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谈一点学习心得。马克思讲：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我更深的体会是：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理论，就会转化为伟大的实践，必然推动理论的本土化、大众化、时代化，而这三个“化”，离不开与本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说过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中国应该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本身就包含有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和本土人民结合起来的意思。我还特别喜欢讲一个话题，就是人民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概念，与我们国家紧密相关，也是一个历史维度的文化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脱离人民。当年王明、博古等人，对列宁主义倒背如流，但他们出现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包括陈独秀都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革命的追求、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能不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这个理论，也必然要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大批新问题。 

　　怎么理解“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主体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实际上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结合不是照搬，而是用与本土的这个实际条件相一致的语言和思想方法、处理方法、斗争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农村包围城市，就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党的建设中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苏联就很少强调这种方式，做法也完全不同。可见，我们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偶然，中国人民在国家命运重大关头选择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偶然。 

　　一是中国自古就有大同思想，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0岁就已经和中共华北局的地下党建立了工作联系。我那时候一听到“共产主义”这四个字，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二是中国的老子关于天道与人道之间矛盾的论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简单地说，就是弱者受到压迫和剥削，所以要有天道；而天道，就是要反过来支持弱者，同情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所以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多是“替天行道”。再有就是对民生的关怀，尽管中国的文化那时还不可能认识到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起码认识到了不误农时、提倡商贾，孟子甚至认为关卡取消通行税。我们党后来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主张，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得上茬儿。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正是在于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并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开创出一种既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您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文化自信？为什么要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文化自信？ 

　　王蒙：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焦虑。中国人一贯对自己的文化十分自豪、十分热爱，但是鸦片战争的洋枪洋炮使中华民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连同文化都受到伤害。于是人们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出现了各种思潮。我是河北南皮人，南皮的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有以胡适为代表的人，主张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彻底否定掉，认为我们是“事事不如人”；更有以王明为代表的人，他们要实行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都照搬苏联模式，与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大相径庭。我们接受的现代文明、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视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的观念，就是现代化的意识。 

　　而对于现代化还有另外一种认识。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对现代化是采取怀疑态度的，认为现代化会失去民族文化的特点。但是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现代化。所以20世纪70年代召开的四次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心就是四个现代化。当然，选择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一方面，不能停滞不前，必须实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既不能照抄美国、照抄西方，也不能照抄苏联。那么，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一个什么道路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迪我们选择的道路。比如说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不一定每个国家都能正确理解民主集中制；比如说我们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一定每个国家都适合；比如说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不一定每个国家、政党都跟我们这样做；比如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不一定每个国家都能做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具有文化的特点。所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是对我们道路的自信、路线的自信、总的方针政策的自信、党的领导的自信，我们确实能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得到许多启发。 

　　按我的观点，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还不完全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我认为最能够表现出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的是《红楼梦》。《红楼梦》远在西方国家的洋枪大炮之前，表现出了财政危机、意识形态危机、青年下一代教育的危机等等。毛泽东谈过《红楼梦》中的阶级斗争，他说《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它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么一个悠久的伟大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德先生”“赛先生”与爱国主义的提倡，进行广泛深入地传播，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受到针砭鞭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深刻反思自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革命化、大众化，从而开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革命的艰苦实践，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已有的英勇献身、艰苦奋斗、百折不挠、联系群众、五湖四海、敢于胜利、善于斗争的精神。今天的文化自信，是全新情势下的文化自信。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一个时代性极强的命题。它的提出，回顾了数千年的世界史与中华民族史，总结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经受的锻炼与考验，又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我们现在更有理由坚持文化自信，而且我们现在所具有的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离不开人民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五四运动所追求的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并不是一个停滞的、保守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主张“穷则思变”“与时俱化”。另外，还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有自省、学习、反思、发展的能力。所以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僵死的文化，而是具有极强的消化、吸收与改造外来思想文化的能力，历代文人和思想家也不断地提出新的内容。无论是历史上外来的词汇、器物，还是近代的商业文明与科学技术，任何强势的外来文化到了中国，都会被这片丰厚的土壤所消化和改变，最终实现为我所用的“本土化”。这种能够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整合能力，正是我们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最坚实的文化根基。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您曾担任文化部部长，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也著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著作。请您谈一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有哪些？ 

　　王蒙：我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把它再概括一下。我觉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统一性、完整性。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也讲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在全世界的文化中都是一种大放异彩的、特殊的思路。我们强调存在和价值信仰的统一，我们的文化强调一种品德。 

　　首先是对存在的肯定。《周易》说天道是自强不息，地道是厚德载物。我们说的“天”，指的既是哲学，又是实际存在的天空，又是正义，又是道德，这是一种统一。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合一，还有知行合一。放眼全世界，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文化对知行合一有如此透彻的论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论述认为知识要经世致用，不是抽象空谈“为知识而知识”。当然“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个观点也基于一定的角度。但是中国的角度是独特的。 

　　其次是“修齐治平”的统一，这是说什么事都反求诸己，从个人的修为出发，最后才能够达到平天下的目的。这些说法都是世上少有的。这也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罗素就高度评价老子的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并不是黑格尔发明的，早在黑格尔之前，老子的辩证法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毛泽东也很爱讲辩证法。 

　　再次是“一”与“多”的统一。我常常用郭沫若的诗举例子，“一的一切，一切的一”。一切，不管是什么，它们都是一个整体，都互相联系着。但它又是“一切的一”，“一”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多元的一体。这些思想方法和我们今天所采取的路线、体制等相统一。所以说，如果没有文化自信，就会被世界的潮流所裹挟。世界的潮流，特别是前一段历史时期，在国家体制上有人错误地认为三权分立是民主的最好形式。我们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方法，我们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们的历史上，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民贵君轻，民众是政权存续的根本。老子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就是说这一切都是老百姓自己完成的。老子描述统治者境界的经典语句“太上，不知有之”的“太上”，被解释为“至上、最好”，权力的存在“不知有之”，就是你感觉不到权力，因为大家都是按最正确的方法去做，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成功的，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百姓害怕权力，但必须执行它。这个也不算太坏，因为至少国家不会乱。最差也是最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侮之”，权力和老百姓互相对立、互相贬低。他说一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国家就治不好了。这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当今世界更加证明了他的说法。一方面，我们强调统一；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现在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西方的三权分立等思想、提法、制度远远不是完美的。现在美国整个社会都很撕裂、比较乱，在中国绝对不能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虽然不是专门讲文化的，但是意义特别重大。我们的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但是我们的现代化绝不可能是抄哪个国家的。 

　　黑格尔不理解孔子，曾经表达他对孔子的失望，批评孔子仅讲道德常识，缺少思辨哲学所需的抽象能力。可是他不懂，孔子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想当一个大学问家、一个大专家，孔子要做的是圣人。圣人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做王者之师，另外一个是改变社会风气，要挽狂澜于既倒，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的思想几千年来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西方人没有认识到的。孔子的理想就是成为圣人，想把人民培养成君子。他说的小人也不见得都是坏人，就是一批俗人，境界比较低的人。老子是希望用哲学来治理国家，孔子是希望用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都带有一种理想性，希望建立一个君子的国家，用文化教育来形成一个理想国。《老残游记》等作品就设想有这样一个文明国家，大家说话都是文言文，什么“酒要一壶乎”“饭要一盘乎”，整个国家文明水平一提上来，就没有人犯罪了。有人认为国家是靠血统、靠种族来建立的，而中国是靠文化。孟子讲人的天性是善性，其中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你懂得同情别人，有不忍之心，坏事不能做，做了会伤害人。孟子说的其实就是特别合乎人情的想法。但是，中国的文化也不否定强力，就是军队警察都不否定。法家荀子特别提出，一个国家要有一定数量的战车。当然没有军备是不行的，但更重要的是国家要得到人民的爱戴，否则光有战车，没有人民对国家的热爱，在国防上仍然是脆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2023年中央印发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把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请谈谈为什么要把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 

　　王蒙：从正面来讲，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识我们的文化，认识我们生活的来历和深刻内涵，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认识我们从古至今的宝贵发明、宝贵经验，从而克服时下仍然不能保证绝对没有的幼稚和谬误，以担当起随着时代发展而愈益艰巨复杂的历史使命，找到正确的、适合自己的道路。从反面来讲，如果丢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丢掉了人心民意，切断了几千年的文脉，脱离了自己脚下的土地，等同自绝于本土与人民，就不可能扛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也提到了，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因此，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从学习中能获得的经验和启发是意义深远、受用终身的。在几千年的积累中，我们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政治—文化理念，从中能够挖掘出很多治国理政的宝贵资源，具体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天下为公。我们知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理念是早就存在于中国文化当中的，它表达了最早的中国梦，中国文化之梦。毛泽东常讲“立党为公”“出以公心”，公与私的摆法决定了一个人的品德、一个党的成败、一个人价值观念的高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里面，就包含“天下为公”。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偶然的，它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据，这个据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样一种理想。我们中国人的脑子里都有“世界大同”这样一个中国梦，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崇高意义的。 

　　二是以德治国。我们中国是很特别的，权力本来是一个物化的东西，而中国的先贤更注意的是把权力道德化、把权力文化化。中国的文化非常重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一个人的心胸格局。老百姓也认可“以德治国”，愿意接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这些方面也是我们党所重视的。“以德治国”始终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的。 

　　三是中庸之道。“庸”的意思就是正常，就是对什么事情的反应没有离开正常，合乎常识。中国人所讲的道德和西方人所讲的道德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西方很讲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是中国先秦诸子对竞争态度都比较保留，主张“不争”，因为“争”会变成暴力之争。中国人更讲究的是人情味，讲究的是人际关系，是适可而止。放在政治上，人们尤其把“中庸”（或者说是“适度”）看成一种政治道德。 

　　四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出自《荀子·王制》，反映出来的是民本思想。人民要拥护你，你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人民要反对你、要推翻你，你就变成了毛泽东说的“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农民起义要杀富济贫、锄强扶弱、开仓放粮、造反翻身，水能覆舟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实际也是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经验总结。 

　　五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多难兴邦。这是中国人早就有的一个历史的辩证法，说的是事物发展到极端后，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红楼梦》中秦可卿要死了，托梦给王熙凤，说自古以来盛极必衰、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说贾家赫赫扬扬已经好几代了，一旦树倒猢狲散，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惨状。这个道理非常深刻，历史上这样的事也是数不胜数。 

　　六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思想，主张一切事情要靠群众，群众是靠自己来解放自己，对权力的追求和老百姓的民心高度一致。同时孔子也讲无为而治，并且指出舜帝是无为而治的典范，孔子说舜的治国无他，只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恭敬敬地朝着正南方一坐就行。这里包含着简化行政管理的观念，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的思想遥相呼应。 

　　七是韬光养晦。这一理念实际上在老庄的学说里已有萌芽，老子的说法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你想把它合上，先得把它张开；“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你要削弱他，就得先让他发展；“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这个是很微妙的一种智慧，很微妙的一个计策。老子还提倡“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你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直线去做的，要能够隐忍，持续奋斗，始终不渝达到自己的目的。 

　　八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六十章。“烹小鲜”即熬小鱼。韩非子和河上公的解释是为政不要搞得太琐碎，不要折腾得太多。但是我总觉得有另一层意思，即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你甭管出了多大的事，还是要以平常心来对待，顺其自然、胸有成竹、天道有常，各种事情都有它的常规，都有它的道理，不要搞得大惊小怪。 

　　从上述八个说法，我们会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很喜欢把权力的运作文化化、哲学化、理想化，这其实都是相当理想的东西，这个理想的标准是文化，就是我们应该有一种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许多启发。因此，要把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 

　　再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有许许多多关于干部（当然古代不叫干部，叫“臣”）的论述。先贤们对于“臣”有着丰富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干部仍然很有启发价值。荀子把“大臣”区分为四种。第一种叫“态臣”，就是善于表态。他认为君王的领导必须有人支持，所以态臣是很容易上去的。表态是重要的，但是光靠态臣是不行的。第二种是“功臣”，就是他能干活，特别善于完成各种难以完成的任务，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很好的干部。第三种是“佞臣”，就是善迎合、拍马。荀子说这种佞臣的危险性在于，他表面上是在那儿拍马别人，但是实际上他是借着拍马抬高自己，结果他会架空权力的掌握者，会变成霸王，变成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所以荀子说要看到佞臣的危险性。荀子最表扬的是第四种——“圣臣”。圣臣不但能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而且他能用自己的品质、风采，用自己各方面的优点来改善权力的形象；不但有很多政绩，而且受到人民的爱戴。我觉得圣臣非常了不起，周总理就有这种品质，他受到亿万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爱戴。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执政者的政绩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些什么样的说法，学一学、读一读，会很受启发。这既是汲取营养，也能学到种种教训。如今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那些人，在古代也存在，过去也有贪污受贿、混淆是非、阳奉阴违、虚报政绩的人，也有“小圈子”的存在。看看这些例子，至今仍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不要片面地讲厚古薄今，又不要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请您谈谈如何通过学习教育、组织培训加强党的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干部的文化涵养、文化素养，从而挺起文化自信的脊梁？ 

　　王蒙：我认为，加强领导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教育，首要的就是提倡读书，在阅读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颜真卿说，“白首方悔读书迟”；黄庭坚有言，“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朱熹认为，“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是要到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领导干部读书问题，强调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 

　　从国家来说，从党来说，现在用这么大的声势来提倡读书，我觉得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正面的原因就是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当然离不开读书；一个反面的原因就是新媒体的冲击。新媒体的好处不用说，人人都在使用手机，新媒体的优势一是方便，二是迅速，三是海量，四是宽泛详细。但是如果提高全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靠的是方便、迅速、海量、宽泛，那就不容乐观了。现在有些青年，他们的知识，尤其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已经越来越匮乏了。 

　　以文化人，加强领导干部的文化修养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把读书和一个干部的使命责任，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和共产党员的党性结合起来，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毛泽东批判一类人的时候，曾用了一句话，叫作“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党阀、大军阀”，也从反面说明了干部必须读书的道理。 

　　但也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干部读书必须有攻坚的精神，要有苦读的精神。读书不仅仅是为了一种快乐，不光要读快乐舒服的书，也要读需要硬啃的书，要真正地为了求学、为了长见识、为了升华而读书，而不是说就只看个热闹，不能把它当作娱乐。习近平总书记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指出理论学习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第二，干部读书要做到知行合一，把书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陆游的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以看出，我们民族有重视实践的历史传统，把实践看作认识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重要阶段、重要途径。陶行知等教育家有个生动的口诀式的说法，就是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而要“活用书、用活书、用书活”。这里的死与活、负与正的关键在于教育、学习与生活的联系，书本、阅读与做、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提倡读书，而且强调读书是和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流传最广的哲学著作就是《实践论》。要明确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远离本本主义，远离“白发死章句”。 

　　从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来看，可以从多个维度着力，把加强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关要求落到实处。一是坚持理论引领，引导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理论学习与文化研读相结合，贯通历史、现实与实践，让干部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杜绝碎片化、形式化的学习，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二是设计和完善有关的课程体系，对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干部教育的课程体系。围绕民本思想、廉政文化、家风建设、吏治经验等内容，开发一些好课程，也可以邀请文化名家到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授课或作讲座，推动传统文化教育系统化、常态化开展。三是创新教育方式。文化必须进步、发展、变易图强，在转变、发展与进步中，传统才能得到传承与新生。落实到干部教育培训中，就是在读原著的基础上用好新技术手段，依托历史文化场馆、红色文化阵地等，让干部沉浸式学习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善用线上学习平台，打造形式多元新颖、内容丰富全面的数字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资源。四是健全长效机制。文化素养的积淀与精神境界的提升绝非一日之功，决不能搞形式主义或“一阵风”式的短期行为。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加强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是要与科学合理的现代管理、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构建起一套科学、稳定的评估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情况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考核、日常管理内容，完善学习评价机制，形成长效格局，持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干部队伍建设。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