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教材；历史进程；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抓好全党大学习、干部大培训，要有好教材。”^[1]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是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学员获取理论知识的重要工具。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教材建设是教学的基础工程。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教育的教材建设，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教材建设作为保证干部教育质量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党在一百多年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对干部教育的教材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作出了具体的工作安排，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与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 

　　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事业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随着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教材从无到有，类型逐渐增多，教材编写机构和制度体系也逐步建立。 

　　（一）建党初期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 

　　建党初期，党还非常弱小，干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共产主义。但由于当时干部教育的基本保障条件还非常差，干部教育教材非常少。因此，使用已有资料作为临时教材和组织推动教材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一是充分使用已有著作书籍资料作为干部教育教材。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力，早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者经常把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或者编辑出版印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刊物、小册子等作为干部教育教材或者课外辅导书使用。比如，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自修大学的办学过程中，不仅以国内已有译本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作为教材，还把李达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罗学瓒翻译的《共产主义与经济的进化》，李维汉写的《观念史观批判》作为教材，把《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列为课外必读刊物^[2]，作为辅助教材使用。国共合作以后，为了顺应农民革命运动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给每个学员均发有《帝国主义浅说》《资本主义浅说》《社会进化简史》等28种教材^[3]，这些教材绝大部分是已出版的著作。在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中，为了加强政治教育，黄埔军校创办出版了许多面向校内外发行的刊物，有日报、期刊、文集、丛书、画报等，如《黄埔日刊》《黄埔潮》《军事政治月刊》《先声旬刊》《革命军》《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革命画报》等^[4]，供学员们阅读。此外，为了贯彻党中央的规定和要求，在国民党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还印发《向导》《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与中国》等书刊，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广大官兵^[5]。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的干部学员主要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因《资本论》很难读懂，用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教材，把斯大林的一系列关于列宁主义的讲演稿编印成书——《论列宁主义基础》，并作为教材^[6]。此外，党还注重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使用已有的文化课本教工人识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如安源工人补习学校以《补习教科书》《小学国语教科书》《工人读本》等教材为基础，教工人识字，学习自然科学和生活常识^[7]。 

　　二是把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作为早期党校建设的重要内容。1925年党的四大强调要设立党校，随之党中央对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也越发重视。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设立党校和做好教材工作作出了安排，指出，“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8]。192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十月北京扩大执委会决议案的若干解释》提出，办理党校的教材可直向中局宣传部商定^[9]。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规定，“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10]由中央宣传部进行编译，要求各区委及地委每月就“每月党校成绩（如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11]进行报告。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纷纷准备开设党校并着手教材建设。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安源地委1924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会议中决定，合办党校，“办法仿照C湘区，讲义由区供给。待讲义到手后，即行着手”^[12]。根据1925年8月15日吴景中和胡士廉写的《党校报告》和1925年4月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安源党、团地委合办了党校，党校使用的教材有《政经浅说》《少年史》《大学史》，教书的人是泽楷、大石、士廉、劲光。其中，《政经浅说》是瞿秋白和王伊维合译的《政治常识》^[13]。在北方区委领导下，1925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由于当时环境恶劣，北方区委党校条件也非常简陋，学校规定学员在校期间一律不准外出，学校订有几种报刊，搜集了一些参考书，供大家阅读^[14]。各地也纷纷向中央申请办党校的教材，并且对教材需求非常急迫。针对1926年9月湘区给中央的报告，《中央复湘区信——关于湖南军事、政治、民众运动的策略和党的工作》中专门针对湖南党校的问题答复，“党校款已有着，教授大纲已有拟就，望迅即筹备开课”^[15]。在1926年《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对各地党组织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针对党内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其中一条就是要求“中央宣传部应该供给各地党校训练班的训练材料”^[16]。 

　　此外，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干部教育为了使教学更加符合实际工作需要，开始自行编写简易教材。比如，李大钊在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讲授的《土地与农民》课程演讲稿在《政治生活》发表后，被毛泽东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作为教材使用^[17]。在安源党校，刘少奇和教员们一起，编写通俗易懂的授课教材^[18]。根据李维汉回忆，在湖南党、团区委办学过程中，1926年区委编了一本《党员须知》，作为党内教材^[19]。 

　　可见，从建党初期党就非常注重干部教育教材建设，但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党通过使用已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辑出版宣传册、编印教材大纲等方式，解决干部教育教材短缺的问题，并指定专门机构办理此事项，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 

　　为了顺应土地革命的形势发展，党在干部教育教材建设中要求注重使用对象的接受度，注重贴近工作需要，同时通过会议或文件有组织的推动、加强干部院校自身建设、成立教材编审机构等措施推动该项工作。 

　　一是党中央加强对干部教育教材编制与出版的领导。在书籍资料非常少的条件下，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可供学习的教材资料。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对工会干部教育培训提出具体要求：“在教材的方面，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并须编制劳动教科书，供各地工会应用。”^[20]1928年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要求：“除开实际工作与通告文件去训练教育同志外，省市县委应尽可能的出版带训练性质的刊物，多根据当地工作经验编成训练的材料以供给支部讨论并可作同志工作的参考。”^[21]1928年5月，在《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内容）》中对工农群众武装的训练材料供给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关于赤卫队所应学习的事项，军委应编小册子供给其材料”^[22]。在1928年8月的《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目前政治情形和我们的责任》中，要求“各省市县委还要注意出版关于教育训练的刊物，每次材料不要多，而以时常有这种刊物达到每个同志为重要”^[23]。在1928年10月《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中也提出，“上级党部注意供给下级党部之教育训练材料”“中央及各省须创办专门登载教育训练材料及党内讨论的刊物”^[24]。这充分表明党十分注重教材等学习资料的编制出版与供给。 

　　二是注重与干部文化水平相适应。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逐步转向农村，但是很多干部还不能迅速适应农村革命的要求。加之，党内不少党员干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不能够完全理解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因此，党非常注重干部教育教材与干部文化水平相适应的问题。1930年3月的《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要求对新党员加强教育，“对于发展的新党员，应举行入党式，给以党的初步教育，省委应编印各种通俗的适于工人看的党的基本理论、党纲的解释、入党须知等小册子，发给新同志，并须举办短期的新同志训练班”^[25]。1930年，左右江根据地在开办的训练班中，选用1929年12月出版的《土地革命》为主要教材，学习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意义。1930年邓小平还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与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口号》《党的问题》等教材，发给学员学习^[26]。邓小平编好教材后还叮嘱刻板的人：“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划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看懂。”^[27]1929年7月的《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对鄂东北的党组织提出：“加紧对一般同志的教育工作……或是需要像你们所预备的开设训练班，需要讲一些目前最切实的问题，远的理论是比较次要的。或是需要一些通俗的小册子，或是想办法运输中央所发行的刊物，总要将他当成一个主要问题。”^[28]在党的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对“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传播，与通俗小册子的编辑，以及发展党内政治讨论，供给各地训练干部的材料等”还需要中央进一步注意和领导^[29]。 

　　三是注重干部教育教材理论联系实际。1929年初，中央要求广东省委将训练班各种材料及经过的详细情形作一报告，以供参考。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中说，办训练班最要紧的是要使理论与实践问题联系起来^[30]。1929年12月，在《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提出：“中央组织部要尽量供给教育的材料与过去的经验。各地方党部更要使这些教育训练的材料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31]在党的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要求“研究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党对于这些斗争中积聚的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应当加以充分的研究，编辑专书或小册子，使每个同志皆能利用这些经验教训，以为将来实际工作的参证资料”^[32]。1929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要求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为对士兵的训练材料，主要包括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的任务与计划、土地革命各方面、武装组织及其战术、怎样做群众工作等19种^[33]。可见，这一时期为了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党非常重视与土地革命形势与工作紧密结合的教材编写。 

　　四是干部学校大力编印干部教育教材。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大量组建干部学校。干部学校的创办为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组织保障基础，随之教材建设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在遵循为干部教育培训提供学习教材的大前提下，各干部学校纷纷编写了符合自身使用的干部教育教材，促进了教材的种类不断丰富。1931年，何长工和邓萍筹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编写了诸如《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问答》《土地问题》《红军歌集》等教材^[34]，还有自编的学文化教材^[35]。为配合教学，学校还编印了许多政治军事书籍，如《红军中共青团员教育纲要》《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央对于防御飞机和毒气的简单指示》《步兵是主要的兵种》《游击队怎样动作》《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科学常识》《炮兵教程之三（射击）》等^[36]。此外，还使用红一军团编印的《笔记学》教材^[37]。在1933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创办后，为了让学员全面掌握政治理论知识，学校编印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政治常识讲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教材^[38]。在苏维埃大学，正教员主要抓教学工作，副教员帮助正教员搜集教材、编写提纲等^[39]。这一时期由于干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党的干部教育在此期间基础仍然薄弱，教材匮乏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比如高尔基戏剧学校开办时，没有教员、没有教材、没有书籍^[40]。 

　　五是成立教材编审机构。早在1929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健全中央宣传部的组织，要求编辑委员会有计划的编辑一切宣传教育的丛书，小册子等^[4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教育部成立编审局专事教材^[42]。中央农业学校创办后其选用1934年6月中央教育部编审局印刷的《农业常识》等课本作为教材，教材讲解农作物与气候、土壤知识、家禽饲养等，这些很切合中央苏区农村的生产生活实际，也很适合做中央农业学校的教材^[43]。这一时期，瞿秋白在领导苏区教育工作的时候，十分注重教材、图书建设。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瞿秋白领导教育部组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44]。徐特立在做好中央教育部教材编审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亲自编写教材，他和刘函玉合编的《自然常识》教材，分天文地理类共9课，理化类共7课，生物及生理卫生类共12课^[45]。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编审出版科，负责全校教材的编审与出版工作，后来机构的名称有所变化，但职能未发生大的变动，曾编辑出版了许多关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和教材^[46]。为了搞好教材编辑工作，解决教材缺乏问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内设有教材编审处，由副校长董必武负责，自编教材主要有：《列宁主义问题》《共产党宣言》《论清党》《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封面均署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出版”^[47]。此外，1932年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外国军事著作的翻译出版，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译委员会翻译国外的一些军事论著或资料也作为教材使用，比如翻译的《德国联合兵种之指挥及战斗》《战术与战略》等书籍资料^[48]。这一时期，教材编审机构的成立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 

　　（三）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 

　　全民族抗战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需要，确保党更好地肩负起领导抗战的神圣使命，党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同时，党在延安的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相对稳定的一个环境，因此有组织地、正规化地编印干部教育教材有了相对有利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干部教育部成立之后，面向全党开展广泛的学习动员和推行在职教育，为各单位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学习，要求指导员或教员编写教材^[49]，为干部教育教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背景基础。这一时期，干部学校经历了从训练班、正规化发展和理论联系实际改革的三个发展阶段，在职教育也经历了动员准备、初步兴起、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50]。干部教育教材工作也随着干部学校和在职教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一是干部教育依然面临教材短缺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提出要大批培养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党的干部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干部教育培训规模的不断发展与扩大，教材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如1939年，延安委派邓小平给前方送去师资和教材，结果在半路就被抢光了，可见当时师资和教材的缺乏。张闻天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情况，他提出供给教材和培养教员是解决党内教育的基本问题，强调教材在干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使干部学习能够按部就班的前进，能够学习具体的知识，没有适当的中级读物与辅助读物的供应，是不可能的”，要求各级宣传部门更加注重干部教育教材的编写与开发^[51]。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对各部门完成党校教育提出了保障和分工，具体是中央与各中央局宣传部的责任就是要“供给各地教员、教材、教育计划、研究讨论大纲”^[52]。1939年2月，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后，更加明确了中央干部教育部要适当地调剂各学校的教材。在1939年5月的《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宣传部有准备教员教材的主要责任”^[53]。党在1940年10月17日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中指出，“由于许多地方没有明确的教育方针与计划，缺乏适当的教材与必要的教育干部，支部教育还未能获得应有的成绩”^[54]。这表明到1940年干部教育教材不足的问题仍然未能有效解决。即使国共合作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吕振羽带领任课教师编写，因办学经费短缺，教材只能用木板刻字印刷^[55]。为了帮助抗大寻找合适的教材，毛泽东曾于一个月之内两次致信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刘鼎，要求其为抗大购买相关书籍，并交代甚至还可以直接找张学良处借用^[56]。 

　　二是有组织地大规模编印干部教育教材。为了顺应干部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和应对干部教育教材不足的困境，党着重开始编印出版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教材。党在1940年1月制定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列明了初级、中级、高级课程十几门，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应设法翻印中央出版的关于上述各课程的教科书与参考材料，同时编辑各种适合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57]。党在1940年3月印发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对1月印发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进行了补充，进一步明确“凡课本提纲、参考材料已由中央出版的，一律使用，不足的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解决之”^[58]。在194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也要求“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的编印或翻印”^[59]。在部队干部教育中，同样存在着教材不足的问题。在1942年2月《中央军委、军委总政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四号）——文化教育》《中央军委、军委总政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五号）——各种干部的业务教育》中分别对文化教育、业务教育教材的提供和编写提出要求，“除初级班全部教材及中、高两级之国文、历史须自编外（延安正在编印），其余教材可采用初中、高中的现成本，各地须自行翻印，解决教材之缺乏”，“为着更好的配合与充实上列各种干部的业务学习，各战略单位的高级工作部门，都必须有计划的编印各该部门的业务学习的教材或工作手册（如敌工手册、宣传手册，延安亦在着手编印中）”^[60]。中央的要求下发后，各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大力编印教材，教材的种类越来越多，促进了干部教育的发展。在支部教育中“政治课教材并须分作普通党员用的和支干用的两种：给普通党员用的，可以编成一种综合的课本；而给支干用的，则须依据乙项所指出的内容，编出：党的建设初步，根据地建设初步（包括游击战争初步知识在内）及政治常识三种课本。文化课本须适当的纳入自然常识的内容”^[61]。如鄂豫边区翻译编写了若干干部学习教材，为学习创造条件。自己编写的有：《政治课本》《政策读本》《文化读本》等，翻印书籍几十种，出版数量达7万本以上^[62]。党在抗大等军事院校中提供了《野外条令》《战斗条令》《战术教程》《论持久战》《战略问题》《游击战争中的一般问题与战术问题》等材料，供干部阅读与参考^[63]。此外，许多党的领导人和干部教育培训教师参与到教材编写中来，比如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教学工作总结干部会议上就自荐负责游击战争教材和部分战略教材的编写^[64]。据统计，抗大仅第七期期间（1941.1—1941.12）就编译出版了军事、政治、文化、后勤等教材41种，发行量达18036册，部分教材更是因质量高而深受学员和部队欢迎^[65]。针对部分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凯丰、徐特立等人编写出版了《文化课本》等读物，帮助干部提高文化水平。毛泽东还为《文化课本》作序。在这个序言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出版《文化课本》的重大意义，指出，“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66]。此外，时事研究会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西北研究社出版的《西北丛书》，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教育丛书》，是供给干部以各种具体知识的有益读物^[67]。但是，在形势严峻的战争环境中，编印教材是很困难的。很多根据地只能依据抗战形势的发展而有选择性地进行教材编印。党中央也认识到在严峻的战争中编印教材的困难，在1940年10月印发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战争环境中所使用的教材，一般的宜采用教科书式的读本，附以研究大纲，不另指定参考材料，读一本算一本。每行每句读懂，不懂者质疑。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读本，则参考材料须选精采用，随同研究大纲一起印成袖珍本，以便利于携带与阅读。”^[68]通过以上政策和事例表明，党在这一时期扎实地推动了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工作，干部教育教材不断丰富，同时也注意到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与建议。 

　　三是力求编写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材。为了改变当时干部教育中脱离实际的情况，改造干部学习的制度与方法，也为了使教材的内容更加符合干部教育的实际需要，中央要求“教材的内容和配备上，应当注意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应当适合教育对象的一般程度而又能逐步的提高他们，为此必须在量的方面由少而多，在质的方面由浅入深，在顺序上由近到远，由现在到过去，由具体的到理论的”^[69]。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成为干部培训的最好教材^[70]，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最经典的教材范本。罗瑞卿在《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方针》中指出，“在教材的问题上，必须要实现中国化与现实化……在教材编辑的时候，要收集与研究当前中国革命运动中之许多实际的问题，许多丰富的实际经验，实际斗争以及实际工作等等的问题。必须把许多实际的东西反映到教材内容上来”^[71]。在军事上，非常强调具有实战型教材的编印，如在1942年2月《中央军委、军委总政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二号）——军事教育》中提出：教材要有除战术教程与操典外，其他外面出版如兵器、地形、交通、体操、爆破，坑道、架桥、马术等教程以及阵中要务令等，均可作为参考书^[72]。同时，党还非常注重把工作中形成的良好经验编印成实用的教材。例如军事部门精密调查敌、友、我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党的宣传部门将党20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73]。中央党校从1941年9月起，改学抗战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其教材选用当时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本书^[74]。党中央对下级不仅提出日常实践性教材的编写要求，还要求提供实践性的教材供党中央备用。如在1944年2月《军委、总政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中指出，“须特别注意实例教育，应汇集各种英勇的战例作教育，对学习，对生产亦当注意以实例作教育。对战例须不断收集，不断编与教。并望将所编辑的教材陆续送延安备用”^[75]。这充分表明党十分注重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并将经验转化为教材内容。 

　　四是注重理论文献类教材的编辑。在注重各类干部教育教材编印的同时，全民族抗战期间，党特别重视对马列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专门成立编译部，相继翻译了《马恩丛书》10卷本和《列宁选集》16卷本的学习文献。中央书记处编印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等重要文献，供干部学习之用^[76]。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印发，该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指定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同志组织一翻译校阅委员会，由凯丰同志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希望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各同志把这一工作当作对党最负责并必须按时完成的业务之一部分”^[77]。马列著作的编印，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理论类教材的质量和水平，客观上促进了干部教育培训质量提升。 

　　五是加强干部教育教材的审查与质量管理。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受制于当时的严峻复杂环境，教材不足虽然是常态，但是党对教材的管理与指导却一直在逐步加强。党以往虽然对教材质量提出过编印等方面的质量要求，但尚未形成制度化。这一时期，党开始注重用制度的形式对教材管理提出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审查。如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对于过去教材内容上和编制上的缺点，要求采取改进的办法，“临时性质的策略教育的教材，应当由区党委宣传部或地委按时编辑，经区党委审查（但为了秘密起见，可只编成提纲给教员作参考）；关于文化课和上述策略教育外的政治课的教材，应由中央局或分局或区党委负责编辑”^[78]。1941年5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支部教育的指示》继续对党的组织教育及策略教育的教材作出指示，“可分为临时的与固定的两方面：前者为党的决议、指示及工作总结的随时传达（但不应把秘密文件传至支部），后者可编定包括党的基本政策和组织原则的党员课本”^[79]。1942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须由领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加以清除或批评”^[80]。另一方面主要是加强编印质量。《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对教材编印提出“在各课之间须保持有机的联系，并编入带有启发性的复习问题和讨论问题，各课分量不宜太多，全书版本不宜太大，字不宜太小”^[81]的具体要求。同时加强对教材的监督检查，如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82]。这充分说明党非常注重加强对教材的审查与质量管理，干部教育教材编印逐步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 

　　（四）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变化也非常快，因此干部教育培训教材结合不断发展的形势稳步向前发展。 

　　一是着重加强理论类干部教育教材建设。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应对国民党破坏国内和平的复杂局面，需要对干部加强政策和形势方面的教育，后期为了做好接管城市的准备，党有计划地大量培养训练干部，解决干部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在这一时期，党进一步加强干部的理论水平，编印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从1946年上半年起，各解放区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学习毛泽东思想、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编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作为学习的材料^[83]。为了提高党的干部理论水平，中共中央华东局印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5本马列著作，以供党员干部学习之用。1949年3月，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送交西柏坡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套干部必读共计12种，它们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84]。理论类教材建设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进展，标志着干部教育教材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党校干部教育教材建设逐渐体系化。解放战争时期，党校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对党校的教材建设也越发重视。1948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创办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的决定》，《决定》还附了一个有36项之多的教材与参考书的目录，主要是马、恩、列、斯的著作^[85]。1948年9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文件具体规定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时局与任务、国际形势、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职工运动与城市政策、新区工作政策、对外国与华侨的政策等八项教材内容，指定了47种书籍和文件作为临时教材使用，同时要求专门性质的教材由各负责部门定之^[86]。这些指定的教材中，有正式出版的材料，如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的《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也有一些党内文件，如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7年2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8年6月28日中央给晋绥分局和西北局的关于整党问题指示等，同时也有一些公开发表的材料，如1948年2月7日社论《坚持职工运动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等[87]。这表明党校的教材建设逐步形成了体系化。 

　　三是高度重视干部教育教材的审查。教材建设作为干部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党非常重视对教材的编印和发行的质量。194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要求：“各级党校和高级干部学校（如大学）中的政治性教材，应由其所属党委审查。”^[88]1949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物的规定》要求党的文件、负责同志言论、干部读物等以书本或活页形式出版及对外发行，是解放社和新华书店的任务，工作应由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学习机关因大量教学需要，可自行排印，但不对外发行^[89]。可见这一时期党对干部教育教材管理的重视。 

　　总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经历了由起步到发展的重要阶段，干部教育教材建设也走过了从无到有再到初步发展的艰难历程。通过梳理发现，这一时期干部教育教材虽然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在教材编印质量上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在教材数量上还存在不能够完全满足干部教育需求等问题，但也为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着后来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发展。归纳起来，这一时期干部教育教材建设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大量借助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教材使用；二是从建党初期就明确干部教育教材的统筹协调部门，后期开始探索建立专业机构统筹编印干部教育教材；三是党的早期领导人非常注重教材的编写，并把好的讲课提纲编辑整理后作为教材使用；四是注重对教材内容的审查；五是注重联系实际编写教材，开始探索把实践案例编入教材。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应对国内外复杂的局面，党迫切需要加强对各项事业的领导，同时也面临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形势。对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培训干部，这也为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一历史阶段干部教育主要由加强理论教育、大规模开展轮训、党校教育逐步正规化、加强干部文化补习和各专门业务干部培训等部分组成。 

　　一是大力加强理论教育类教材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存在着理论欠缺、作风不纯的问题。为了推进全党理论学习，1950年党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陆续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在出版期间，各中央局先后发出通知，对学习《毛泽东选集》作出安排，号召在干部中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90]。为了解决党内理论教育存在的问题，1951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的问题包括“缺少适当的初级和中级的理论学习资料……缺少关于理论的通俗书籍、通俗论文”等，要求按照党员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分为三级学习，并编印相应的教材。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的教材，着重从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来浅显地解释党和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的教材，着重利用历史的叙述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91]。为了提高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和水平，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给中央、省、市、县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大家阅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92]。此后，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带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1960年全党掀起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例如，广东省委于1960年三四月间分期举办省委政治经济学学习班，教材主要是《毛泽东选集》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93]。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央党校新疆少数民族班的理论教育工作。以1958年9月入学、1960年1月结业的第3期新疆班为例，他们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教材，学习政治经济学；以《毛泽东选集》为主，学习党史^[94]。1964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要求各地党委对高级干部读书加以提倡和推动。《批示》列出干部选读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著作共30本。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件事，指示陆定一迅速印成大字线装书，每部可印1万、2万或3万份^[95]。196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决定》，要求县以上干部都应该精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哲学著作^[96]。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理论学习，关于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许多著作被指定为干部教育的学习教材，通过大量的出版和编印，这些理论著作满足了干部教育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干部教育教材的发展。此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需要，毛泽东在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开展一次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为此，党中央于1961年9月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学习材料主要是“新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和《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选读）。除了这些材料，如有必要，各地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选用少量的补充材料”^[97]。通过编印马恩列斯的理论文献和有关的理论材料，促进了理论教育的开展，同时为轮训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教材保障基础。 

　　二是党校开始有组织地编写教材。这一时期，党校教育逐步向规范化发展，教材建设也随之进入有组织阶段。1953年，马列学院在加强教研室建设的过程中，鼓励各教研室承担编写教材的任务。1954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中对中级党校提出“教材暂由各校参考马列学院一年制轮训班的各科教学大纲和讲稿自编。除责成马列学院尽量供给各种教学提纲和材料以供参考外，中央宣传部应有计划地召开各科教学研究室干部的专业会议，总结各科教学经验，推荐各校编写较好的提纲和讲义，以便在一定时期内能逐渐编好各科适用的教材”^[98]。1956年2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初级党校设理论常识、政治常识、党的基本知识三种课程，课程教材的编写由中央宣传部负责^[99]。同年9月，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中共党史讲义（初稿）》基础上，写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初稿）》，作为本校教材印制出版^[100]。这是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中共党史教研室自己编写的中共党史教材^[101]。1957年1月，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印发学员^[102]。1960年10月，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会制定《关于教学工作的整改方案》和《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整改方案》，明确提出大力抓好教科书编写工作，用一切力量编写好各科教科书^[103]。这一时期，省一级党校教材建设也逐步开展。如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教学工作，编辑出版大量书籍、教材等，编写了各种讲义、讲稿、辅导报告830篇，900余万字。另外，还组织编写了《中共党史教材》38万字，《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5万字，党校二部编写了对农工干部进行文化补习的整套文化教材，共180万字。中共上海市委党校，1959 —1963年，编写了《哲学初级读本》《中共党史读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教材和《党的性质》《基层党课教材》等通俗读物10余本^[104]。“文革”期间，党校停办，教材建设中断。197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学习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105]。这些著作成为干部教育的基本教材。中央党校1977年恢复办学后，逐步恢复马列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类教材。为了确保学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理解，中央党校组建了一个小组着手编写教材，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要求印成大字体，十几、二十个分册，除了发给学员、教员外，还要送给政治局同志^[106]。中央党校选编了约100万字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4册作为基本教材，为复校开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107]。 

　　三是加强文化教育类教材的建设。面对当时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的现状，干部教育通过借鉴中小学课本的形式作为干部教育教材使用。1950年8月，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提出：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本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亦须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之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诸课。此外，各种学校均须有一定的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基本课程均应采用中央审定的课本。在中央未发审定的课本之前，可选用既有的课本^[108]。在各专业部门的干部训练方面，1956年1月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全国省市以上各专业部门在职干部轮训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就专业干校的教材提出了相应的意见：中央一级各部门应组织专门力量，有准备、有计划地来逐步解决中央及省、市干校的教材^[109]。这一时期编印普及文化教育类的教材是顺应当时干部文化知识水平的需要，也为干部的成长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是军事类干部教育教材的建设有了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党在军事干部教育教材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与实践。刘伯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建设过程中很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认为办好军事教育，除了要有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外，还要有好的教材。他形象地把教材建设问题比作院校建设的“重工业”，有了这一“重工业”，则有了基础。所以，他一贯重视教材这一“重工业”的建设。刘伯承还组织学员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仅5个月时间，100多名学员写出了80多个战例。当这些战例成册的时候，他高兴地说：“我们要从原有基本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就必须珍惜我们过去流血的经验与创造，发挥战例的作用，把它用到训练中去。”刘伯承对教材编写的态度十分认真负责，每当教材初稿出来后，都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为了不耽误上课时间，他经常埋头伏案、加班加点，将教材审好供授课之用。他亲自制订军事术语、校正条例条令，组织教员认真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并注意吸收与借鉴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编写出适合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各类教材上千种^[110]。到1956年6月，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成立五年来训练工作的基本情况》中说道：总的来说，五年来，在专家直接的帮助及军事科学研究部和各教授会诸同志的努力下，曾经编写了一套新的带有系统性、完整性的教材，从技术到战术，从专业战术到合同战术，从而到战役法，从营到集团军，从理论讲义到想定作业和作业指导法等材料，计有理论讲义三百二十三种，一千零三十五册，想定作业六百三十册，作业指导法二百五十册，参考资料五十种（屡次修改作废的材料还未计算在内）^[1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教材建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重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的编印和使用，而且结合干部个人实际，明确了对教材的使用要采取分类编印使用的指导方向，对促进干部加强理论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干部教育教材由中宣部负责逐渐转向由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央党校拟定[112]，呈现多部门共同负责的趋势。军事类干部教育教材在注重总结以往战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走向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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