应把干部教育看成自身领导工作中的重要部分，规定：（1）军队干部教育的指导机关——各级参谋部负责军事教育；各级政治部的宣传部门负责政治教育；旅以上的专门部门负责专家干部的教育，但其政治文化教育仍归政治机关负责。（2）建立分级分类轮训制度——团级轮训班排级干部，旅（军分区）级轮训连排干部，师（军区）级轮训营以上干部；师（军区）开办抗大分校，除培养连、排级干部外，应抽调营、团级干部加以深造；总部、军部集中深造团级以上军政干部^[27]。另外，第二至五号指示，首次将军队干部教育划分为四大板块（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业务教育），确立在校（教导队、抗大分校）、轮训（团、旅、师分级办班）、在职自学三种教育形式，形成相互衔接、层次分明的整体布局，以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式奠定了人民军队干部教育的基本模式，标志着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军队干部教育向成熟化方向迈出关键一步。 

　　二、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运行机制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运行方式——既有利于突出重点又可以扩大干部培养范围，逐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干部教育运行机制。 

　　（一）干部教育的分层分类制度 

　　1940年1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干部学习的党内指示后，又于当年分别发出关于办理党校、在职干部教育、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和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推动干部教育的分层分类机制向着规范化制度化演进。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大致分为在职干部教育、支部教育、干部院校（党校、政治学校、党的训练班）教育三个部分。 

　　1.在职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是干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是工作与学习互相联系、贯通的最好办法。中央宣传部指出，“每个在职干部应当了解学习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党的领导机关应当把每个干部学习成绩之优劣作为鉴定一个干部许多标准中之一个”，要求“在全党内应建立在职干部学习的制度，提倡学习的风气，养成独立的看书、独立的思考问题的习惯”^[28]。 

　　1939年3月，新成立的中央干部教育部迅速开展工作，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督促各机关建立相应的学习组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干部教育有一定的发展，在延安的部分机关成立了专门的学习小组，如哲学小组、马克思主义小组等。“这些学习小组虽然获得了许多成绩和好的经验，但这只是少数同志有耐心的顽强的在那里学习所获得的成果。然而还远没有做到全党干部普遍深入的学习”^[29]。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召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以推动全党的学习竞赛。5月20日下午，动员大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到会的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一千余人。首先，由李维汉作动员报告，主要讲了学习运动的重要性、党的干部教育现状及今后的学习计划^[30]。毛泽东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31]。6月，具有试点性质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正式实施，标志着在职干部教育逐渐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为保证学习质量，根据文化水平和政治经验差异，将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每一类干部对应不同的学习内容。延安及其附近80公里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干事、科员、班长及以上的干部以至党中央领导，4000余人参加了学习。在职干部学习热潮的掀起，是党内空前的创举，使延安这个边塞小城变成了干部教育的“大学校”。有计划、大规模的进行在职干部教育，“既没有现成的规律可资依从，又无现成经验可资参考”，带有很强的摸索性质^[32]。 

　　1940年是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主要规定了在职干部学习的初、中、高级课程的学习内容——广大干部根据自身水准及其他条件选择学习课目，但每人每次以学习一门为原则（学完一门课程再选学另一门）。同时，要求“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33]。3月2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该指示将在职干部分为四类，并规定每一类干部对应的学习课程——在完成本阶段学习后可转入高一级；规定所有在职干部的必研课目是时事问题；此外，军事干部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也要学习必需的军事知识。为促进在职干部学习，还明确提出将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学习节”，1940年5月5日即是“第一届节日”^[34]。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中央宣传部总结了成绩和不足，认为“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正在继续展开和不断的前进”^[35]。但还有一些弱点和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策略教育不够，许多干部没有养成自学与独立思考的习惯。为此，于10月20日作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以问题为导向，计划从帮助干部养成细心阅读、独立思考的习惯，探索和总结每一门功课的教学方法、研究方法、学习方法等，改进和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并责成中央宣传部教育科及各在职干部教育主管机关“于最近进行所属系统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并作出必要的具体的结论”^[36]。随后，又接连发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40年10月26日），要求各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应以中央文件精神为准，依据各地干部状况及教育进度灵活制定。同时强调，为适应战争环境，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宜短小精干，时间不太长，才便于实行”^[37]。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干部文化水平，分甲、乙、丙三个组，采用集体学习与个人自修的方式，坚持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而且，每三天开展一次讨论会，把两天中发现的问题，集中到第三天讨论。工作人员时常会和一些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把讨论会进行得很精彩，很有条理^[38]。 

　　经过在职干部教育和延安学习运动两年多的工作试点与经验总结，已形成一套颇为成熟、有效的在职干部教育运行体系。1941年12月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进一步规定了在职干部学习的机制，如工作中的学习、工作以外的学习、组织领导和保障机制等。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标志着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成熟。该决定将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内容确定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党政军等系统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调理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同时，明确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其发展应以不妨碍日常业务（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及干部健康为原则。延安整风期间，各级学习委员会（学习组）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在职干部教育机制。 

　　2.支部教育。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毛泽东指出，支部“是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学校”^[39]。为提升支部的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党始终把支部教育作为巩固、提高自身的重要途径。 

　　“支部教育是党的基础工作之一。”^[40]《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0日）规定：“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41]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或学习干事具体负责支部教育的实施。1940年10月17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党组织须在今后一年内有计划的加强支部的教育，并对支部教育的方针、计划、教材、干部、方式与方法等加以详细指导；强调各级党委必须为支部教育筹措专门经费，宣传部必须把支部教育工作放到重要地位上来，给予经常的检查和指导。该指示提出的支部教育方针是提高支干和党员文化水平，使一般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使支部干部熟悉领导支部工作及乡村工作，培养支部进行自我教育的干部。支部教育教材的内容和配备，应注意理论与实际联系，适合教育对象的平均水平而又能逐步提高他们。学习进度应注重循序渐进，由具体到理论（抽象）。教育方式分为集中与分散两种形式——支部干事的教育由县委负责，采用县委办理训练班或与地委联合派出教育团到当地进行训练的方式；普通党员的教育由区委负责，采用巡回教育与流动训练班的方式。支部中的党小组，应兼有学习小组的作用。中央宣传部非常重视支部自我教育能力的形成，特别强调要在支部教育中“注意训练乡村知识分子党员，使他们成为以后协助和领导支部自我教育的干部”^[42]。 

　　以整风精神推动支部教育向前发展。1942年4月，西北局直属党委要求所属机关各“支部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文件学习为中心”^[43]。支部要及时纠正党员学习文件时的各种不良倾向——不求甚解、马虎应付等；应详细订出学习计划，并在每个学习时期结束后总结经验；在学习中要发动党员互帮互促，反对“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同年九、十月间，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各县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专门研究乡村党员干部教育议题，进一步夯实了乡村党员干部教育的基础。根据各地提供的情况，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认为支部教育存在教条主义倾向，经过讨论后明确了加强和提高支部教育的基本措施。另外，为增强支部教育效果，还须测验党员、支干的学习程度，并以提高实践能力为基本标准。 

　　3.干部院校教育。党校、党的训练班、政治学校是干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洗礼，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初步形成了特色突出和规范统一的干部院校教育制度。 

　　1937年至1938年间，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干部学校，初步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干部教育基地。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应开办的党校、训练班类型及其训练对象、学制、课程等。据此，《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要求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大批培养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44]。随着敌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干部院校体系向华北、华中扩展，形成了“中央—地方—基层”三级架构和“军事—政治—业务”多元并存的干部教育格局。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干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与敌情原因，分在边区、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指挥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督之”^[45]。1940年2月1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1年12月1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规范性文件，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干部教育学校体系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至此，党的干部教育学校体系基本定型为三个层级：中央直属干部院校、地方干部院校和基层培训机构。三者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构成了完整的干部培养网络。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央直属干部院校主要由党中央或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主要设在延安或陕甘宁边区，是干部教育体系的最高层级，承担着培养中高级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的任务。从办学目的、训练对象、培养任务等方面综合分析，可将党中央创办的众多干部院校分为抗大式（军政类）、延大式（综合类）、党群式（党政类）、专门式（专业类）等四种类型。 

　　（二）干部教育的内容体系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课程设置紧紧围绕民族解放战争，体现了鲜明的战时特点。其中，政治理论、军事、文化课是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 

　　1.政治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课程。全民族抗战初期，总政治部规定应“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46]。1939年3月6日，在《毛泽东等关于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给朱德等的电报》中指出，抗大“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47]。1939年7月，《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48]。 

　　为纠正干部教育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央书记于1940年初强调，应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设置初级、中级、高级干部教育课程，分别对应初级、中级、高级党校的教学内容。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知识；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布）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方面）。为进一步补充和规范干部教育课程，中央宣传部规定干部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应集中在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及党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具体政策、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知识^[49]。学习联共党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是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1941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员不了解联共党史是耻辱，听后“脸一直发烧”的杨国宇暗下决心坚持要求到党校学习^[50]。联共党史的学习为党员干部提供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为批判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 

　　中央党校改组，是干部教育课程内容转变的分水岭——从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主的学习转向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中共党史为主的学习。1942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党校改组计划；2月28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这次改组提高了中央党校的规格，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51]。改组后的中央党校的新课程，“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52]。延安整风的深入开展，也是中央党校改组及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彭真指出，中央党校再度改组的意义在于，“使党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主席整顿三风的精神”^[53]。随着中央党校的改组，党中央也开始为干部教育课程的改进准备教材，要求“以中国做中心”研究党的历史。1942年3月1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党的历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国党史，在史观上要强调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用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54]。 

　　2.军事教育——适应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训练。全民族抗战时期，军事教育是干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大等军事院校系统开展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教育。朱德指出，要“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事教育”^[55]。在《毛泽东等关于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给朱德等的电报》中指出，要在抗大分校的教育计划中增加军事教育的内容，但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除学习连以下的步兵战术及游击战术外，还可以教授“一点战略学（以《论持久战》为教本）及下级干部所必须具备之筑城、兵器、地形的知识”^[56]。另外，在职干部教育、支部教育中，都有相应的军事内容。 

　　3.文化教育与业务教育——提升干部工作能力的基本途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使文化补习成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强调，“提高文化水准是提高政治军事水准的钥匙”^[57]。毛泽东认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58]。1939年9月29日，王稼祥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应大大注意一般的文化识字教育，因为文化识字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59]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要求对文化理论水准较低的老干部实施教育时，应使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并进，规定：“凡不识字的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60]强调在职干部教育“对文化程度低的同志首先应以消灭文盲与提高文化程度为中心”^[61]。中央宣传部规定，支部教育贯彻扫盲要求时，文化课的学习可以利用现有的群众识字班、识字组或夜校进行^[62]。 

　　根据不同岗位和工作需要，开展业务教育。为突出各类干部院校的办学特色，党中央于1941年12月原则性地规定了各类课程在教学中的比例，强调必须坚决纠正过去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其中，军事、政法、财经、自然科学、文艺、师范、医学等专门学校，应以专业理论与业务课程为主——专业课程至少占所有课程的50%（不须补习文化课的学校，专业课程则应占80%），文化课程占30%，政治课程占20%^[63]。这种分类施教、按需培养的做法，大大提高了干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干部教育的教学机制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在干部教育中创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干部教育经验。（1）启发式教学是干部教育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发挥学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提出问题、引导思考、讨论交流等方式，帮助学员自主掌握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使学习过程成为学员主动探索、积极思考的过程。（2）研究式教学强调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将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例如，中央研究院设立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中国文艺、国际问题等研究室，组织学员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这种教学方法培养了学员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3）实验式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将课堂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4）“教、学、做”合一原则，提倡以自学、讨论、实训为主的实践指向。例如，支部教育一般的应使教与学统一起来，把讲授、问答、辩论和复习统一为一个过程，在课堂上不仅有教员讲授，且有质疑、问答、辩论及复习^[64]。这种教学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单向灌输模式，形成了教与学互动、学与用结合的教学关系。 

　　在干部教育的学习制度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原则，实施分级分类的差异化学习制度。差异化学习制度，不但强调了学习主体的差异性特点，还突出了高级干部的重点、兼顾了一般干部面，以上率下、以点带面，有力提高了干部教育的培训实效。红军改编前夕，总政治部确定了部队系统的学习制度，即部队干部“教育的方式应采取‘不求多而求深入’与‘有计划的逐步提高’的原则，反对一般的条文化、公式化与呆板的死记的方法”^[65]。中央书记处进一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提倡在职干部的日常学习，建立持久性、经常性的学习制度。 

　　领导干部上讲台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干部教育制度的一大创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规定，“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的经常的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66]；同时，各干部学校应经常邀请当地和外来负责干部，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实际工作情况与经验。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讲授的内容十分广泛。毛泽东讲授“两论”、《论持久战》等，刘少奇、张闻天讲党员干部修养问题，李维汉主讲党的建设，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主讲民主政治建设，陈云讲授干部政策等课程。另外，还有领导干部讲授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等。毛泽东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1940年初秋，马列学院邀请毛泽东作报告，并派教育处长邓力群等四人前往杨家岭迎接。当双方在延水河桥头相遇时，毛泽东幽默地指出：“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接着，他又认真地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67]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具有多重意义：第一，保证了教学内容的高水平和权威性；第二，密切了领导机关与干部院校的联系；第三，为学员提供了直接向领袖人物学习的机会；第四，形成了全党重视干部教育的良好氛围。 

　　（四）干部教育的奖惩机制 

　　为提高各级在职干部学习积极性，推动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42年2月拟订的《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规定对成绩优良与低劣者“予以奖惩”^[68]。尽管这一方案后来没有付诸实施，但其所体现的精神在以后出台的各类有关干部奖惩的条例中均有体现。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抽阅了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6月7日，第二次会议对中央总学委抽阅各系统学习笔记工作进行了分工，毛泽东与彭真负责党校系统的笔记^[69]。1942年9、10月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县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决定，为增强支部教育效果，要测验党员、支干的学习程度，并以提高实践能力为基本标准^[70]。1943年4月25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在干部符合奖励的条件中特别提出：要奖励“推行干部教育，改进国民教育，注重调查研究，成绩优异者”^[71]。1944年，西北局宣传部决定奖励郑福林等23名学习模范，奖品为书籍并将表彰内容刊登在《解放日报》。这23人都是工农干部，多数是文盲，由于他们认识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立下了学习的决心；由于他们有恒心，能坚持下去，善于挤时间，抓紧学习；还有就是他们都具有高度的信心，肯用心“钻”，钻出了好多学习的办法^[72]。上述奖惩机制，对推动干部教育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历史启示 

　　党的干部教育思想，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确立“干部教育第一”方针，坚持干部教育的独特性与第一性原则、学习与教育的同一性原则、干部教育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学用一致性原则，极大地形塑和促进了干部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对于新时代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仍具有启示意义。 

　　（一）坚持干部教育的独特性与第一性原则 

　　干部教育相对于国民教育的独特性，在于核心目标、培养对象、教育模式、功能定位、时间成本和政治属性的特殊性。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把延安独创的干部教育比作“无期大学”，不论年龄、不问籍贯、不唯党派，谁都可以进来学习。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与技能并不完全依赖学校教育掌握，“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73]。在此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4日）明确区分了国民教育与干部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实行干部教育，是为培养抗战人才；国民教育则是“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成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74]。二者虽有目标差异，但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关系——国民教育为干部教育提供生源基础和文化土壤。没有国民教育普及提高的民众素质，干部选拔就会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没有干部教育培养的领导骨干，国民教育也缺乏组织者和推动者。从功能分工上看，干部教育解决“谁来领导抗战”的问题——培养指挥者、组织者、动员者；国民教育解决“谁来参加抗战”的问题——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抗战民众。从战略协同关系上看，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共同服务于全民族抗战这一总目标，干部教育是“点”的突破——打造精锐骨干；国民教育是“面”的覆盖——夯实社会基础。 

　　尽管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全民族抗战时期党还是旗帜鲜明地确立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干部是“种子”，是“骨干”。一个优秀干部可以带动一片区域、发动一批群众。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伴随着党的敌后抗日的战略展开各地急需大量干部，发生了严重的“干部荒”，“干部决定一切”很快成为党内共识。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时强调：“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75]《新中华报》社论指出：“‘干部决定一切’，是大家所公认的真理。特别在我们全面抗战展开的今天，统一战线继续扩大，干部实成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而“干部问题，是解决我们艰巨任务的中心关键”，要求各级负责者“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培养与教育富有工作能力的伟大干部”^[76]。 

　　“干部决定一切”，强调的就是干部的重要性问题，凸显了干部教育的独特性与第一性原则。干部是“在党的各方面工作中担负着一定的负责任务的党员”^[77]。“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78]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正式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确定“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指出党组织的战斗任务就是坚持而“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79]。基于上述路线方针，1942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80]党的领导人关于干部教育的一系列论述，推动党的干部教育理论趋向成熟，促使教育工作始终坚持干部教育的独特性与第一性原则。 

　　（二）坚持学习与教育的同一性原则 

　　学习，体现的是受教育者的主动性、自觉性；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者的目的、要求。全民族抗战时期，党所重视的党内学习与干部教育是相互贯通的一对概念，学习与教育是同一过程中密切相关的“一体两面”，在大部分关于党内学习、干部教育的文件中，经常把“学习”与“教育”作为同义词使用。因此，从广义上讲，党内学习就是党内教育，属于干部教育的范畴，学习和受教育的主体是全体党员和广大在职干部。这一主体具有相互贯通的同一性特点。对此，毛泽东作了透彻说明：“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所以，要“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81]。由此可见，同一性原则的含义并非指党内学习与干部教育在形式上完全等同，而是指二者在主体、内容、目标、方法、组织等维度上的深层贯通与有机统一。这种同一性不是简单的重叠，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党内学习是干部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干部教育是党内学习的深化和升华；二者在组织上融为一体，在功能上相互支撑，在过程中相互转化。此后，学习与教育的主体同一性特点得到党中央的进一步确认。1940年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习和教育的工作”^[82]。此处的干部学习，既是党内学习的要求，也是干部教育的内容。同年3月2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将在职干部教育明确规定为长期推进、久久为功的一项工作，强调“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83]。上述两个指示同时规范了党内学习和干部教育，没有将二者割裂为两套制度，而是统一在干部学习这一概念之下。简而言之，在职干部教育本质上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党内学习；而日常的党内学习，则是常态化、基础化的干部教育。 

　　学习与教育的同一性原则为构建高效、贯通、持续的干部教育体制机制提供了理论指引。1939年，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宣传部的合并，绝非简单的机构调整，而是学习与教育同一性原则的组织化表达。全党普遍展开的整风运动，则是学习与教育同一性原则的集中体现和实践。整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将党内学习的群众性、普遍性与干部教育的针对性、特殊性完美融合。在整风中，学习即教育，自我批评即自我改造，党内生活即干部培训。而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是同一性原则的反向贯通——不仅学习是教育，教育也是学习。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到抗大、中央党校、陕北公学讲课——对学员而言这是最高规格的干部教育，对授课者而言这是理论深化、系统梳理、自我提升的学习过程。毛泽东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撰写《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后来的《实践论》《矛盾论》即源于此。这种教学相长的干部教育机制，打破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二元对立：领导干部在教中学，普通干部在学中教。党内学习因此具有了教育功能，干部教育因此具有了学习属性。总之，党内学习是干部教育的基础形态，干部教育是党内学习的高级形态；二者共享同一组织载体、同一内容体系、同一目标指向、同一方法论基础，在实践过程中相互转化、螺旋上升。 

　　（三）坚持干部教育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学用一致性原则 

　　学用一致性的理论根基，在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84]对于干部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认识得非常深刻。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学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随即，他代表中央向全党发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强调“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85]。《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提到保证党能否胜利完成民族自卫战争的高度加以强调：为大批的培养、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的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就必须加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86]。上述理论逻辑直接转化为干部教育的根本方法论：干部教育的起点是革命实践的需要，过程是理论学习的深化，终点是回到实践中检验和运用。由此，形成实践需要—理论学习—实践运用—理论升华的螺旋上升链条。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方针始终突出干部教育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学用一致性原则。担任抗大教育长的许光达在《“抗大”在国防教育上的贡献》一文中也强调了“教育与实际统一起来”的问题，指出：“理论不是教条，而要经过实际生活的检查，与灵活的运用，这表现在我们教育的原则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反对条文主义与机械的搬运”^[87]。当然，干部教育的根本目标不是培养“学者”，而是培养革命者；不是追求知识的系统性，而是追求能力的实战性。目标决定了过程必须服务于实践。干部教育嵌入党的组织建设之中，学习与工作由同一组织安排、同一纪律约束、同一目标引领，自然形成了学用贯通。 

　　作为干部教育的灵魂所在，学用一致性不仅是教学方法，更是教育哲学；不仅是操作原则，更是价值追求。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学用一致性原则的集中演练。1942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88]。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干部教育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逐步得到较为彻底肃清。这一成就证明，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完全可以与实践改造紧密结合，理论学习完全可以转化为实际工作的改进。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的干部学校，在战斗频繁、环境动荡的极端条件下，也创造了独特的学用融合模式。总之，学用一致性确保了干部学到的不是纸上谈兵的空洞理论，而是管用的实践本领；不仅培养了干部，也推动了理论创新——干部教育是理论创新的试验田，干部学习是理论检验的试金石；使全党形成了“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良性循环，极大地提升了党的组织效能。 

　　结  语 

　　全民族抗战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战略远见，将干部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构建了包括干部教育思想理论、组织领导机构、干部教育运行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体制机制。党通过系统的干部教育，实现了干部数量和质量的双重飞跃。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干部的政治水平、文化素养、业务能力和党性修养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建党初期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得到整体改观，促进了全党的成熟。这些干部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深入研究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体制机制，对于新时代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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