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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时代发展与理论演进的视角,干部教育学理论研究正面临着一系列意义重大且亟待回应的前沿问题:在学理基础上,要回答好如何构建“干部教育学基本概念”的定义性问题,如何把握“干部教育学基本原理”的规律性问题,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的引领性问题等;在历史维度上,要回答好如何推进“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历史叙事的立体化与现实转化”的连续性问题,如何构建“科学的比较干部教育分析范式”的规范性问题等;在现实维度上,要回答好如何完善“新时代干部能力素质内涵与结构”的靶向性问题,如何推进“干部教育供需匹配”的关系性问题,如何强化“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创新”的路径性问题,如何完善“干部教育绩效评估”的反馈性问题,如何健全“干部全周期教育”的制度性问题等。加快探索干部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和紧迫任务。
[关键词] 干部教育学;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门研究干部教育现象和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干部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学科前沿问题,形成科学的研究范式。新时代,干部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受到政策的大力推动。《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提出“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1],《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均强调重视理论研究,要求“加强干部教育培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2]“围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开展课题研究,举办理论研讨会”[3]。前后相比,从“理论研究”到“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论述细化,更直接地表明了干部教育学理论研究需要注重学理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把握前沿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4]干部教育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对这一领域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的持续探索,既是推动学科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 目前干部教育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的构建已取得积极进展,但该领域内一系列意义重大且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探索这些问题是理论演进和回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基于这些问题之间紧密的逻辑关联所进行的有组织科研活动,也是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学科建设的有效途径。本文把干部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若干前沿问题进行整合并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重要论述等的学理基础,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比较干部教育史等的历史维度,三是包括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目标、方法、制度等的现实维度,对其进行分析阐释,以期为加快构建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积极助力。 一、学理基础:干部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是任何学科赖以生存发展的核心支撑,是任何理论体系与思想体系进行学理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作为交叉学科,干部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是多学科知识与干部教育经验融合并提炼的产物,遵循“经验判断—逻辑推演—知识升华”的基本路径。但由于学科发展起步晚、知识交叉度高等原因,干部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及体系构建尚未成熟,概念碎片化、边界模糊化、思想游离化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可见,持续探索完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成为亟待深化的理论方向。 一是要回答好如何构建“干部教育学基本概念”的定义性问题。概念“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5],底色鲜明且逻辑清晰的概念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干部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干部、干部教育、理论武装、党性锻炼、政治训练等,进一步厘清干部教育学概念属性、概念间逻辑关系、概念群构建等基本概念问题,是当前加快构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工作。其一,明晰具有鲜明学科属性的基本概念。干部教育学的基本概念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汲取我国古代吏治思想的精华,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公共管理、教育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发展,具备政治性、本土性、综合性与实践性的鲜明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性始终是干部教育学的首要属性,这是理论、历史、现实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干部教育学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教育规律、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自身使命。其二,梳理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概念并非孤立存在的,至少可以从纵横双向构建干部教育学概念间的知识联系。从纵向来看,“干部教育”概念可根据主体维度、目标维度、能力维度、内容维度等不同维度进行细分,在此基础上再依据更具体的标准进行划分,如在内容维度可以分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知识培训等。这种纵向关联本质上是对概念内涵的逐层解构,能够清晰地呈现概念层次,有利于干部教育学知识框架的系统构建。从横向来看,每个概念既相互独立又彼此支撑,如“党性锻炼”“政治训练”“政治三力”等概念存在提高干部政治觉悟、政治能力和执政本领的共通价值逻辑,能够在边界清晰的基础上发挥功能互补的协同效应,形成清晰的知识网络。其三,构建具有学科标识的概念群。成熟学科皆拥有极具学科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比如“资本”的概念之于经济学,“权力”的概念之于政治学,“法治”的概念之于法学,等等。干部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且有影响力的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建构是一项基本且极其重要的工作。理解干部教育学概念间的有机联系是构建概念群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系列概念加以系统梳理、整合、提炼与升华,对其中的核心概念、重要概念、一般概念等进行识别区分、细致解读与动态补充,进而创造出超越既有学科的概念范式、具有独特学科标识性的干部教育学概念群与概念体系,为构建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概念支撑。 二是要回答好如何把握“干部教育学基本原理”的规律性问题。概念与原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干部教育学基本原理是对干部教育规律的理论概括,是对基本概念的深化理解。就目前来看,关于干部教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较少,科学严密且被广泛认可的原理体系尚未形成。从理论基础来看,干部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多学科理论成果的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干部教育的思想,以及其他交叉领域与干部教育相关的理论,是推动干部教育学基本原理体系化构建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干部”一词被赋予了“社会公仆”的内涵,而干部教育则是提升“公仆”的素质,密切“公仆”同人民的联系,强化“公仆”使命意识和宗旨意识的重要桥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6]。他在这里从“改变人的本性”“获得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三方面阐明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使命,在干部教育层面,即塑造一支兼具纯洁性和专业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一系列基本理论涵盖党的建设、领导管理、教育培养、认知发展等方面的学理阐释,对于揭示干部成长、干部激励、干部教育等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学科的深度交互是开拓干部教育学理论视野的基本途径,学术争鸣是推进学术繁荣、促进学科理论发展完善的必经之路、强大动力和重要方式。这一过程需要保持“内核稳定”与“边界开放”,即在价值层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实践层面坚持扎根中国制度土壤,在知识层面坚持加强学科对话与学科交融。 三是要回答好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的引领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地位作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提出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新时代加强干部教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引。学科思想不聚焦的游离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未充分理解和贯彻这一重要论述所导致的,必须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地位作用层面,早在2008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7]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会议进一步强调:“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8]在教育目标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9]。在教育内容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能力培训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0],同时强调要“学习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管理、生态、国际等各方面基础性知识,学习同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11]。《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也明确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以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为重点,注重知识培训”[12],为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教育方法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综合运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结构化研讨、学员论坛、经验交流、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13]。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是健全干部教育学理论体系、推动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历史维度:干部教育实践的历史演进与经验规律 干部教育并非先验存在的抽象范畴,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系统认识和把握干部教育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总结规律,是丰富发展干部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从研究内容来看,干部教育史研究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中国古代官吏教育史、国外公务员培训史等。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以及比较干部教育的研究尤其具备现实意义,在干部教育史研究中,需要注意回答好以下两个领域的前沿问题。 一是要回答好如何推进“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历史叙事的立体化与现实转化”的连续性问题。干部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能够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重视干部教育。一部党史亦是一部生动的干部教育史,以史为鉴,能够为推动新时代干部教育向纵深发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重要经验。从目前来看,已有研究在宏观叙事层面基本能够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脉络,但对立体化的历史叙事、当代化的经验阐释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回答好这一前沿问题需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是实现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在宏观层面强化史实关联与经验提炼。根据已有研究,中国共产党最早关于干部教育的阐释出自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指出,“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14]。同年,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创办第一所干部教育学校——湖南自修大学。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将干部教育作为党的建设与革命事业发展的战略性工程。自此,历经岁月洗礼,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党史学界对这一宏大叙事已有一定探索,但其中的史实关联梳理、经验提炼总结等方面仍有待深入探索,特别是在“第二个结合”这一新的研究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交融互鉴如何在干部教育的生动实践中得以发生和升华?这就需要强化史料联系以总结二者间的互动轨迹与内在逻辑。干部教育学的理论研究者理应就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深入探索。 在微观层面丰富叙事细节。微观叙事聚焦具体生活场景,通过文献、实物、口述等史料还原历史细节,能够与宏观叙事相结合以呈现出立体清晰的历史过程。具体来说,多种史料相互印证能够在最大限度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即通过彼此印证可层层剥离信息偏差,规避单一史料的局限,尽可能确保历史场景还原的客观性。如对某一时期的干部教育文件、学校课程表、学员笔记本、学员口述材料、干部回忆录等进行综合研究,还原干部学员真实的学习场景与时代环境。尤其要重视干部教育口述史研究,其不仅有助于补充微观历史叙事,而且能够从中凝聚主体情感,推动红色基因传承。 另一方面是实现历史经验的现实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15]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干部教育历程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包括坚持全局性的政治站位、聚焦全面性的人才培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格局、重视系统性的制度建构等等。伴随着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数字化技术与当代社会的深度融合等态势,要传承好和发扬好党的干部教育历史经验,就必须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和时代内涵。这主要包括:干部教育要聚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深入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逻辑脉络与实践要求,提升干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破解改革难题的能力;干部教育要加强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对接,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点领域,完善分领域、分层次的差异化培训模块,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新时代干部队伍;推进数字化技术与干部教育的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数字化干部教育培训模式,持续推进教育内容数字化、教育手段智能化、教育评价精准化、教育资源共享化;等等。总结并用好党的干部教育历史经验,将其转化为高质量教育培训干部、高水平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动能。 二是要回答好如何构建“科学的比较干部教育分析范式”的规范性问题。比较干部教育强调,从“比较”的视阈中提炼出有关建构中国特色干部教育理论、方法、制度体系的经验,本质是一种跨时空的经验对话。推进比较干部教育研究,一方面能够回应新时代干部人才培养、干部教育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能够推动融入全球治理、发出中国治理声音,展现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目前这一领域理论探索的主要任务是构建起一个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比较分析框架,以实现不同内容的有效对话,对话以服务当代中国干部教育为导向。要构建好这一分析框架,第一是要确立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比较维度,即兼顾历史和国际两种视野。比较干部教育是围绕跨时间序列与跨空间场域而展开的研究范畴,开展研究活动需构建具备整体性视野的比较分析框架。其中,不同维度的比较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需要加以区分。共时的中外比较侧重研究数字文明时代如何塑造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如研究不同国家公职人员数智素养的培育模式、权力规约的教育机制等历史经验与当代创新,得出值得中国借鉴的有益经验。历时的古今比较侧重在“第二个结合”视角下探索古代吏治经验的现代转型,包括传统民本思想、政德文化、官员教育等。第二是要坚持本土化时代化的价值导向。“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16]。在客观梳理古今中外经验的基础上,需结合当代中国的制度属性、时代特征、现实需要等,对客观经验进行筛选、改造、创新。如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公务员培训的能力要求、动机激励、教学方法、师资建设等方面具备丰富经验,但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国情、文化等存在差异,中国在吸收其经验时需要对经验进行本土化调整和改造;在借鉴古代吏治经验时,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剔除传统吏治经验的封建内核,将其转化为完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有益养分。比较干部教育分析范式既需要避免对历史经验的教条式承袭,也需要防止对国外经验的盲目套用,应在立足当代中国干部教育现实场域的基础上,开展适配性研判,汲取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深度契合的经验成果。 三、现实维度: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的科学体系 相较于诸多其他学科,干部教育学具备更为突出的实践性,因而干部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绝不可忽视其“为实践赋能”的重要使命与迫切任务。其中,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科学建构是一项关系全局的关键工作。《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指出:“深入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改革创新,增强教育培训的时代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高质量教育培训干部,高水平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政治保证和能力支撑。”[17]这一要求充分体现了创新完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对于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突出时代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的发展要求。健全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涉及方向、内容、方法、反馈、制度等多方面建设。干部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应体现面向现实、回应现实的鲜明时代导向。从这一角度出发,以下重要问题需要提上研究日程。 第一,要回答好如何完善“新时代干部能力素质内涵与结构”的靶向性问题。全面提升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干部队伍能力建设,提出“八项本领”(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18],“七种能力”(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19],“政治三力”(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三种本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21]等具体要求,也强调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22]。这些重要论述为完善干部能力素质结构、明确干部教育培训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干部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其一,能力素质维度的融合性建构。如何阐释“八项本领”“七种能力”“政治三力”“三种本领”“现代化建设能力”等概念的学理内涵?它们相互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如何建构一个融合性框架将这些丰富的论述进行有机组合并形成实践参照?从学界研究现状来看,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其二,能力素质提升路径与评估机制。干部教育培训的关键指向之一就是提升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如何依据能力素质提升目标,设计出与各维度能力相匹配的系统性、可操作的提升路径?如何开展干部能力评估的标准化研究,明确标准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与实施路径?怎样有效推动量性评估与质性评估的深度融合,探索出兼具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评估方法,从而保障干部能力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与精准性?这些是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有效性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三,能力素质理论模型的创新应用研究。在实践中,借鉴西方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形成的胜任力模型、领导力模型等已经在干部教育培训的实际工作中有所应用。但这些理论模型中的某些要素在理论契合性、情境适用性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局限性日益凸显。深化对干部能力素质内涵与结构的理论认识,并基于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干部能力素质模型,同时强化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检验和创新,已然成为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发展的紧迫要求。 第二,要回答好如何推进“干部教育供需匹配”的关系性问题。教育供给与主体需求的协调发展是干部教育培训精准化、高效化的具体表现。理清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干部需求的内在关系,要克服需求模糊与错位的问题,精准识别多方需求,进而形成三者有机统一的需求导向。其中,组织需求是指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对干部提出的要求,包括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相关领域的政策、文件等的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是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需求;岗位需求是指干部岗位职责对干部提出的具体工作要求;个人需求是指干部参加培训时除组织需求和岗位需求之外的个人学习需求,包括干部个人所感兴趣的学习内容,以及干部个人所习惯、适合或期待的学习方式。满足上述需求是干部教育供给的直接任务。但从实际工作来看,干部教育供给与需求存在不同维度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需求普遍化与供给层级化之间的矛盾。在现实中,党校(行政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设置上延续科层制逻辑,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因而呈现向上集中的特征,干部分级培训的要求则导致基层干部配置的优质教育资源相对较少。而基层干部工作任务复杂繁重,同样需要大量的优质教育培训资源,这可能会导致干部教育培训出现“供需倒挂”现象。二是高质量需求与低层次供给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复杂性对干部教育培训的精准性、时效性、有效性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干部队伍整体学历水平和能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教师与学员间的知识“位差”日渐缩小,一些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创新、培训资源拓展等方面难以满足学员需求,培训内容“不解渴”、培训效果“打折扣”等情况时有发生,进而导致干部对教育培训的信任度、期待感降低。三是内容单一性与培训对象差异性之间的矛盾。2023年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在干部教育培训原则方面突出强调“分类”原则并将其置于“分级”之前,这表明分类培训是优化干部教育供给的必然要求,但如何建立干部分类与机构分类、课程分类、师资分类等相协调的分类培训体系,仍有待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践的持续探索。四是教育方式方法简单化与知识学习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单一、传统的方式方法显然已不适合干部教育培训的创新要求,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是否必然能够带来培训效果的提升?这取决于对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律的深刻把握。总的来说,干部教育培训要以需求为导向,动态捕捉需求变化,深化对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类分级培训的体制机制创新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推动教育培训的供给端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适配”,不断提升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契合度,促进干部教育培训与干部能力建设形成深度协同的良性演进态势。 第三,要回答好如何强化“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创新”的路径性问题。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作为知识传递与能力转化的载体,其匹配度和有效性直接影响培训效能,关乎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培养质量与提升速度。目前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的创新演进,在理论研究领域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向多样化、灵活化、聚焦化、数字化等方向发展。但从现实成效来看,尚未达到理想状态,反映出其在理论研究层面仍存在较大探索空间。其一,创新资源的再研究。《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脱产培训、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网络培训、在职自学等培训形式以及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等教学方法。[23]但是在实际教育培训过程中,各类培训形式间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协同机制,容易出现离散化的分布态势,包括脱产培训的集中性优势与网络培训的便捷性特点缺乏有效互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与干部在职自学的内容衔接不够等问题。此外,新型教学方法的研究深度有待提升,研讨式教学如何走出“泛话题”困境?案例式教学如何平衡典型性与普遍性?模拟式、体验式教学如何加强“沉浸感”?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度探索,以提升教学方法创新的实际效能。其二,重点提升数字化水平。技术进步对干部教育培训的赋能作用已初步显现,但仍需围绕核心议题明确关键问题并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如何构建“资源整合—精准匹配—智慧服务”三位一体的网络课程培训平台,既能实现跨区域、跨系统优质培训资源的集约化供给,又能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掌握干部的能力短板,形成个性化学习路径推送机制。二是针对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未来需重点研究其在干部场景化实训中的适配性问题,如虚拟仿真技术在应急管理、重大政策推演等实训场景中的场景还原度提升路径与效能评估标准,人工智能技术在学习行为分析、教育培训等环节的应用边界等。三是在线课堂、翻转课堂、数字化案例讨论等教学方式的创新,如何突破“技术工具堆砌”的表层应用困境,解决数字化教学中互动深度不足、学习参与度不均衡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应与深入研究,将为干部教育培训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推动科技赋能从“形式创新”向“内涵提质”跃升。综合来说,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的创新路径,根本在于构建理论共识与现实实践的深度衔接机制,推动实现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创新的落地见效。 第四,要回答好如何完善“干部教育绩效评估”的反馈性问题。质量是干部教育培训的生命线,完善评估反馈机制是提升干部教育质量的必要环节。这一环节的评价主体涉及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干部教育培训主办单位、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等,评估内容包括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全面性评估以及干部受训情况、培训班次、培训课程等具体方面的内容评估。当前,对干部学习培训以及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班次、课程等方面的质量评估机制有待完善,理论研究工作主要应聚焦以下方面。其一,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针对不同评估对象,明确了评估的侧重点。对干部学习培训的评估,主要侧重学习态度和表现,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遵规守纪情况,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评估,主要侧重办学方针、培训质量、师资队伍、组织管理、学风建设等;对干部教育培训班次的评估,主要侧重培训设计、培训实施、培训管理、培训效果等;对干部教育培训课程的评估,主要侧重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24]可见,评估对象及其内容侧重点已基本明晰。如何根据已有内容侧重点制定细化实化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之间具有何种联系?回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宏观侧重点转化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指标维度,并厘清指标间的系统关联,以实现精准化的评估。其二,推进跟踪反馈机制研究。在实践中,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短期评估路径依赖、动态数据采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缺乏对干部训后能力提升情况的长期追踪机制,尚未形成干部成长全周期评估数据链。因此,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常态化数据采集、构建长期跟踪反馈机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其三,加快评估转化机制研究。在现实中,干部教育评估结果与实践改进存在脱节问题,“评而不用”“改而不实”的现象突出。这就要求研究者聚焦评估成果转化机制研究,探究如何增强评价结果刚性约束和长效激励作用。 第五,要回答好如何健全“干部全周期教育”的制度性问题。《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强调,“坚持把政治训练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使干部的政治素养、政治能力与担负的领导职责相匹配。”[25]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干部成长全周期”的概念,体现了干部教育培训的理念转向。依据这一概念,在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中,应当相应提出“干部全周期教育”这一创新性学术概念,指的是涵盖干部职业发展全时空、能力塑造全过程、教育培训全链条的系统化科学化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从制度层面来看,实践中尚未完全形成与这一理念适配的制度支撑体系,这提示了理论创新的主攻方向。 其一,基于干部职业发展全时空,研究“育用结合”的干部教育制度设计。现有制度对干部个体维度的关注总体缺失,缺乏对干部“入职—成长—成熟—传承”全周期的统筹性教育培训计划,容易导致时空场域的“育用错位”。应重视干部成长“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完善选育管用机制的协同建构。 其二,基于干部能力塑造全过程,研究“学用一体”个性化干部教育制度设计。实践中,干部教育培训的个性化设计仍存在较大创新空间,“学”的针对性与“用”的实效性难以协同落地,需要进一步探索以干部能力动态画像为依据的个性化教育制度,通过制度规范保障“需求研判—方案定制—实践转化—持续优化”的能力塑造全过程,精准提升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三,基于干部教育培训全链条,研究“机制协同”的干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设计。干部教育培训全链条中,对各环节间的流程衔接与标准协同的制度约束有待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教育资源整合与管理协同机制尚未健全,出现管理机制的“碎片化”现象,难以保障全链条教育质量的稳定性与高效性,需要进一步推动需求调研、师资选配、课程教学、效果评估等机制规范化与协调化。 其四,提升法治化水平是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于2013年、2018年和2023年先后三次颁布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干部教育培训正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从总体来看,干部教育培训的法治体系协同性还存在不足,仍有持续探索的理论空间。主要方向包括强化“法—规—纪”贯通协调的干部教育法治保障研究;基于《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强化“党员—干部—公务员”三位一体的教育培训制度设计与实施研究;干部教育培训纳入巡视巡察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制度优化研究等。 结语 前沿问题提示了理论探究的方向,其实质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需求与学科理论发展逻辑深度耦合的产物。准确全面地回答好这一系列前沿问题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需要学界共同努力。本文所提出的十个问题,绝非穷尽这一学科的全部问题,更多是提出宏观的重大问题研究方向,目的是推动学科理论研究从“分散”走向“聚焦”。而由于文章篇幅、个人知识水平等条件限制,文中一些具体观点仍需要进一步讨论与完善。长远来看,干部教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需要强化问题意识与创新思维,基于对真问题的提炼,运用多学科交叉视角拓展研究思路,持续进行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将前沿问题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干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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