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文化人到革命家 

　　成仿吾1897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4岁入家学，10岁进学堂，打下了扎实的中国文化功底。因3岁丧父、8岁丧母，他13岁就跟随长兄到日本留学，不到一年就掌握了日语，随后又学习了英语。他16岁考入东京高等学校预科，17岁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钻研数理化。此时的他已能阅读英文版化学书，并开始学习德语。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成仿吾20岁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专业，钻研炼钢、枪炮制造，学习弹道学、鱼雷、水雷等课程。因为弹道学使用法语教材，便又开始研读法语。 

　　1921年，24岁的成仿吾大学毕业。作为兵器专业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他曾先后任汉阳兵工厂工艺师、长沙兵工厂技正（总工程师）、黄埔军校兵器研究处技正及代理处长。1924年他翻译的《工业数学》《旋转汽机》出版，反映了他深厚的理工科造诣。 

　　从1924年开始，成仿吾先后被聘为广东大学（1926年8月校名改为中山大学）理学院物理力学及德语主教授、长沙高等工业学校教授、中山大学理学院教授兼文学系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 

　　1926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他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并与共产党人林伯渠、孙炳文、毕磊过从甚密。1927年国民党的背叛使他非常愤怒，他转向共产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8年9月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编辑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旅居柏林期间他在德共主办的共产主义夜大学跟随德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原著。 

　　1931年9月，成仿吾由德国回到上海，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秘密报纸的编辑工作。10月底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派遣他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在鄂豫皖根据地他还担任了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兼红安中心县委书记。其间，鉴于他对党的干部教育特别是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在由他主持起草的《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把文化教育视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指出：“在目前干部缺乏的情况下，更显得社会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尤其是广泛开展工农劳苦群众识字运动的重要。”为此，他以很大精力投入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他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重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3年10月中旬，鄂豫皖省委派遣成仿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韩先楚、陈先瑞带领40多个红军战士，打了一个多月游击将成仿吾护送到武汉。他几经周折到达上海，但中共中央已经迁移至瑞金。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找到了瞿秋白和中共上海分局负责同志，汇报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上海分局通过电台汇报给中央。中央电令成仿吾立即前往瑞金，参加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中旬，成仿吾终于到达瑞金，立即重新换上军装，不顾休息来到会场，代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在接下来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仿吾被选为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 

　　成仿吾晚年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创造社和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时，多次强调:“我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你们要记住这两点。” 

　　二、担任中央党校专职教员 

　　1933年3月13日，为了训练大批工农干部以适应革命的需要，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创办。学校从成立到出发长征，在中央苏区存续了一年半多的时间。 

　　成仿吾在参加完上述两次会议后留在瑞金，履行中央执行委员职责，协助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从事苏区的教育工作，并参加中央宣传部工作。1934年4月，成仿吾调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专职教员，并接替潘汉年担任第二期高级班班主任。当时学校共分3个班：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和工会训练班、高级训练班。学员由各省委、省苏维埃和省工会派送，学期为6个月，课程非常广泛，包括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当时不少中央的领导都亲自给他们授课。宋任穷、唐天际、胡嘉宾、钟月林、李坚贞等人，以及越南的黎平、洪水都是第二期高级训练班的学员。成仿吾给学员讲授政治常识，传达和讲解党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文件。为了形象地说明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成仿吾曾办了一个社会发展史图片展，其中许多图片是他自己画的。 

　　当年的学员虽然绝大部分是红军连以上干部和党、团、苏维埃的县级干部，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有的甚至刚刚脱盲。学校将这部分学员编入初级班，由徐特立、成仿吾等人为他们教授语文和自然地理常识。成仿吾以高度的责任感，满腔热忱、耐心细致地教授这些小学生的课程，丝毫没有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的架子。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高级训练班的学员大多都分配了工作，其他的学员与红军大学等合并组成干部团，编入中央军委第三纵队参加长征。成仿吾不顾身体和年龄的因素，坚持要求随军转移，成为唯一一位参加了红军长征和东征的大学教授，也是参加了长征和东征的两位知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冯雪峰）。他出发时的全副装备是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的挂包，手持一支新发的红缨枪。整个长征途中，他没有坐过担架、没有骑过马，靠着两条腿，走了两万五千里。遵义会议之后成仿吾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人被编入红色干部团上级干部队，以政治教员的身份随队行动。行军途中，每休息一天以上，他们还要给指战员上政治课。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陕北瓦窑堡不久，中央决定恢复党校办学，正式定名“中共中央党校”，校址在安定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今子长市瓦窑堡小学），是中央党校在陕北的第一个校址。复校后第一期只招了两个班，由成仿吾和冯雪峰担任班主任，不久后又有人加入党校工作或学习，于是发展到三个班。成仿吾担任教员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简史、时事和文化课。1936年2月下旬，第二期学员刚入学，成仿吾就奉命带领一个学员队随十五军团东征山西做群众工作。他同彭德怀乘同一条船过河，在山西同毛泽东常有接触。4月底成仿吾收到党中央的电报，命他速返党校，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从此，成仿吾教学、行政双肩挑，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完成教学组织工作，制定教学计划、组织编写教材、负责学员的招生分配和管理等等。这时，党校增加了一门主课“中国革命问题”，教材由董必武、罗迈（李维汉）和成仿吾共同编写，蜡纸刻好后，由校长董必武亲自校对，然后油印。 

　　1936年6、7月间，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瓦窑堡，党中央主动撤离，中央党校随中央机关到达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保安是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地瘠人贫，中央党校在保安的驻地是在离城20里的一条山沟里，400多名学员分散住在4个村子中。荒窑羊圈就是宿舍，粮食紧张，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买不到蔬菜，只能组织学员挖野菜。全校的办公用具只有一包油印材料，只有董必武有一个小炕桌，他的砚台是一块破粗瓷碗底。成仿吾与董必武住在一起4个月，他没有打过铺，睡觉时草帽往头上一盖就睡了。他给学员讲课时，虱子就在身上爬。 

　　由于学员居住分散，校领导要往返几十里地到各村去上课和检查工作。成仿吾和董必武商量，采取“小先生制”，把班主任们（即研究班）集中起来，先给他们讲课。他们作详细记录，然后再回去给其他学员讲。“小先生”们讲课，成仿吾常常领着其他教员去听，课后大家一起对他们讲课的优缺点加以评论，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 

　　当年高级班学员张邦英回忆说：“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讲课多在室外空地上。一到上课时，你拿一块砖，他拿一块破木板或几个人搬根木条，席地而座，主要是听讲，用心记，没有教材。虽然每人也有一个自作的笔记本，很少有人用。特别印象深的，是成仿吾同志在讲社会发展简史时，每讲到学员难懂的问题，便用他身边放的一根小木棍子在地上划写一下，使人大有天作课堂、地作纸、树枝作笔、任你学之感。” 

　　1936年10月，党校迁移到定边。年底党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红四方面军党校的学员都到中央党校继续学习。成仿吾代表中央党校，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和党校仅有的6匹骆驼到陇东会宁，亲自迎接红四方面军党校学员。在带领这批学员从陇东返回定边的行军途中，成仿吾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个学员。每到宿营地，成仿吾就到学员中去问寒问暖。在行军途中学员病了或走不动了，成仿吾就把自己的马给学员骑，自己坚持和学员一起走路。他说话和气、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深得学员们的信任与爱戴。 

　　红四方面军党校来的学员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成仿吾亲自为这些学员补习文化知识，教他们识字，数学从加减乘除讲起。他诲人不倦的高尚精神，使学员们深受感动。学员罗青长回忆说：“我在这个班学习了马列主义基础，也学了文化，成老手把手地教我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亲自批改作业，他为我们打下文化基础，为培养我们这些经过长征的年青干部，付出了很多心血。这些学员后来大部分成为党、政、军的高、中级干部，以后我们这些老战友相聚时，无不称誉成老对我们的培育之恩。” 

　　在定边，中央党校开办了第一个少数民族班。成仿吾对少数民族学员给予了更多的关怀，给他们精心设计了唱歌、语文、自然地理常识、时事、军事知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等课程。语文先学新文字（当时苏区推行的一种拼音文字），再学汉语汉字，成仿吾亲自教他们汉语发音。在生活上给予少数民族学员无微不至的关怀，尊重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 

　　中央党校在定边的时候经受过一次临战的考验。1936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陕甘根据地的又一次进攻。胡宗南的中央军和马鸿逵的马家军一度包围了定边城，城郊的战斗已经打响，敌机在上空投弹扫射，形势非常紧张。中央党校进行了紧急战斗动员，实行军事编制，全体学员成立了一个干部大队，编成全副武装的四个连，成仿吾任大队长，董必武任政治委员。陕北的天气很冷，风也很大，在操场上，董必武的胡子都冻成了冰，成仿吾头发眉毛结了霜。但他们一丝不苟进行严格的军事操练，准备迎击敌人的进犯。后来主力部队在城郊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定边地接毛乌素大沙漠，一望无际，大风一吹，黄沙弥漫、铺天盖地，冬季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取暖的煤没有，煮饭的柴也缺。学校组织师生到10里以外的沙丘上去打蒿草，那是一种带刺的野生植物。成仿吾虽然已到中年，但每次他都跟学员们一起去。当时规定每人每天打二十斤蒿草，成仿吾也一斤不少，打完后自己捆好背回中央党校。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37年1月29日，中央党校全体人员300余人在成仿吾带领下离开定边迁往延安。成仿吾配有一匹马，但他从未骑过，马背上骑的一直是伤病员或驮着粮食。他和大家一起徒步行进，冒着寒风和大雪走了13天，一路上有说有笑，使学员们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初到延安，中央党校征用了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做校舍。这是中央党校自成立以来最好的校舍。但生活条件仍然艰苦，芦席谷草铺在地上就是床，吃的主要是山西运来的黑豆和高粱。当时的成仿吾瘦黑矮小、穿着一身破烂的红军军服。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放着一张长书桌、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木床，上边放着一床极其简单的被子。来访的记者吴秋虹先生看到这种情景不由感叹道：“那儿的天气还是十分严寒，不知成先生是怎样和寒冷对抗的。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放着许多种文字的书，这使一个访问者马上可以记起这是一位饱学者的书室。” 

　　1937年3月，党中央安排董必武兼任抗大四大队政治委员。为了方便领导四大队的工作，董必武搬到延安东门外孔庙院里居住。党校的日常工作主要落在成仿吾肩上，直到5月李维汉校长到任。 

　　1937年8月，中央决定抗大二期毕业学员中的一批共产党员转入中央党校八班接受党的训练。鉴于这些学员大部分是学生出身，上课之前成仿吾先安排八班全体学员下农村调查苏区的社会政治和人民生活情况，体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然后又亲自给这些学员上党课，使这些青年党员懂得不少党建基本知识。以此为开端，1937、1938年所有新来的学员都要到农村去生活一段时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入校的第一堂必修课。这对提高学员的思想素质，培养学员的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劳动观点，有很大帮助。 

　　三、致力于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成仿吾到陕北后参与过许多重要的社会活动，他曾经被选举为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的筹备委员、西北文艺工作者协会（后改为特区文化救亡协会）负责人之一，并担任研究部长。在瓦窑堡和定边的群众大会上，他多次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红军东征之前，成仿吾为列宁剧社写了剧本《出卖华北》和《三姐妹》，在陕北群众大会上公演。他写的散文《雪山行军记》被印成小册子，在根据地广为流传。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成仿吾的声望，也扩大了中央党校的影响。 

　　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务主任，成仿吾多次接待国内外参观团、接受国内外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央党校、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他个人的经历，让外界了解红军、了解中国共产党。 

　　1936年7月下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中央党校，董必武和成仿吾接待了他，给他介绍了中央党校的情况。高级班学员钱维仁是从天津来的大学生，给他作翻译。斯诺是第一个到中央党校来访问的外宾，成仿吾派人跑了几个村子买食物，只买到几个鸡蛋，用白水煮熟了请他吃。在《西行漫记》中，斯诺提到，共产党有一个400余人的党校，并介绍成仿吾“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1937年4月，北平记者吴秋虹在桥儿沟中央党校采访成仿吾，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谈了两小时。成仿吾告诉他，因为日常工作非常机械忙碌，担任党校教务主任还要兼教课，教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已经多年不弄文学了。回到北平后，吴秋虹写了一篇文章《最近的成仿吾》，介绍了成仿吾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他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发表在1937年6月25日《光明》第3卷第2期。 

　　1937年6月8日，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访问了延安中央党校。校长李维汉、教务主任成仿吾接待了她，给她介绍了党校的情况，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并陪她参观了教室和学员宿舍。在《续西行漫记》中，威尔斯用《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和成仿吾》《蒙回民族和部落中的先驱者》两节1万余字的篇幅，向世界介绍了党校的概况、成仿吾的生平以及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她是第一个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央党校的外国记者。 

　　威尔斯写道：“这学校是为共产党干部人员的特殊训练而设的，有300学生，其中只有10个女子。”“有12个住校教师，其他教师都是党的重要人物，他们每星期从城里来讲授一两次。所授的主要课程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及苏联共产党史、列宁主义、中国根本问题、世界政治、各派哲学包括辩证法唯物论在内。非常专门的课程，是训练在民众中从事党的工作和一些军事科学。”学校正在组织一个中山图书馆，三民主义也是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中40%是农民，30%是‘学生’或知识分子，30%是工人”“有几个学生是有10年经验的革命家”。威尔斯告诉世人，党校在瓦窑堡和保安就有，在江西瑞金学生常有600人。学员们给威尔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写道：“所有的学生，在我看来都是非常高等的人物。他们似乎比延安那些惯常的嬉闹习气要严肃得多，好像他们已在肩头感到新世界的重量一般。” 

　　李维汉和成仿吾与威尔斯一同吃午餐，用英语交谈。威尔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时，就知道成仿吾“是早先创造社文学大家之一，被看做中国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于1931年加入红军，是跟红军一同生长的极少的几个文学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抱着对成仿吾的浓厚兴趣，威尔斯与成仿吾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时间讨论，并请成仿吾把他的生活经历告诉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威尔斯用3000字的篇幅向世界介绍了成仿吾。 

　　当天下午，成仿吾带着威尔斯访问了少数民族班，威尔斯与各族学员进行了深入交谈。在《续西行漫记》中，威尔斯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央党校的少数民族班，足足写了7000多字。她写道：“参加党校学习的少数民族代表，33人中大多数是在长征中加入红军的，只有蒙古人来自长城附近的内蒙古。这33个人是从红军的其他人中选出来进行专门训练的。他们都年轻、聪明，和汉人一样对我这个来访的美国人很友好。当我提议照张相时，他们很有礼貌地立正敬礼。”“根据成仿吾的介绍，因为他们的教育刚刚开始，少数民族学员只读四门课：拉丁化文字、中文、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以及自然科学，例如他们感兴趣的动物学和植物学。”她挨个对藏、彝、蒙、回各民族学员进行了采访，并认为 “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将来各民族复兴的领袖”。 

　　《续西行漫记》使国内外的人们，包括今天的我们，了解到当年的中央党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包括党的民族政策。 

　　1937年5月30日，成仿吾接待了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并陪同他们考察了党校。事后考察团对记者说，此次考察印象甚佳，苏区各界对国共合作的愿望非常有诚意。 

　　1937年9月初，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六人发起建立陕北公学，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在《新中华报》和《陕北公学招生简章》中，广而告之：“由成仿吾担任校长。”怀着满腔抗日热情，也抱着对6位革命家、教育家、文学家的仰慕和信任，全国各地知识青年成千上万奔赴延安，投考陕北公学。成仿吾从此离开中央党校，担任陕北公学筹备处主任、校长兼党组书记。 

　　四、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成仿吾少年时代就显露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在日本留学时他已经掌握日、英、法、德4门外语，在旅居法国、德国期间又自学了俄语。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把歌德、海涅、雪莱、华兹华斯、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他主张翻译忠实于原文，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许多人包括胡适先生在翻译中的错误。1927年他和郭沫若的译诗集《德国诗选》出版。他曾将郭沫若用日文写作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英文版。他还将郭沫若的日文版《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译成中文在《创造周报》第2号发表。 

　　1929年成仿吾受蔡和森所托，第一次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完稿后从德国寄给在莫斯科的蔡和森，可惜蔡和森已经回国，译稿不幸丢失。1930年4月周恩来途经柏林，向中国支部的全体成员介绍了国内形势，成仿吾将其谈话记录整理翻译成德文，以《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为标题，发表在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上。 

　　193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得到的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委托成仿吾和徐冰将其尽快译成中文。根据分工，文本的前半部分由成仿吾翻译，后半部分由徐冰翻译。1938年8月，由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同年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等机构出版。1945年，成仿吾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他又将1938年译稿作了较大修改后交给了解放社。后因胡宗南进犯延安，译稿再次丢失。195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时，成仿吾又将延安译稿加以校正，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印刷出版，供校内使用。 

　　1974年7月，77岁的成仿吾写信给毛泽东，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指出诸译本中错误很多，表示自己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王震将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成仿吾的信后，很快作出批示：调成仿吾来京，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让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 

　　9月，成仿吾回到北京。在中央党校校译小组的协助下，成仿吾校译了《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选》《反杜林论》等马恩著作。他们认真比对多个德文版本，并参考各现有译本，逐字逐句讨论推敲，力求思想准确无误、内容结构完整、用词用语规范流畅。一本《共产党宣言》即修改48处之多。译成初稿后，又召开理论界座谈会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定稿。1978年到1982年，成仿吾的马恩著作校译本陆续正式出版。1982年7月，85岁的成仿吾被选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 

　　作为长征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内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成仿吾在这个时期完成了《长征回忆录》《记叛徒张国焘》两本书的写作。他曾将清样分送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1977年10月《长征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又出了日文、英文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85年6月，成仿吾逝世13个月之后，《记叛徒张国焘》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为马恩经典著作留下准确的译文，为党史留下真实的记忆，成仿吾的两大夙愿在他的晚年得以完成，为他作为学者、翻译家、作家、革命家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