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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的艰辛探索与经验启示
来源:《干部教育研究》    作者:范国盛    2025-07-09 09:55:00 

  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是指1920年至1923年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它是伴随党组织的成立而诞生发展起来的。本文所指的干部教育是一种广义上的干部教育,即培养革命积极分子造就革命骨干的教育。党的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因此,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一开始就呈现群众路线的特征,这也是我们党的根基所在、血脉所在、力量所在。我们党将干部教育作为教育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重要桥梁和发展党团事业的重要基地,堪称中国革命的孵化器。为了宣传和鼓动革命,我们党创办了不少工人学校、农民学校、平民女校等,培养了大量革命人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初步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力量,加速了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大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观流溯源,探求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的发生发展对于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的艰辛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便立即使一切统治阶级产生恐慌。北洋政府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电令各省、市、地区都必须严加防范,并且拟定专门惩治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的法律条文,“以遏乱萌”,对共产党人进行肆意逮捕。所以党在创建初期的干部教育面临极其艰险的环境。此外,由于党的力量弱小和经费缺乏,这一时期党更多的是采取利用各种民众组织的合法形式、秘密战线的隐蔽形式以及依托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等多种形式、多种力量来发展干部教育。 

  (一)建党前后对干部教育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重视干部教育。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自在的阶级并不必然地转变为自为阶级。“一旦人们进入某种生产关系,就必然具有了特定的阶级经历,但只有当人们以文化的方式处理自己的阶级经历,从而获得明确的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的时候,自为的阶级才真正形成了。”这就说明工人阶级要想成为自为的阶级,必须经过宣传教育启蒙。 

  列宁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他强调一个干部决不会自发地成长起来,也决不是可以不花力气便使干部队伍成长起来。列宁提出要创建专门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培养高素质干部的重要渠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迅速有效地帮助党员成长,苏俄创办了大量的各级党校和干部学校,列宁本人还具体参与干部教育工作,并亲自到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作演讲。列宁关于干部教育的思想不仅指导着俄国实践,同时还影响着中国,给中共早期共产党人以思想启迪和帮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也进一步深化了对干部教育的认识。李大钊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共产党》月刊《告中国的农民》一文,要求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毫无疑问,要想从根本上推翻殖民主义的思想奴化和封建主义的礼教牢笼,建立符合中华民族意愿的新文化和新教育,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把旧政治、旧经济转变为新政治、新经济。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教育必须服务和服从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任何超越这一需要的文化教育方针都是不妥的。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把教育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和教育间的关系有着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们积极投身干部教育办学实践,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事业才得以星火燎原、薪火相传。 

  (二)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政策演进 

  党的创建初期,党员数量少,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并且经费困难,根据党纲和党的实际主张集中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同时受当时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以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号召,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对象集中在工人、农民和妇女等受压迫群体身上。党的一大时,广州共产党报告,已成立一所机械工人学校和一些工人夜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要求“依照各地情形须设平民学校”。当时大量党内文件都提出要充分利用平民主义教育形式举办工人学校、农民学校、妇女学校;课程内容是阶级教育和识字教育;阶级教育是党的性质决定的,识字教育则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工农是不识字的文盲。“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工人学校也不是普通的工人学校,而是以行业为区分的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也有利于组织行业工会。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227月党的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陈独秀在党的三大报告中讲道:“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这表明党对干部教育的认识逐渐深入,更加重视专业的工运人才骨干教育。19236月党的三大制定的《劳动运动议决案》提出,“为养成劳动运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动教育机关,以启发工人宣传及组织之智识。”192311月《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报告》湖北区报告,“对于内部教育训练工夫,太没有注意,故同志精神颇不振”,要求“今后须向工厂去寻勇敢分子以教育训练之”。湖南区报告“工人补习学校虽未得适当之人主持,然工人居领袖地位者,现有特别班,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党的三大制定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以外,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的中心,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19245月,《汉口地方报告》:“汉口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同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 

  综上,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政策的演进呈现明显的从平民主义性质的工人、农民、妇女学校教育到重视党内骨干人才培养的教育特征。在干部教育学校形式上,也呈现形式多样但又明显受正规学校教育影响的特征,如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即是受新式教育影响的明证。在干部教育的学制上,党的经费困难、革命形势的快速变化以及党的短期训练班实践,为此后干部教育培训以短训班为主奠定了基础。 

  (三)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实践形式 

  1.利用平民主义等民众组织形式开展干部教育 

  1916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注意贫民教育案》。1919年又通过《失学人民补习法》,平民教育逐步引起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视,并成为五四时期一种重要社会思潮和教育思潮。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分为多种派别,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站在“庶民”的立场,主张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以广大工农为对象,不仅传播文化知识,而且配合日益兴起的国民革命,启发他们的反帝反封建觉悟。邓中夏特别指出,著名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办起来的。1922210日,上海平民女校正式开学。由于当时中共处于完全秘密状态,因此征得国民党元老黄兴遗孀黄宗汉的同意,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主办招生。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一批追求自由和革命真理的女青年,如高君曼、王剑虹、丁玲、王一知等,纷纷投奔女校学习。陈独秀和李达在《妇女声》杂志上发表文章,热情赞扬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1922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指出,“依照各地情形须设立平民学校、青年俱乐部、新剧团、合作社、演讲团、图书馆、出版机关等”。 

  为大力发展干部教育,我党还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其他民众团体开展干部教育。党的创建初期创办的培养工运干部的工人学校也大都是以社会机构的名义举办的。上海党组织在上海组织了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依靠沪西工友俱乐部,在沪西小沙渡的纱厂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创办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当时,湖南有船山学社,是湖湘文人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场所,有宽敞的房子,每年省政府还拨给4000元活动经费。毛泽东等人诚恳征得学社社长贺民范同意,把船山学社社址作为自修大学校址,并从学社的经费中拨出400元作为自修大学的经费。我党充分利用为民众办教育的平民教育等公开合法形式,取得了干部教育的丰硕成果。正如有学者所言,大革命之前,共产党创办的各种教育“大都以国民革命为宗旨,以平民主义为方向。” 

  2.依托国民党办干部教育 

  党的创建初期,虽然国共并未开始正式合作,但由于部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因此依托国民党兴办干部教育便成为可能。陈独秀受陈炯明邀请到广东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以政府名义设立“宣传员养成所”,所长陈公博,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等。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合作办立的专门干部学校,但主要事务工作由共产党负责。当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因在军事和政治上屡遭挫折,遂倾心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图配置人才,集聚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急需培养干部也十分重视兴学育才,以开拓革命事业。于是,在这种契机下,国共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19234月,邓中夏任上海大学校务长,负责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7月,又聘请瞿秋白担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邓、瞿到任后,与在校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国民党人士一起,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上海大学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却为我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书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上海大学也因此与黄埔军校被誉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 

  党的创建初期,利用国民党兴办干部教育虽然数量有限,但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也为后来国共合作大力举办干部教育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19236月,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开始正式合作。这一时期,共产党获得了相对稳定、和平与有保障的发展环境,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党的干部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便是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3.依托苏俄和共产国际办干部教育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为打破协约国列强的封锁包围,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认为需要加强东方的工作,同中国建立联系。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在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帮助下,于19209月创办“外国语学社”。该校学生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为赴俄做准备。吴廷康(俄国人)的夫人教授俄文。外国语学社20多名学生分3批先后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简称东方大学),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除一部分学生已赴俄学习外,其余都分配到国内各地工作。学社对培养中共干部起了积极作用。 

  191932日,共产国际正式成立,大力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加强了对各国支部的指导和援助。1922年,党的二大正式做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联共(布)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同时为了争取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苏俄合作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开始有计划地创办专门大学为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压迫的东方国家、殖民地培训干部。中国由于与苏俄的地缘优势,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干部培养受到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东方大学就是专门为培养训练苏俄东部各少数民族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革命干部而设立的高等院校。东方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外国部设中国班。1921年招收中国学员36人。20世纪20年代共有近1400名中国留学生留学苏联。其中东方大学和1925年成立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也叫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主要院校,95%的留苏学员就读于这两所大学。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我们党培养了许多职业革命家,对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对我国革命的价值贡献 

  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院校是我党深入群众的桥头堡和发展党团的重要基地,是党团活动的秘密据点,同时还培养了大量的工运、农运、妇运、青运等群众运动人才以及政治人才,直接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党的创立初期干部教育对党组织的发展、对革命骨干分子的培养以及中国革命的强力推动,是它对中国革命最突出的价值贡献,也是其他一些组织所无可替代的,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的孵化器和推进机。 

  (一)深入群众的桥头堡 

  党的二大要求党员“到群众中去”,以便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为深入群众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共产党要求进步青年“钻进社会里去”“钻进工厂里去”,为群众办识字班、工人夜校、补习学校、平民学校等,以此深入群众之中。据邓中夏回忆,192111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安源地方报告总结工运经验,认为“凡有工人群众的地方,须设法创办工人补习教育以为组织工会之初步。”1923年《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指出,为了宣传发动农民的需要,“有可能的地方当设贫民学校”。此外,平民女校也是党组织领导妇女群众的重要手段。党在创建初期干部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是我们接近群众的桥头堡,通过教工人农民识字、补习文化,获得群众认可,进而宣传共产主义,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革命骨干。 

  (二)发展党团的孵化器 

  的创建初期,党组织发展缓慢,几乎是清一色知识分子。为快速发展组织,党采取了多种方式,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学生党员。有研究者提出:中共早期组织的发展,呈现出“以学校为依托的组织发展”特征。党的早期革命者通过学校来建立组织网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既有的学校为依托,开展革命组织活动——此可称之‘借船出海’;另一种是通过新创办专门培养革命青年的学校,来开展革命组织活动——此可称之为‘造舟远航’。”既有的学校主要指的是大中学校,新创办的培养革命青年的学校,则指的是我们党所创办的干部教育机构。党的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尤以在校进步学生为主要目标对象,很多党员团员都是在校期间加入党团组织的。党组织通过干部教育的桥头堡作用,深入群众,把有志青年吸引团结组织在党团周围,从而使得党团组织得以发展壮大。郭亮、夏曦、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等就是在自修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而据《上海大学19221927师生回忆录》,当时上海大学有我党的党团组织,很多师生就是在此加入中共党团的。 

  (三)党团活动的秘密据点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那时中国的情况很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欧洲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即:共产主义已经被‘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了’”,共产党人由于自己的鲜明主张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为此,党的早期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或是寻找合法的外衣掩护。在当时,教育办学是一种很好的掩护形式,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机构也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掩护党团秘密活动的责任。有学者提出:“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学等学校实体,就充当了中国共产党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合法据点。” 如上海平民女校担负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和党内同志的特殊任务。当时党中央在上海,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李达是党中央宣传部主任。各地党组织经常来人联系、商谈工作,从国外回来的同志也先到上海接头。平民女校实际上是党中央的联络点,因为学校是公开的,外地有人来找党中央,总是先找到平民女校去。党的领导人在这里接头、开会,其他人则在楼下起放哨的作用。董必武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也是党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据董必武回忆,武汉中学最进步的10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加上在校任教的、负责武汉小组组织工作的陈潭秋以及学校教员赵子健,武汉中学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的 “湖北共产党的中心”。 

  (四)为党招才的集结地 

  有研究者认为,党在创建初期主要是通过在进步社团中、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旅外先进分子中发现和培养人才。事实上,党的早期干部教育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重要的发现、招引人才的职责。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有的是面向社会公开招生的,为了把有志青年吸收进来,我们党采用了声明宗旨的方式,以求吸引同道,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明确提出:“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上海大学章程》第二条:“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19239月,瞿秋白进一步阐明:“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因此,‘上大’应当具有时代性、革命性,才能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正因为党的早期干部教育有着鲜明的办学宗旨,因此才能快速寻求到志同道合之士,共同为中国革命奋斗。通过广泛的招才,党得以把进步青年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 

  (五)为党育才的大熔炉 

  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延续清末民初以文化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的教育救国宗旨,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人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要求“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从宣传发动革命的时代需要出发,把培养具有宣传鼓动能力的群众运动人才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任务,创办了培养工运、农运、妇运以及青年干部、党员干部等各方面的干部院校,培养了大量的革命人才。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是培养革命志士的大熔炉,很多革命先辈回忆是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学校里接受革命教育才走向革命道路的。如,张庆孚1923年前后考入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在校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进步书刊,思想上产生了强烈共鸣。1925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忆道:“这些刊物上的社会革命理论对我启发很大,使我产生了革命的愿望。”薛尚实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南方读书时,听闻上海大学培养革命干部的消息后,毅然决定转学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他接受了系统的革命教育,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六)点燃革命的推进机 

  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培养造就了大量的群众运动人才,他们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点燃革命烽火,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叔衡在湘江学校师生同乐会闭幕会上说,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体师生“好比是酒药子”“希望这些酒药子到各处去发酵”。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后,北京党小组借机组织工人成立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并组织工人开展了与资本家和工头的斗争,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为长辛店罢工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大学学生李硕勋组织和发动青年学生投入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上海大学另一名学生刘华是著名的工运领袖,他脱下长衫,换上工人所穿的粗布短褂,到日商内外棉纱厂,以做勤杂工为掩护,在工人中从事革命宣传,组织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发展初步的党的组织”,使党在沪西工人中有了根基,他参与领导了上海的“二月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上海大学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红色学府”。由于共产党人对工人运动的高度重视,大力培养工运人才,最终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三、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虽然时间短暂、办学经费短缺、学校数量有限,但筚路蓝缕、开拓创新,尤其是像上海大学、湖南自修大学等一些早期干部教育名校,仍然是干部教育史上的璀璨明珠。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实践所形成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总结提炼,形成规律,并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提供有益借鉴。 

  (一)必须坚持与党的发展建设相互促进的战略导向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并把干部教育培训放到党的发展和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和谋划。党在创立初期,党员人数少,党的力量还很弱小,普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准备也不足。为快速发展壮大组织,我们利用工人学校、农民夜校、平民学校等深入工农和进步青年之中,并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院校中大量吸收进步青年和积极分子加入党团,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党团组织。为强化党的理论武装,把党建设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工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并要求在工人学校里,“除非常必要的情况外,不应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土地革命时期干部教育优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干部教育第一”,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从而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证明,只有把干部教育培训放在党的发展和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和擘画,才能促使干部教育和党的事业双向奔赴。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党,关键在干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的作用,做好战略规划,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和知识培训,推进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二)必须坚持从时代出发的问题导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根本要求。党在创建之初,共产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思潮在小部分知识分子之间传播,并未获得群众的广泛接受和认可。为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我们党把干部教育作为接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并且根据时代需要,以培养群众运动人才为主要目标,担负起时代使命,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从而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军事斗争成为中心任务。毛泽东感慨:“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因此,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教育是整个苏区教育中发展最早的领域,红军干部教育更是红军教育中成效最大的领域。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干部教育只有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部署和推进,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干部教育事业才有大作为、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校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站位,是践行了党校初心的必然要求,“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自觉在党的新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精准定位,自觉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民族复兴和强国伟业,干部教育培训必须把“培养造就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必须坚持培养学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标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注重培养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人。毛泽东说,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广州宣传员养成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工作的干部”。省港罢工工人宣传学校根据罢工委员会的《宣传大纲》,讲授有关知识、重视讲演及游艺表演等实际宣传能力的培养。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还通过组织各种研究会,引导学生研究实际问题,并且引导学员走进工厂、农村做调查研究。在理论教学中,将政治理论教育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如在讲解政治概念时,明确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切忌说抽象的原则。这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较好地解决了理论教育“空对空”和“两张皮”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不可坐论,理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干部教育培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努力提高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员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四)必须坚持以学员为中心的生本导向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的变革,重视个性、主动性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方式方法被广泛运用到新式教育中,同时也影响到干部教育并提升了干部教育培训实效。新式教育方法的典型特征是以学员为中心、以实践为依托、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湖南自修大学倡导自学辅导法,它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要求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己确定所研究的学科内容及时间、范围。为辅助学生单独自修,还组织了团体研究方式,成立了各种研究会,创设了学长制和特别授课制,给予学生辅导和授课。自学辅导法有着鲜明的道尔顿制特征,它既是对旧教育制度的一种批判和反正,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探索精神,因此湖南自修大学也被称为“新教育制度之纪元”。上海区委在党团训练班的培训方法上明确要求:“每次必须留二分之一或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讨论,务使听者逐渐都得参加讨论的机会。”上海大学鼓励学生深入群众中间参与并指导群众运动。上海大学的学生,“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知道吸收知识的方法不仅靠在课堂上和书本上用功,而且还得从革命实践中去加强锻炼,要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才能学到真本领。”“他们鄙弃那讲坛上高谈阔论的教授和学而不行的大学生,认为那只是把学问储藏起来作为自己个人生活的资本的凉血行为。”将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是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一个典型特征。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是把这种方法发挥到极致,“讲”“习”结合,每期培训班都安排学员到农运开展得好的地方实习,既增强了农运工作的力量,培养了学员开展农运工作的本领,同时增强了学员开展农运工作的信心。《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明确要求,要改进方式方法,综合运用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方法,推行研究式学习。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尊重学员主体地位、重视培养实践能力的经验做法,对当代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的改革创新以深刻启示。 

  (五)必须坚持精准调训、精准施训的专业化办学导向 

  分级分类培训有利于抓好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干部的教育培训,提高学员的专业化履职能力,同时有利于提高专业化办学能力和水平。党在创建初期为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采取了分级分类专业化培训办学模式,对从事不同实际工作的人员,分别纳入不同的培训系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益。为培养工运人才,我们党开展工运干部教育,并设计了从工人学校到职工运动训练班再到高级训练班的分级系统。即培养工运干部的工人学校,为提高专业化水平,要求“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为培养妇运干部,举办了妇运干部教育,创办了平民女校和妇女运动训练班,分别培养不同层次的妇运干部。根据学员的知识程度水平和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级分类专业化办学,有利于课程设计和统一教学进度安排,提高教学效率,提升专业化办学水平,同时有利于同行业学员深入交流,学学相长,增强学员专业化能力。如今,我们仍然要坚持分级分类办学,既精准调训又精准施训,改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在充分发挥党校、干部学院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的同时,发挥行业系统和高校的专业化办学作用,建立健全分层次、分类别、多渠道、多形式、重实效的充满活力的干部教育培训新机制。 

  (六)必须坚持开门办学的开放导向 

  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还在于我们党充分利用各种力量办学,大力拓宽干部教育培训渠道,使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党在创建之初只能在秘密状态下活动,为此,我们党灵活利用平民主义、工读主义以及民众团体等形式积极开展干部教育。同时,党还想方设法利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依托苏俄举办干部教育。我们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以开放的眼光借助各种力量办学,使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蔚为大观,成为中国革命的孵化器和推进机。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党要在全球治理中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也必然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必须具有全球战略视野,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广泛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经验,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原则,审慎利用境外资源包括各种国际组织教育培训党员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能力素质。例如,培养外交人员的一些培训项目,帮助外交人员更好地了解了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提高外交水平和业务能力;出国(境)培训帮助学员了解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提高学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并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府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际化进程。 

  纵观党的创建初期干部教育的发生发展历史进程,干部教育培训事业促进了中共党团组织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党要在中国长期执政,就必须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源源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采取灵活多样的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提高干部教育培训实效;必须坚持开展分级分类办学,提高干部教育培训专业化水平;并在充满激烈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下,具备全球视野,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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