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生于1905年，原名郭秀勍，江西南康人，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24年到上海转入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攻读哲学；1927年9月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的中学讲授英文，1928年2月在杭州大佛寺开始翻译《资本论》，1928年至1929年在上海大夏中学等校教书，后以译书为业，陆续翻译《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著作，1938年其译作《资本论》三卷出版，曾在广东文理学院、厦门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949年译作《剩余价值学说史》出版；1950年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工作，后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获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至1966年《资本论》三卷校订版出版，1970年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到1976年春重译毕，1976年4月逝世。除了翻译经典著作之外，郭大力还出版了《我们的农村生产》《物价论》《生产建设论》《西洋经济思想》《凯恩斯批判》《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这些著作具有较高理论价值。 

　　郭大力始终坚持为党的事业、党的需要而不懈奋斗，不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都没有动摇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决心，都没有阻挡他从事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勇毅步伐。他多次翻译《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教育学员，采用对比研究方式引导学员，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党的理论传播与干部教育事业之中。我们纪念郭大力诞辰120周年，缅怀他对党的坚定拥护和为党作出的重要贡献，追思他的顽强意志和崇高风范，激励我们始终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传承党校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努力在服务民族复兴伟业中赢得更大荣光。 

　　一、坚持不懈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历史上，郭大力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翻译《资本论》，把这部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介绍给中国人民。从早期经历上看，郭大力对党的拥护、革命的挫折和生活的困苦激发了他要全文翻译《资本论》的斗志。他说，“我意改造社会，应该从经济制度着手”，“我译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传播，离不开科学巨著《资本论》，因而对中国革命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当时，我国不仅没有中文全译本，连部分译文都很少，还存在不少错误，这与我国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要不相适应。郭大力常说：“我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由于党的事业的鼓舞；我能坚持几十年，也是由于党的领导和支持。没有党的关怀和支持，就没有我的一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站在党的事业高度看待个人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28年春，郭大力来到杭州西湖大佛寺寄居，他与王亚南一见如故，立下宏愿，决定一起翻译《资本论》，这就是进行了十年的“大佛寺计划”，从立志翻译到最终完成，总共是十年时间。半年后，他们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但因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合译工作不得不暂停。 

　　《资本论》第一卷的译稿早已在战火中被毁灭。1934年，郭大力重新开始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归国后也参与翻译工作。1937年初，《资本论》翻译工作得到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支持，艾思奇与郭大力联系，洽谈翻译和出版事宜。1938年，《资本论》终于在上海全部出版。1939年至1940年，郭大力把三卷《资本论》译文又重新校订一遍，把发现的主要问题编制了一个长达33页、包括1700多处更正的详细勘误表，充分体现了他对译作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崇高精神。 

　　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书籍，几经波折送到延安后，毛泽东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和批注，在扉页上写下三条批注：“1938”“1867”和“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前一个日期是在上海首次出版的日期，后一个日期是在欧洲首次出版的日期，这两个日期凝聚着他对于出版这部经典著作的殷切盼望。在之后近40年的漫长岁月中，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一直被称为是中国最权威译本，也是最完备的版本，成为不少领导干部的案头书。习近平总书记曾分享了一段自己的读书往事：“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 

　　1940年春，郭大力将精力投入到《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中。他认为，只有把《剩余价值学说史》翻译出来，才算将完整的《资本论》展现给中国人民。在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3年时间里，郭大力居住在老家，生活十分清贫，但他丝毫不在乎物质生活上的贫困，最使他苦恼的是，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无人商讨，不但缺乏必要的参考书，甚至连一本较好的德文词典也没有。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退缩，而是顽强地坚持翻译工作。到1943年11月，郭大力终于将100多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出初稿，接着继续为译稿加工润色、校正打磨。但因时局混乱，这部译著一时无法出版。194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为使这本书翻译得更加准确，郭大力又对译文作了一次全面校订。1949年，《剩余价值学说史》终于在实践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国民党统治下使用的名称之一）出版。 

　　至此，郭大力整整用了21年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翻译出来，终于把马克思的伟大巨著完整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郭大力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译者跋”中写道：“现在，这个努力的成果，总算可以拿来公之于世了。在这里，如果我一味说这个工作曾经是如何艰苦，那是近于夸大的。当然，那对于我是艰苦的。原著篇幅浩瀚，它的理解一部分是困难的。我总是恐惧着，这样一个译本不免要把原著玷辱了。”  

　　1948年12月，郭大力开始校对《资本论》第一卷，1950年，他调到马列学院以后，挤出全部时间修改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1953年至1954年，改后《资本论》陆续出版。但他对这个版本仍然不够满意，决定对《资本论》再作一次全面修改。1963年至1966年，第二次修改的《资本论》陆续出版。之后，他便准备着手改译《剩余价值学说史》。他认为，完成这项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下定决心，拼死拼活也要把《剩余价值学说史》重新翻译一遍。他忍着病痛，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重译了120多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 

　　从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到1976年重译完《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整整用了48年，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确地、完善地呈现给中国人民，他倾注了毕生心血。郭大力并没有停下脚步，正计划写一本专著介绍《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帮助青年理论工作者和党的干部学习这两本著作，但遗憾未能完成。 

　　郭大力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翻译出大量留存后世的经典名作，把自己的一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郭大力曾不止一次说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不光是词语要译对，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其精神。他常常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直到找出满意的处理方法才欣然下笔。他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百槌锻炼的，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无的放矢的话，这是马克思的文章的最大特色”，因此，在翻译时，“必须彻底理解和领会原著的思想，一字一句都考虑，然后慎重地翻译出来”。郭大力表示：“只打算终生翻译马恩的著作，尽我力之所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二、“三个注重”的教学方式 

　　1949年春，郭大力离开厦门，来到北京，先在三联书店担任副总编辑，1950年夏调到马列学院（1955年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工作，后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为校内各班次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在教学方式上，他注重激发学员的积极性和自信心，注重把写作历史与主要内容相结合，注重以问题导向开展授课，这成为他教学方式的鲜明特征。 

　　（一）注重激发学员积极性和自信心 

　　一份郭大力1955年12月22日的讲稿——《〈资本论〉学习辅导》充分体现了他的教学特点。他在开篇就提出，“我的辅导有两个目的：一方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资本论》的内容，一方面联系着解答一些问题。”面对卷帙浩繁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学员不免有畏难情绪，因此，他注意激发学员的积极性、自信心，向学员说明，“我们准备学习《资本论》的时候，很自然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资本论》学好？我的回答是：一定能够。”他所给出的原因是，《资本论》中所说明的道理，比如，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积累下的两极分化等等，是很容易明白的，也是工人阶级在革命实践中一定会知道的，马克思只是经过完整、充分、科学地论证，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当然，读《资本论》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郭大力也逐一作出了说明。一是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初学者往往不习惯马克思这种分析方法。二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他的理论是联系实际的正确反映，但其叙述方法给人感觉理论建立在许多假定上，如果不注意这个特点，就很难领会马克思的叙述方法，而且，他叙述理论是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熟悉，也会感到困难。三是马克思的文章引用了许多历史上、哲学上、文学上的典故，对这些典故不熟悉的人，阅读时也会遇到困难。由此，郭大力指出克服困难的条件：首先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有某些基本知识，哲学知识、历史知识等；要紧的是在读时要有耐心，要一步步研究。 

　　对学员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劳动二重性的问题，二是劳动与劳动力区别的问题，郭大力分别进行详细解读，而且以若干问题为牵引，通俗易懂地使学员们深入掌握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关于第一个问题，“劳动二重性的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表现在马克思完成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充分发展了这个理论。“如何把劳动二重性的原理贯穿在各章里？”郭大力认为不是这样解释的，未免把劳动二重性原理孤立起来而又贯穿在各章，就把它玄妙化了。他还就“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为什么创造的新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个别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获得的额外剩余价值，是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增加的价值量？”等问题作出深入解答。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区别劳动同劳动力呢？”他的理解是，实际问题的意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郭大力围绕“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劳动者都有劳动力，但能不能劳动呢”等问题展开剖析，进一步说明，劳动同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应当严格区分，因为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他不能劳动，为什么有失业现象呢？是因为他不能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劳动力同生产资料就不能结合在一起。他特别提醒学员，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应当处处都不要忘记实际，离开实际去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就会有困难，会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作是玄妙的东西；但如果同实际结合起来，《资本论》就变成非常实际的东西了。 

　　（二）注重把写作历史与主要内容相结合 

　　为了使学员更好掌握著作内容、更好融入课堂，郭大力在授课时，先讲著作的写作历史，再讲主要内容，“因为讲清楚《资本论》是怎样写成的，对《资本论》的内容就好介绍。”首先，从著作标题去挖掘写作的根本目的，“如果翻开《资本论》来看，《资本论》还有个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一方面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它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且，从标题可以看出，“《资本论》是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编，所以马克思《资本论》中还保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目。” 

　　从具体内容上看，郭大力之所以采取这种教学方式，原因之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也保持了相对一致性。郭大力提出，“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这本书中是商品货币问题，政治经济学所讲的也是商品这些理论，后来经过了形式上的某些修改就变成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编。内容是相同的，不过叙述的方法有些改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可最终“马克思并没有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写作，他只完成了第一部分——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计划，“把《资本论》分三卷，第一卷讨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讨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及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总的过程的各种形态（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讨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后来把第二卷分为两卷，第四卷讨论剩余价值学说史”。 

　　郭大力在阐述《资本论》的写作史时，充分说明了《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伟大著作。他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伟大著作，但它的完成是靠了恩格斯的力量。从某一点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的事业”。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并没有来得及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就去世了，这个工作是由他最好的朋友和战友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更详细地把马克思著作的经过告诉了我们，“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以后，从1860年8月到1863年6月，不到两年写完了很大一部稿子——《资本论》，这个稿子是四开本，有1472面，分订23卷。从第1页到220页，1159页到1472页编成了《资本论》第一卷，221到970页，就是后来第四卷的内容，就是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内容。这部分原稿恩格斯在去世以前把它抄了一遍，因为马克思的字很难认，同时是在病中写的，如果恩格斯不把它初步整理一下的话，后来的人就没有办法编了。”马克思去世以后，《资本论》第二卷的编辑工作就落到恩格斯的肩上。恩格斯在188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以为第三卷的编辑不会有很多困难，但事实表明困难很多，直到1894年才出版。郭大力指出，“这样简单地介绍一下《资本论》的轮廓，使同志们对《资本论》有些印象，以后阅读时也可以比较有头绪”。 

　　（三）注重以问题导向开展授课 

　　问题导向是郭大力授课的鲜明特征。他结合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经过，介绍《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也是以问题和逻辑为导向串联所有的章节，正如他所说，“同志们要求于我的，是要有系统的、有重点的介绍《资本论》的内容，我应当担负起这个任务。在介绍《资本论》简单的内容时，要联系着解释几个问题”。而且，他在讲《资本论》内容的时候，也注重讲一讲各部分的联系。 

　　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他以每篇主要问题为牵引，结合学员提出的问题，再联系不同的章节，向学员讲授《资本论》的主要内容：资本是怎样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怎样由剩余价值中生产出来？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时为什么要从商品分析开始呢？商品生产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个一定条件是什么呢？《资本论》的第二篇又是重要的、关键性的一篇，因为在这里马克思说明的是货币转化为资本。马克思为什么这样提这个问题呢？第四章第二节的题目是“这一个总公式的矛盾”，这个矛盾应当怎样提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没有说明为什么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会失去生产资料，是不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看得很轻，不去说明呢？究竟资本家支付不支付劳动力的价值？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应当如何表述呢？《资本论》本身是个整体，为什么要分第一卷重要，还是第二卷重要呢？《资本论》第二卷首先指出了资本流通过程总是采取循环的形式。为什么呢？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离开流通过程来看吗？我们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呢？什么是总过程的各个形态？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都为产业资本所征服，变成为产业资本服务的东西。这时它们靠什么增加价值呢？以前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怎样转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呢？等等。上述问题既覆盖到《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又充分照顾到学员存在的各种困惑，而且在教学方式上注重问题导向和不同章节之间的联动性、互通性，学员评价很高。 

　　郭大力为人谦虚、为学谨慎，他在授课结尾时说道，“ 《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不是成功的，缺点很多。翻译工作的改进要靠大家的帮助和鼓励，特别是要靠同志们的帮助和鼓励”。作为《资本论》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之一，对该书中的内容自然是信手拈来，但他仍虚心地向学员们说道，“我知道在同志们中间有些同志比我讲得好，所以我还敢于来讲，是因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些同志还需要来讲一讲。我在讲课以前很不安，因为没有很好的准备，但即使准备，也不一定能准备得很好。现在我还坐在这里讲，更感到不安了”。 

　　三、“三个深入”的教学理念 

　　郭大力科学严谨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其教学培训工作上同样充分展现出来了，特别是“三个深入”理念贯彻于教学活动中。一是深入研究教学内容并成体系，他深入研究《资本论》，形成科学逻辑体系，不仅课程受到学员好评，而且形成了重要的教材成果，出版了《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引发了《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几个问题的解答》。二是深入掌握学员需求和接受度，深入学员中间交流和调研，在授课时配合生动的例释，对《资本论》中较难理解的概念赋予其个人的领悟，用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或者学员们接触过的情景来做展示，阐述容易混淆的概念名词时，融合对照地加以分析。三是深入参与各类教学活动，带领教研室教员投入到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研讨、教学课程的设计等工作中，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承担部分学校、机关等单位的课程，对教育培养广大党员干部和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深入研究教学内容并成体系 

　　郭大力脑中有一部完整的《资本论》，在讲述时将全篇构建了成熟的逻辑树，从章节间的框架网络、推理递进，到概念中的遣词用句、本质含义，他的研究可谓精准且深刻。他的讲课稿印成了教材。历史学家熊德基曾回忆说：“1960年我想把《资本论》好好通读一遍，这部书实在很难啃下去，幸而靠了郭大力同志在中央党校为辅导学员而印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讲话稿，帮了我很大的忙。这本书针对《资本论》中的每一处难懂的地方都重点突出地用浅显的语言做了十分明晰的解释。使读者对《资本论》容易理解一些。要做到这一点，非对《资本论》融会贯通不可。” 

　　郭大力从不轻易发表文章和著作，一旦需要，他就竭尽全力，以求做到精益求精。以《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为例，此书是根据他的讲课记录稿整理之后印发的。1955年至1956年，郭大力给省部级领导干部研究班系统地讲授了《资本论》。由于讲课内容丰富，效果极好，广大学员强烈要求印发讲稿。由于他讲课只有提纲，没有讲稿，党校决定将这次讲课的记录稿印发给学员。为了对读者负责，他不是简单地在记录稿上做些修改，而是按照当时讲课的提纲和顺序全部进行了重写，写好后又反复修改，才作为党校教材正式出版。1959年，理论班开办后又再次印刷。1978年，此书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这本书不仅对《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和重要原理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讲解，而且对重要的和难理解的章节，都重点突出地用浅显的语言作了明晰的解释。郭大力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它的目的，在于帮助本校的同志阅读一部伟大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讲的时候，曾经有两方面的企图：一方面为《资本论》中包含的重要理论，描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另一方面是对其中比较难读的一些章节，进行简略的解释。”这本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对于我们学习《资本论》并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都有很大帮助。此外，中央党校还印发了他1957年为普通班学员所作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几个问题的解答》。在这个小册子里，郭大力对第一卷第一篇中几个重要而又较难理解的问题、做了详尽而又通俗易懂的解释。 

　　（二）深入掌握学员需求和接受度 

　　深入学员与因材施教是郭大力授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惯用方式。他希望每位学员都能对《资本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每次讲课，从不因为自己对所讲内容熟稔于心而掉以轻心，而是根据不同的听课对象写出提纲、打好腹稿，有时彻夜不眠。他还经常深入学员中间，参加小组讨论，进行个别辅导。对于学员提出的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由于他对《资本论》有深刻的研究，加上治学态度严谨，备课认真，从而使讲解深入浅出，深受学员欢迎。学员普遍反映，“郭教员的讲课，大家非常满意，简单扼要，层层深入，条理清楚，观点明确，还能照顾前后的衔接，听后感到收获很大”。 

　　为了提高学员对《资本论》原著的接受度，郭大力在每篇开讲前，都先说明哪章哪节是难懂难读的，再以详细地解读，配合生动地举例解释。他在讲商品与货币时，直说这一章是比较难读的，因为它所论述的问题，按其性质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在讲解商品二重性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解释，商品“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此时，就出现了交换价值的概念。他进一步讲到价值只有通过交换价值的形态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可以把商品二重性解读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简便的好处”。 

　　讲到商品拜物教性质，郭大力解释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借宗教形态而自创的一种比喻，用生活化的例子来解释——“我生产麻布，你生产上衣，我拿麻布交换你的上衣，这本来是我们互相交换劳动，但在私有制的商品生产社会中，却表现为麻布同上衣互相交换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了”。这个例子极生动地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他对《资本论》中较难理解的概念，都赋予了他个人的领悟，用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或者学员们接触过的情景来做展示，使概念清晰立体化，从而使学员理解明白、记忆深刻。 

　　郭大力为学员讲授易混淆的概念名词时，总是融合对照地加以分析。在讲到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一系列名词时，他讲这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也是关键，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从分析商品开始，把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价值说结合起来讲。他以茶杯为例讲道：把茶杯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抽去，也就是把生产茶杯的具体形式的劳动抽去，这时茶杯已不再是茶杯，它可被感知的物质属性都已消失。那么所剩下的就是与别的物同样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这样各种商品间的物质区别已不复存在，彼此成了同样地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价值。 

　　（三）深入参与各类教学活动 

　　革命事业的胜利，党组织的关怀，极大地激发了郭大力的革命热情，鼓舞他更忘我地工作。当时，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马列学院在课业安排中将政治经济学的课时增加到总课时的60%。他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要给几个班次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一周往往要讲两三次课，每次三至四个小时。1954年，郭大力因血压过高，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依然坚持带病完成教学工作。除本职工作外，他总是尽其可能热情接受邀请，不辞辛苦地前往一些大学和机关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50年，他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以广播讲座的形式讲解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讲座播出之后，深受听众欢迎。应听众的要求，这个广播稿经郭大力修改之后，先在《学习》杂志上全文连载，后又以《帝国主义论讲解》的书名出版单行本，并多次重印。 

　　郭大力在奠定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基础上也作出了突出贡献。1953年，马列学院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郭大力任主任。他带领教研室教员投入到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研讨、教学课程的设计等工作中。在他的领导下，教研室撰写教学总结，在《学习》杂志上发表《关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一点问题》，其中对学科教学规律的认识和探讨，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也为地方党校改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按照1956年3月出台的《高级党校七年规划》，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增设“经济学说史”教研组，同年7月中央高级党校成立校教学委员会，郭大力是25名成员之一，为中央党校经济学科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郭大力在世时和逝世以后，他的妻子曾听到熟悉他的同志说：“郭大力同志是个典型的学者。”他将毕生心血都倾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教育事业上，全身心投入《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的翻译工作和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的无比热爱、始终坚持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担当、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