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参加左翼思想文化运动。1933年6月至1935年11月，他以“艾思奇”为笔名，在党的刊物上连载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后将这些文章整理为《哲学讲话》一书并于1936年1月出版，一经面世就广受欢迎，在发行第4版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因此改名为《大众哲学》，该书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发行了32版，也使得艾思奇声名鹊起。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很欣赏《大众哲学》，视之为“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优秀读物，除要求作为学校和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的教科书之外，还向中央领导同志推荐。这本书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成千上万的青年在它的影响下奔向革命道路。蒋介石曾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2]。1984年，曾担任蒋介石和蒋经国高级幕僚的马壁返回大陆，特地为艾思奇的故居写了一首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3] 

　　1937年，艾思奇奉调赴延安工作，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马列学院（又称延安马列学院，1941年先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中央党校，成为该校第三部）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化》杂志主编，《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副总编，《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两社的编委委员，《解放日报》总编并兼任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等职务；1948年10月起到马列学院（1948年7月，党中央建立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1949年春，随党中央迁至北平，1955年8月1日，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又称中央高级党校，1977年10月，中央高级党校复校，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4]）工作，先后担任哲学教研室教员、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1955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党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3月因病去世。 

　　一、精于教学：最爱的头衔是“艾教员” 

　　自1948年10月调任马列学院，艾思奇开始了长达18年的“理论教员”生涯。大多数同志都习惯称呼艾思奇为“艾教员”，他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大家仍然这样称呼。他曾对按职务称呼的同志说：“就叫我艾教员好了。”^[5] 

　　（一）惜时如金、劳模精神 

　　艾思奇是大家公认的劳模教员。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艾思奇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除了组织计划教学外，无论是高干班、师训班、理论班，还是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几乎每一期每个班他都去讲过课。他授课的内容主要是哲学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还包括“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所讲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文艺理论等。 

　　艾思奇并不是只在中央党校讲课，对于各方面的讲课邀请，他只要抽得出时间，几乎是有求必应。无论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对一般干部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他都一丝不苟地备课，从不糊弄。他还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北大讲《社会发展史》大课，在北大哲学系开设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以及马列原著等课程。1951年3月，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座，当时全国有组织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达50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后来，讲稿经修改后编印成书，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32万册，影响不亚于《大众哲学》^[6]。 

　　艾思奇学习刻苦，工作勤奋，写讲稿和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疲劳了就在家中阳台、校园湖边活动活动、散散步，又干起来，一干就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他的脑子里塞满了工作和哲学，惜时如金，在北京多年，只去看过一次长城。多休息片刻，就会觉得内疚。 

　　（二）富有哲理、通俗易懂 

　　艾思奇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深奥的哲学原理。艾思奇精通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等有很深的学术功底。他还通晓中外哲学史，尤其注重对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对文学艺术、党史知识、地理知识、天文知识、语言知识等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这些丰富的知识使他能够融会贯通、旁征博引地阐释深奥的哲学原理，使他的授课变得生动鲜活、意境深远、充满趣味。他上课不靠抑扬顿挫的渲染，不靠对经典著作和语录的大量引证，不靠故弄玄虚以显示艰深，而是深入浅出地表述自己的见解，娓娓道来、环环相扣、如数家珍，使学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之中，真正感受到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艾教员讲课，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也没有富于表情的姿势，总是平静地侃侃而谈，用清晰而坚定的云南音调，富有哲理的语言，有条有理的逻辑，来阐明他要讲的内容。他讲课很少带书，也很少引经据典大段引证，却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丰富的材料，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说出来，力求使听众明白易懂。”^[7] 

　　艾思奇善于在课堂上通过生动鲜活的例子解释抽象的理论原则。1964年3月，他讲授《自然辩证法》中《札记和片段》课程，谈及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时说：“人的质，有社会质，也有生物质……人之所以和动物有差别，主要是社会性，所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人也是一种哺乳动物……一种物可以有多种质。如果一个生物学家看人，就把人看成一个动物……如果是化学家，可以研究人身上的化学变化，物理学家可以研究人身上的物理质。一个物包含各种各样的质，越高级的物包含的质越多，其中有一个是他的本质。”^[8] 

　　1964年，艾思奇讲《世界观问题》的课程时，谈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说：“桌子在先还是桌子的观念在先？有时候桌子在先，有时候桌子的概念在先。归根到底是自然产生的桌子在先，没有人工加工的桌子在先。最原始人大家碰到一块石头、土堆，就围在一起，把东西放在上面，根本没有人造过桌子。这是自然地、没有人造的桌子在先。然后，这种经验再加以概括，就成为带有本质规律性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就能够制造一个桌子。所以，认识总是最后，实践在先。归根到底是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物质在先，精神在后。”^[9] 艾思奇的讲解，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回答了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使听者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三）实践导向、重在应用 

　　作为理论教员，艾思奇在讲课中反复强调要“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去观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在讲课中从各种角度再三讲，要以毛泽东为榜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之“的”。1964年4月，他在讲《〈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课程时说：“《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中心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一条路，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在实际工作里克服唯心主义，克服主观主义。”^[10]其中，“《实践论》告诉我们，要从认识过程来克服主观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等等”“《矛盾论》又告诉我们，要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要学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善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11]这些讲述，容易使人理解毛泽东的“两论”这个无比锐利的武器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强大作用。 

　　艾思奇在说明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时，特别注意运用实践提供的新材料，力求讲出新意。1962年讲《历史唯物主义引言》时，他开场就说：“这个引言怎么讲？我考虑了很久……这次讲引言就比较概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作一点解释，主要的还是结合实际，结合我们讨论中的问题来讲。”在讲到一些概念、原理时，艾思奇也常常讲出自己的新见解。他说：“以前的教科书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这是对的，但是不很完全。”^[12] 

　　艾思奇也很善于总结概括实际经验。比如在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时，他常常将原理联系实践经验加以说明。在讲到《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问题时，他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专门讲，为什么《矛盾论》要讲这个问题？这些是从实践中来的。十六年的斗争碰到了要特别区别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1927年陈独秀就把对抗矛盾看作非对抗的，甚至不承认这个矛盾。蒋介石拿了枪来屠杀工人农民，他还要把工人农民自卫武装缴掉。另外还有非对抗的问题用对抗办法来解决。比如党内的问题，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犯了错误。所以，流血的经验逼迫人要考虑区别一下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这些著作是用血写的，不是用墨写的。”^[13]这些话说得让人刻骨铭心。  

　　（四）针对问题、因材施教 

　　艾思奇对待每一次教学活动都非常认真，针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听众，每次讲课都认真修改讲稿。他强调，在教学中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新材料、新问题，一味引章摘句、照本宣科，是讲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950年，艾思奇给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学员讲授《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讲课内容基本上是根据我所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但讲的时候，是针对着听众中所存在的问题，把内容加以若干的伸缩和调整，所以讲的顺序就不是完全照着《提纲》安排的，有些内容是《提纲》中所没有讲到的，有些是《提纲》中讲得较简略而这里发挥得较具体的，也有些是《提纲》中所有而这里省略了的。”^[14]由此可见，他把这个讲稿只是作为具体应用与发挥《提纲》的一个例子，要求各地同志采用此讲稿时，根据自己周围学习对象的具体情形灵活应用，不必为这讲稿所限制。 

　　从中央党校整理的《艾思奇讲稿选》中可以看到，仅1953年秋至1965年春，艾思奇被收录在书中的讲课速记稿和讲学提纲就达30份之多，有的虽然是同一个学科的同一个问题，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班次，艾思奇的授课内容和方式是不同的。艾思奇多次讲过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大都是从基本理论内容上进行辅导的。1960年，在他所作的“党史引言报告”中，突破了原有格式，从党史的角度来进行解读。1964年，则又进一步从新的党史角度阐发了“两论”的内容、作用和意义。这种创新讲法，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给学员以新的启迪。 

　　（五）深入基层、尊重群众 

　　艾思奇把听课和学习看作是重要的思想改造过程，他要求领导干部从思想上站稳人民立场，清除错误认识。他说：“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讲课也是进行阶级斗争，也是拿马列主义思想，把藏在我们脑中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打倒。这个问题不能看轻，做一个工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脑子里有地主、资本家思想的影响，那是很严重的问题，这就会把我们的工作引到严重错误的道路上去。”^[15] 

　　艾思奇尊重群众、尊重劳动。针对工人中普遍存在的“以后不要自己的子女做工人，而要去做工程师”的观点，他在授课时指出：“我们的理想应该是要使自己的儿子将来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劳动者，而不是仅仅做一个脱离劳动的知识分子。”^[16] 

　　他常说：“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脱离群众，就没有生命了。”^[17]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带头贯彻执行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教员轮流下放农村、工厂锻炼培养的指示，不顾自己年纪大、身体差的状况，拒绝同志们让他留在城市的好意，主动要求下放农村参加基层实际工作^[18]。在参加“四清”期间，他深入群众，参加生产劳动，还和贫农大爷交上朋友，给农村党员上党课，给工作队的干部讲哲学，辅导年轻生产队员学习哲学^[19]。 

　　二、勤于治学：党在理论宣传战线的“六边形战士” 

　　当今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词叫“六边形战士”，意指各项身体素质优秀、没有短板的竞技运动员。艾思奇不仅精通教学，在理论宣传、编写教材、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也都展现出非凡实力，堪称党在理论宣传战线的“六边形战士”。 

　　（一）深入准确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 

　　艾思奇到达延安之际，正值毛泽东如饥似渴学习和研究哲学，同时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毛泽东由衷欢迎艾思奇的到来，他们之间进行了频繁的哲学交往，有较多的思想交流。有时毛泽东到艾思奇的住处，有时艾思奇到毛泽东的窑洞，促膝交谈、相互切磋。艾思奇写的文章和书，毛泽东都仔细阅读，还作了不少批注和摘录^[2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64、1965年间，在北京及杭州，和艾思奇还有过哲学交往，谈过哲学问题。在这些交往中，艾思奇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影响，并熟悉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为艾思奇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指出“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21]  

　　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艾思奇多次宣传讲授毛泽东思想。他并不是生搬硬套、照本宣科，而是既遵从毛泽东著作的原意，又进行创造性发挥，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更加形象丰满。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的一名学员回忆说，艾思奇辅导学员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严格按照著作的内容和原意进行讲解，对原著中的哲学原理讲解得既深刻准确、又稳妥可靠，从不另讲一套。对此，毛泽东评价艾思奇能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本意解释哲学上的理论问题^[22]。比如，艾思奇在辅导学员学习《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时，把毛泽东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和“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的观点，提高到人类认识的总规律来加以论证，就是一种独创性的发挥，不但不违反毛泽东上述观点的原意，反而使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更显光彩，同时也更进一步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认识发展规律^[23]。 

　　在多年深入研究过程中，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始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并非僵死不变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反对在没有弄清一般原理时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泽东同志对它的发展”^[24]，而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他反复强调只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作出结论，找出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计划、方法，以此推动工作和斗争取得胜利，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二）编写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艾思奇讲课和写文章，喜欢独立钻研、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早在1936年，艾思奇和郑易里共同翻译并出版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新哲学大纲》（此书原名《辩证唯物论》，由李丁主编，为避免书报审查机关的刁难，艾思奇改为此名）。1953年苏联专家来到中央党校（时称马列学院），主要任务是教课、写讲义、培养青年教师，艾思奇对苏联专家很尊重，虚心学习，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有同志说，苏联专家是马列主义的正宗，应该采用他们的讲稿讲授。艾思奇则认为苏联专家毕竟对中国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有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丰富革命经验。他说：照搬外国的东西是不足取的，并建议要培养我们自己的教员^[25]。为此，艾思奇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自1954年起至1956年底终于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当时高等院校、党校哲学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艾思奇毕生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1958年，他提出要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时称中央高级党校）率先在全国开办了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1960年，在艾思奇的指导下，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编写出全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 

　　1961年，根据党中央要求，艾思奇主编出版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编写修改过程中，无论从总体结构到文章内容，从基本观点到材料的选用，艾思奇都逐章逐句、字斟句酌地修改。这本书构建了比较完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较为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三）注重培养青年理论人才 

　　艾思奇非常关心青年教员的理论学习，虽然他事务繁忙、珍惜时间，但谁要向他请教理论问题，白天可以一谈就是半天，晚上可以一直谈到深夜。他经常现身说法，传授自己研究和写作的经验，鼓励和指导同志们写作。他说：“写文章不容易，可也不是那么难。脑子里要经常装着一两个题目，无论看书、备课或做别的什么事，同题目有关的就随手记下，材料积累多了，见解成熟了，写起来就不难。”^[26]他鼓励新入校的青年教师潜心治学，热心回复读者来信，指导北京郊区东北旺的盲人青年学习哲学，等等。 

　　艾思奇对年轻人的培养，不光苦口婆心、言传身教，而且采取措施、见诸行动。年轻人写了文章，请他提意见，他都及时地认真阅改。1955年，哲学教研室资料室七八个年轻人，配合宣传唯物主义，写了十几篇小文章，出了一本小册子，都是经过他认真修改的。1964年，中央组织部办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请艾思奇去讲课。艾思奇带了两名年轻教员一起去，并让他们听学员参加实际工作后的思想汇报，让他们做辅导发言，还“逼”着他们上讲台，多锻炼^[27]。 

　　艾思奇不仅在业务上关心青年同志，也特别从政治上关心青年同志的进步。青年教员主动申请下放劳动，他大力支持，认为能够“培育一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28]。1958年，艾思奇下放河南登封时，已经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组织上派了一位年轻同志照顾他。然而，他却把这位年轻同志派去了离他较远的地方工作，目的是让他能够独立地到基层接触群众，得到实际工作锻炼的经验^[29]。 

　　（四）热心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艾思奇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哲学家，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邀请他授课和交流的单位络绎不绝。1949年，党为提高广大干部以及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艾思奇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应邀到许多单位作报告，还培训了一批教学骨干，编写了系统的讲稿，经修改后出版了《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一书。艾思奇针对党史学习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和倾向，写了《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一文。这次学习对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唯物史观起了很大作用。同年7月，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在北平召开，艾思奇当选为副会长。 

　　1949年春，艾思奇受邀到北京大学指导政治理论学习，195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北京大学很多人都没有系统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也解答不了，艾思奇就被邀请去作辅导，还常常与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1950年，清华大学也邀请艾思奇去讲课，当时的报刊以《艾思奇三进清华》为标题专门报道了艾思奇不辞辛苦，努力传播唯物史观的事迹。艾思奇还到很多院校授课和交流，为新中国高等院校培养了一大批政治课教师，也为党校系统、社科系统、军事院校系统培养了许多哲学理论教员。 

　　（五）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担任领导职务后，虽然教学和行政工作十分繁忙，但艾思奇仍然笔耕不辍，不仅配合党中央的部署积极编写教材和讲课提纲，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理论宣传文章。从1948年10月至离世，艾思奇公开发表的文章达67篇，出版著作达16部，可谓著作等身。 

　　在学术研究方面，1955年，艾思奇撰写长篇论文《胡适实用主义批判》，揭露实用主义的“科学”和“最新哲学”的假面具，剖析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1959年，他结合自己在下放河南期间的所见所闻，发表了《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和《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指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一定要与科学规律结合起来。1960年，发表《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1962年，发表《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1963年，写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1964年，写了《画皮下的赫鲁晓夫的世界观——实用主义》；1965年，发表《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等等。 

　　在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阐释方面，艾思奇先后写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实践论〉与哲学史的研究》《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中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进一步学习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等一系列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 

　　三、矢志不渝：传播真理，启迪世人 

　　在延安，毛泽东曾对作家刘白羽说：“艾思奇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里说的好人，就是老老实实的人^[30]。艾思奇终生为追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默默工作和奋斗，信守实事求是，为人谦虚低调、朴实无华。 

　　艾思奇酷爱读书、学贯中西，但并不是读死书的“老夫子”。他善于用理论联系实际，把枯燥的理论讲得鲜活透彻，他熟知党史，关注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问题，并热情地投身于实践劳动。艾思奇满脑子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管是外出调研、下放劳动还是和人交流，他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具体实践活动相结合，一直不停地思考着，又把这些思考转化为高质量的授课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理论宣传。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热爱音乐、游泳、滑冰、书法，但他只争朝夕，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会议和行政事务上，几乎没有时间休闲娱乐。 

　　艾思奇年少成名，但他一生淡泊名利、眼光向下。他在延安时期就担任过《解放日报》的总编等领导职务，调到马列学院只当一名教员，他本人毫不介意，甚至“甘之如饴”。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自己的感性知识少，是个缺陷。因此，他平时很注重积累实际生活经验，乐于向基层群众学习。他曾多次到北京农村参观调研，到天津和工人们座谈讨论，下放河南劳动期间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虚心学习，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一贯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与群众亲切聊天，细心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言谈中总是充满真挚的热情。 

　　艾思奇不论是搞学问，还是办事情、待人接物，都老老实实。同事们回忆说，他不太流露情感，但对他绝不用提防什么，他绝不是“当面输心背面笑”那样的人^[31]。他平时沉默寡言，很严肃，但待人诚恳。他很少串门闲聊，有时外出散步或路过同事的宿舍门口，就与同事交谈交谈工作和见闻，聊聊身体和生活情况，完全没有什么权威的架子。 

　　艾思奇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在中央党校工作的18个年头中，他没有私人纠葛，也没有个人恩怨，一些不讲理的人，对他奚落、争吵，他也能泰然处之，只当耳旁风。在闲谈时扯到生活中的矛盾，他总是回避，不纠缠于无原则的纷争中。1960年，艾思奇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但他从不摆官架子，不占公家的便宜，也不要求特殊照顾。如因私事用车，总向公家交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职权给亲朋及家属特殊安排工作岗位。 

　　艾思奇常年埋头工作、勤于思考，忽视了自己的健康，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他应邀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去医院检查身体，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紧急住院。在住院期间，他仍乐观地认为还可以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还在着手准备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要旨及历史背景，并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退休后能写学术专著。但终因积劳成疾，病情急剧恶化，1966年3月22日与世长辞。 

　　艾思奇去世后，党和国家为他安排了超规格的追悼仪式以纪念他对社会的特殊贡献，社会各界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艾思奇的追思和怀念。在艾思奇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张爱萍将军挥毫写下“传播真理 启迪世人”的题辞，完美概括了艾思奇奉献的一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艾思奇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仍然在不断地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党校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努力做好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努力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参考文献] 

　　[1][5][7][17][18][21][24][25][26][27][28][29][30]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编著.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321,232,233,264,160,51,161,249,184,237,226,215,4. 

　　[2]卢国英.一代哲人艾思奇[J].高校理论战线,2009:6. 

　　[3]刘玉成.大众哲学为什么能[J].红旗文稿,2020:1. 

　　[4]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官网.http://www.ccps.gov.cn. 

　　[6][8]国家项目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课题组编著.艾思奇全书: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6:949,369-370. 

　　[9][10][11][13]卢国英,刘德庚,雍桂良.艾思奇讲稿选:下卷[M].内部教材,1999:907-908,815,1132,1051-1052. 

　　[12]刘海藩,朱满良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名师:第1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87-88. 

　　[14][15][16]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M].工人出版社,1950:1,57,27. 

　　[19]王丹一.艾思奇图册1910-2010[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125. 

　　[20]艾思奇同志纪念文集编辑组编著.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9. 

　　[22]马汉儒.怀念艾思奇[J].创造,1995:2. 

　　[23]艾思奇.哲学与生活[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183. 

　　[31]林默涵.忆艾思奇同志[J].读书,198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