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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井冈山时期,面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把干部教育视为党的工作的重要一环,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出一套干部教育的措施和方法,培训了大批革命干部和专门人才,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回顾井冈山时期党开展干部教育的具体做法,总结其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做好干部教育工作仍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都告诉我们,没有全党大学习,没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1]井冈山时期,面对大革命失败后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工作,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干部教育,培训了大批革命干部和专门人才,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认真分析井冈山时期党开展干部教育的举措,总结其历史经验,对做好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工作仍具现实意义。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干部教育面临的形势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势力的包围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土地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干部的需求十分急切。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革命面临挫折而急需大批干部重新打开工作局面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2]。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剿杀。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据1928年党的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3]。1929年3月,中共中央指出:“自‘八七会议’至今一年有半,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4]。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指示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培养新的干部”。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工作决议案》中指出:“北方上下层干部人才都甚缺少,这是过去不斗争不行动的机会主义遗下来之困难。现在要制胜此困难,只有在不停的争斗中去锻炼出大批干部人才。”[5]因此,在“旧的干部本来不多,新的干部尚未养成”[6]的情况下,大量培养干部就成为党组织的当务之急。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建立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随着革命根据地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健全,迫切需要大批懂得根据地建设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干部缺乏成为当时根据地面临的普遍问题。1927年11月,《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明确指出:“锻炼提拔出各级党部工农分子的干部,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7]1928年6月,中共中央在向毛泽东、朱德发出的指示信中,就要求他们在井冈山地区的农村注意干部训练工作,“对于乡村要注意干部的训练,要使每一个支部都能训练出十至二十个干部成为党及群众的中心”[8]。同年7月,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说:“党在各种斗争中,虽然有新的发展,质量有相当的进步,可是得力干部分子仍然感着极度的恐慌……目前不仅感着工农干部分子之缺乏,而且还感着知识干部分子缺乏之恐慌了,各地秘书之缺乏,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这也是江西工作的困难和缺点。”[9]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也明确指出:“目前革命高潮进一步的向前发展,更明显地反映着现时干部问题的严重性,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因为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没有真正能工作的干部,一切计划和决定,将成为纸上空谈”[10]。这就表明,培养造就大批根据地工作所需的各级各类干部,以发展壮大红军、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为革命战争服务,成为井冈山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使命和任务。 (二)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亟待提高 伴随着八七会议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到党内来,党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党的六大统计,党员成分为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比例进一步减少到7%。党员成分的这种新的构成,在红军中尤其突出。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占23.4%,农民占47%,小商人占8%,学生占14%,其他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11]。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党组织,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其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也亟待提高。192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莫斯科训练中国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的信》中指出:“中国党在坚苦的革命工作中,深刻的感觉到干部对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薄弱,因此增加中国党走向布尔塞维克化的困难。为迅速地克服这一困难,只有请求国际和联共中央选派理论经验充实的老布尔塞维克(最好是地下党时代的老同志)教育中国后近的青年干部。”[12]同年10月,《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指出:“党的根本缺点在理论的和政治的水平线太低,太幼稚,不能及时的正确的了解环境与策略的转变,不能及时的改进其领导力量的本质以及在群众中的指导工作方法……所以要改正以上种种缺点,完成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首先就要求提高全党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13]接下来的11月,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4]可见,在中国革命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入农村的环境下,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条件下,如何克服干部队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干部队伍的无产阶级意识,提高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三)开展武装斗争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军事干部 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促使他们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毛泽东说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1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斗争形式主要是军事斗争。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迫切要求党加强对红军干部的教育,培养大量军事人才。然而在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下,许多红军指挥员尤其是基层指挥员,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军事知识较差,战斗素养不高。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就提出,党在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训练党的军事人材,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16]。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党在武装起义胜利后应成立临时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该立即设法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以资提高革命工农的军事组织”[17]。1929年12月,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第二次全体执委会议通过的决议也指出:“目前兵运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兵运人材的缺乏,党应以最大的决心在训练班中、随营学校中以及红军赤卫队中去尽量栽培”[18]。由此可见,根据红军的任务和革命战争的需要积极培养大批军事干部,成为党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壮大和发展革命军队的必然要求。 二、井冈山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 党在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依据革命斗争实践需要不断完善干部教育内容,尤其注重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干部教育内容体系。 (一)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后,迅速恢复和壮大党的组织。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水口圩叶家祠堂主持赖毅、陈士榘等6名新党员入党,带领他们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教育在场的所有同志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跟党走,以崭新的姿态坚定而勇敢地踏上艰苦的革命征程。在发展党员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地方党组织片面追求党员数量,不顾白色恐怖,采取公开方式吸收党员,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致使一些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甚至在党内担任干部。更为严重的是,“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19]。在这种情况下,湘赣边界特委决定在1928年9月厉行“洗党”,把投机分子和不坚定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经过这次“洗党”,严肃了党内纪律,纯洁了党组织,虽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强不少。即使在更加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洗党”后剩下的党员仍能保持共产党人本色,革命信念十分坚定。 随着斗争的深入,党内一些人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针对党和红军内部出现的错误思潮,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相继撰写《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强调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重要思想,高度评价了小块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并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指明了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方向。毛泽东坚定地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20]。在党和红军内部,通过讲话、开会、上课等方式,普遍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明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坚定了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成为井冈山军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 (二)纪律教育 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指出:“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21]红军到达井冈山之初,党的基础还不强,红军成分也比较复杂,因而不可避免存在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和习气。要改造他们,“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22]。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又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发展成为八项注意。陈士榘回忆说:1929年春,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在万分艰苦的战斗生活里,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大家一直严格地遵守着。后来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江西龙南、定南、全南)地区,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同志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立刻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添上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茅(厕所)’。因为群众对我们最有意见的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当我们一纠正过来,群众便立刻和我们接近了。”[23]可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极大加强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民之间的关系、壮大党的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军事知识教育 加强军事知识教育,是军事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于军事问题,中共中央指出:“在革命新的高涨将到来时,我们应加紧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定出详细的工作计划,经常地来实行”[24]。井冈山时期,大量边界农民和敌军俘虏加入红军,他们缺乏进行革命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游击战术,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党意识到,要加紧“训练党的军事人才,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25],以不断增强红军的战斗力。军事知识教育从队列、射击、地形地貌、军事指挥、战术训练等基础知识开始,进行基础性的操练,每天早上、上午、下午各操练一次。日常操课由参谋长或军官制定日常操课表,逐日实行。同时,开展战斗结束讲评,一般在作战之后或一个月后进行。此外,加强实地训练,如放哨时讲解放哨守则,守卫时讲解守卫守则。在军官会议上还专门讨论训练方法或报告某个专门问题。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战争的深入,军事训练不断完善。后来还增加了游击战术等与实战结合更紧密的内容,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和一整套游击战术,实现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开展军事知识教育,极大地增强了军事技术的培训效果,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 (四)文化教育 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指出:“党内尚有一部分不识字的同志,务使此等同志消灭此种现象,一面组织平民学校性质的小组帮助他们或施以个别的训练亦可。”[26]针对红军和边界各县干部队伍中存在文化素质不高的情况,党和红军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主要方式是开展识字教育、做游戏和学唱革命歌曲。老红军宋裕和回忆说,文化课是结合政治内容来进行教学,参加培训每人每天要识五六个生字,识字方法是每天记熟一条标语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等,这样既记熟了标语口号,又识得了生字。学习写字要做练习,由于没有笔和纸,大家就用柴棍子在地上写。当时物质条件不太好,但学员们的精神都很愉快,经常做游戏和唱歌。大家最爱唱的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和《红军跑步歌》等。晚上冷得睡不着,大家就围到火边,有的讲故事,也有的用柴火,你写一个字我认,我写一个字你认,互相“考试”。 三、井冈山时期干部教育的方式方法 井冈山时期,党从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教育内容确定教育方式方法,为完成各项培训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创办军官教导队 在培养革命军官方面,中共中央要求“开办军事训练班。革命委员会应该立即设法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以资提高革命工农的军事组织”[27]。为适应井冈山武装斗争的需要,培养军队基层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1927年11月,毛泽东在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1928年5月初,朱毛会师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成立。6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教导大队随之改称红四军教导大队。8月,红四军教导大队改称红四军军官教导队,并在茨坪正式开学,全队学员增至150余人,编成3个区队。学员大部分是部队的排长、班长或优秀战士,还有一些是地方县、区、乡农会和赤卫队干部。教导队由梁军任队长,蔡会文任党代表,周子昆任副队长。宋裕和、谭冠三、王紫峰等都是第一期学员。毛泽东为教导队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干部;二是改造俘虏;三是调查研究敌军情况。毛泽东、朱德十分关心教导队工作,经常来查看,询问学员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亲自授课。教导队学员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为实现推翻军阀政府、消灭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的目标而奋斗。政治课主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任务、部队建设、群众工作、政策纪律等内容,军事课有队列、射击、刺杀、投弹、游击战术、夜间战斗、敌情侦察等内容,文化课主要是识字,扫除文盲、半文盲。军官教导队条件极为艰苦,“没有固定的教室,就在露天上课;没有桌椅,就以垒砖为桌,石块为凳;没有纸,就用杉树皮、竹笋壳充当;没有笔和黑板,就用树枝、炭条在地上、石板上或沙盘上练习写字;没有集体宿舍,就分散在群众家里或在祠堂、庙宇中睡地铺。”[28] 1928年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根据前委决定,在教导队基础上创办了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刘之至、王展程等任教官。1929年1月,为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出师赣南。大部分学员毕业回到部队,其余人员随军南征。这些掌握了一定军事技术和政治知识的学员,很快成长为基层的中坚力量。如宁冈县的谢华光担任了县赤卫队大队长,莲花县的刘仁堪先后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县委书记,永新县的贺敏学担任了县赤卫队大队长等,他们在发展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举办党团训练班 举办党团训练班是党开展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从建党之日起,党就通过举办训练班的方式培训干部。毛泽东从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建立党的组织,并制定了“军队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派出军队干部到地方帮助建党。到1928年2月,已先后建立宁冈、永新、茶陵、遂川4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及莲花县特别支部。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县城开办党员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同年10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湘赣边界特委在茅坪步云山、象山庵等地,举行过多期党政干部培训班,通过给党员上课、印发学习材料、组织讨论等形式进行教育,有针对性地摆问题、谈认识。这些训练班每期一两天或三四天,学员由各乡党支部选派一名党员组成。训练班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政治时事、群众工作等,由特委机关和红四军机关中富有武装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的同志当教员。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经常到训练班看望学员,给学员讲课。通过教育,党员干部和党组织人员思想统一、信念坚定,保证了党组织的稳定性,为发展边界革命斗争的新形势创造了条件。 (三)发行党内刊物 刊物是传播革命思想、引领革命发展、教育党员干部的重要载体。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任务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为增加各级党部的指导与党中干部之培养,长江局须不断的刊发政治通讯,至于对外的宣传,最好由各省党部独立的出一种政治刊物”[29]。井冈山时期,为了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坚定广大干部的革命必胜信念,党通过发行党内刊物的方式加强干部教育。《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指出要通过办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等方法加强干部教育,分享各级党部的工作及经验做法。这一时期,党内陆续印制了《赤报》《政治简报》《红旗》《政治通讯》《党的生活》等刊物。这些刊物,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有力地宣传了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及各项中心任务,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了井冈山的火热斗争、建设成就和军民的精神风貌,对于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信念,加深对党的方针和政策的了解,丰富革命文化生活发挥了有效的教育作用。 (四)召开党内会议 会议是开展干部教育的有效形式。井冈山时期,战争频仍,较难集中时间对干部开展教育,红四军前委和边界党组织就充分利用党内各种会议对干部进行教育。《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的第七部分对教育宣传工作作出规定,其中对党内教育作了以下规定:“各级党部须规定每月每周的集会期,按期开会,使同志们多讨论党的政策和路线及实际工作等一切问题;注意支部会议,使党的正确路线深入下层组织,使支部也能认真争取广大群众工作。支部会议使同志个个发言,讨论实际和理论问题,尤须加强同志们政治上的认识。”[30]通过召开党内会议,广大干部在讨论中分享各自工作及经验做法,有针对性地讲认识、谈不足,铲除机会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更好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清形势和方向,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五)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经常性思想教育 围绕部队中心任务和针对官兵现实思想问题,在战斗间隙和休整时间开展经常不断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干部教育的重要方式。1927年10月下旬,为扩大政治影响,解决经济给养问题,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当部队来到遂川县大汾镇宿营后,突遭当地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由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加上环境不熟、仓促应战,工农革命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当部队突围至井冈山黄坳一个小山村时,毛泽东身边只剩下30多人。见战士们情绪低落地散坐在地上,毛泽东站在中间空地,双腿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大声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31]战士们被毛泽东坚定自若的神态、铿锵有力的话语感染了,抬头挺胸迅速提枪站队,向着毛泽东看齐。毛泽东这一“排头兵”就像一面旗帜,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教育了部队官兵,引领队伍昂首阔步前行。 (六)参加生产劳动 参加生产劳动也是干部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普遍参军参战,农业生产方面存在劳动力、农具、耕牛不足的问题。为打破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解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给养问题,湘赣边界党组织号召广大干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和农民打成一片,渡过难关。1927年10月,毛泽东将步云山白云寺的修械所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修械所”,修械所的枪工在修理枪支、梭镖等军事武器之余,也会为根据地农民修理锄头、犁等农具,支持农业生产。毛泽东、朱德曾带领党和红军的部分干部帮助孤寡老人和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割稻。湘赣边界党和政府有计划地组织耕田队开展互助合作,积极发动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并根据农忙换工的习惯,组织群众与干部实行劳力换工。由于多措并举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地在1928年秋获得了农业大丰收。为感谢党和红军,宁冈人民踊跃上缴公粮,有效地保证了部队给养,对革命战争起到了很大的支援作用。在劳动中,广大干部与群众一同种粮食、挖水井、开工厂,解决了井冈山上“吃饭大难”的问题,成为干部教育的生动体现。 结 语 井冈山时期,党在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措施独立培养了一批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干部,积累了诸多干部教育经验,主要有:一是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头脑。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头脑是做好干部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坚定了广大干部长期扎根农村开展斗争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二是创新教育方式方法。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是做好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井冈山时期,党从干部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有效激发了干部的学习热情。三是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是干部教育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推动干部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四是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做好干部教育工作的精神支撑。井冈山时期,战争频繁,人力、物力、财力极度匮乏,干部教育条件极为简陋。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广大干部磨炼了革命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铸就了党办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 井冈山时期党所开展的干部教育工作,不但提高了红军和边界各县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而且促进了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推动了农村红色政权的创建和巩固。认真总结井冈山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经验,对新时代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开创干部教育事业新局面,培养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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