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苏区；干部教育；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工作。苏区时期，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作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根据地建设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苏区面临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巨大压力，“在苏维埃运动日益发展，工农红军日益加强的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进攻。必定更要残酷，我们必须加紧培养为阶级作战的工农干部，来坚强阶级的领导”^[1]，为了打破敌人封锁，培养大量干部成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党的干部队伍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短板，干部亟须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和革命工作能力。1931年《中共中央给湘赣省委的信》中指出：“干部的培养问题应该是湘赣党最大的任务之一。在目前干部的缺乏，不但在湘赣苏区是如此，即在其他苏区与白区也是如此。所以干部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中级与下级干部，应该是各地党部的主要任务。”^[2]培养教育大量党的干部，不仅是革命战争的形势需要，也是红色政权星火燎原的关键所在，为此党在苏区时期进行了干部教育的重要实践探索。 

　　一、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具体实践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开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3]。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也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各地苏区开展丰富的干部教育工作，实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鲜明的苏区特色。 

　　（一）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 

　　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政治教育、工作能力教育和文化教育三大板块。 

　　政治教育解决的是干部政治理论和思想认识等问题，是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首要内容。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就认识到政治教育对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4]随着全国范围苏区的建立和巩固，干部需求显著增加，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的工作更加紧迫。苏区时期党员干部成分十分复杂，部分党员干部不可避免地受到旧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1934年《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指出：“争取新战士的工作，加紧对其中干部教育与领导与军阀残余习气作严厉的斗争。”^[5]此外，苏区时期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与“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作斗争，这些错误思想已经对党的干部工作产生影响。1931年《河北省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干部缺乏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受了摧残；另方面，不可否认的就是组织上的右倾观点，故意的阻碍新的干部，尤其是工农干部的提拔。”^[6]解决思想问题事关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因此苏区时期党开展了包括马列主义、理想信念、时局政策、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政治教育，确保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方向。以苏区时期的《政治教育课程表》为例，这一课程表中明确写明开展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政治常识、少共国际小史、世界革命简史、职工运动指南、军事问答、游击队怎样动作、经济地理教学。^[7]各地宣传部和军队政治部也编写了政治教育的大量教材，如《土地问题》《青年团员读本》《革命三字经》《红军读本》等。 

　　工作能力教育解决的是干部工作质效问题，是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涵盖群众工作和军事斗争等方面。苏区时期部分干部存在一定程度能力不足的情况，且在行事作风上存在一些错误的思想残余，若不解决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党的实际工作和形象，削弱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此党在苏区时期多次提出了提高干部工作能力的指示要求，并开展大量工作：“对于所提拔的新干部，党必须带有很大的教育性质，时常给以个别的特殊教育。在初提拔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与兴趣，分配以适当工作，提高他的工作能力，逐渐提到上级指导机关来工作。”^[8]同时苏区干部亟须提高军事能力以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中指出要克服“对创造我们的红军铁军无信心的右倾思想，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脱离下层的官僚主义，以及游击主义残余与儿戏军事的观点”^[9]，并指出“我们要深入部队中去观察、选择、提拔好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加强他们军事和政治的教育，提高他们指挥能力，纠正其本身尚存在着的某些弱点，这样做去，我们大批的得力干部，就运用不完了。”^[10]为此党在各地苏区的干部学校和流动班等机构广泛开设军事课程并进行军事训练。工作能力教育既锻炼了干部的军事能力，提升了个人素养，还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文化教育旨在解决干部文化水平问题，是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旧社会对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了巨大破坏，教育资源的分配极度失衡，致使苏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1933年颁布的《苏维埃的教育政策》指出：“在旧的社会内，在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黑暗与愚昧。在中国每百人中不识字的有80到90人之多，每千人中能够进学校读书的不过15人到20人，极大部分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文盲，尤其是劳动妇女可以说整个的都是文盲。”^[11]为提高整个苏区的文化水平，党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各地苏区明确文化教育经费，并规定“文化教育是目前大多数工农劳苦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各级政府不得将这笔经费随便拿作别用”^[12]，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教育，审查各类教育材料，开展诸如文化教育会议、识字运动、消灭文盲运动、文化教育类竞赛等大量工作，其中心任务是识字，还包括反对封建迷信等内容。在识字过程中同时进行政治教育，例如将教过的字连在一起就形成“什么是共产主义”等革命理论和口号。针对党内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的情况，作出了具体要求：“每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人都应当加紧学习，尽量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13]苏区干部通过教育，文化水平得到巨大提升。 

　　（二）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措施和方法 

　　苏区时期党围绕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以学校、训练班为主渠道，协同教育组织、文艺组织和宣传工作等开展干部教育。 

　　学校是苏区开展干部教育的重要场所。对各年龄段和各岗位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点。通过学校进行干部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就独立自主创办教导队来培养干部。193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14]各地苏区均成立了学校机构。中央苏区有综合性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为红色政权建设培养优秀干部的苏维埃大学（即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后因革命形势变化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面向红军官兵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又名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培育文艺工作者的高尔基戏剧学校、面向青年的列宁团校、面向医护工作者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培养通讯技术人才的红军通讯学校、培养地方干部的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等学校机构。其他苏区有培养农运干部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具有省委党校性质的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湘鄂川黔省委党校和川陕省委党校，培养红军干部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前身为赣东北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和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等众多学校。学校通常采用分期办学，根据实际需要和学校规模每期招生几十人到几百人，并会根据学校和学员情况设置不同班次和教学内容。以苏维埃大学为例，为培养能够在苏维埃建设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干部，紧密围绕学校定位，其课程设置包括工作理论、实际问题等，紧密联系干部自身岗位和具体工作。苏区学校的系统性培训，为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训练班是苏区干部教育的常见方式。193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各省委与地方党部必须战胜一切困难，有计划的去进行各种训练班的工作，按期的挑选一部分下层积极分子去受训练。每期学生不必很多，须按照实际环境可能程度而决定。训练材料与方法须事先有充分的准备，上级党部应尽可能供给下级党部以训练人员材料，予以实际的帮助和指示。”^[15]通常省委训练班培训县级干部、县级训练班教员和区级主要干部，县级流动训练班培训区级一般干部、支部流动训练班教员和一部分支部书记。训练班通常不局限在固定场所，可以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教育，每期时间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培训人员一般为几十人，培训内容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各地苏区在保证政治训练、能力锻炼和文化教育的基础上，会根据当地革命形势和党组织实际情况增加其他教育内容。如1933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中就对省委训练班、县委流动训练班、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育科目和教育时长作出明确部署。以省委训练班为例，除进行政治常识、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教育外，还明确规定“其余时间二十四小时（即四天）为出外实习及其他关于各项特殊工作（合作社运动，地方武装中的政治与训练工作……等）”^[16]。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训练班作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干部培训方式，呈现周期较短、形式灵活、每期人员数量适中、见效快等特点，能快速满足党的干部教育需要。 

　　教育组织是干部教育方法的重要创新。苏区时期的教育组织形式多样，包括研究会、列宁室、俱乐部等。列宁室和俱乐部普遍设置在各个单位，以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为主，是极为重要的教育形式。1934年颁布的《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学识，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是每一级政府机关或一个大的工厂企业、每一地方的工会、合作社之内的组织”。^[17]同年颁布的《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指出：“列宁室是每个单位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各项工作最基本的一个组织。并实行各种竞赛，以发扬红色战斗员对革命的积极性。”^[18]俱乐部下设的部门组织十分灵活，不同大小和单位的俱乐部下设组织名称也会略有不同，除设置管理委员会和主任外，通常包括展览股、讲演股、游艺股、文化股、组织股等，分别负责俱乐部和展览室布置；演讲和晚会等；戏剧、音乐、体育、游戏等；墙报和讲报等；登记管理部员和宣传动员等工作。《俱乐部纲要》指出最简单的俱乐部下设组织应包含演讲股、游艺股和文化股，对于提高教育客体的综合素养起到重要作用。研究会有多种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例，1934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和工作大纲》指出“本会成立的目的是加强一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造成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同时运用列宁室、俱乐部等机关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线”^[19]。研究会经常系统地研究和讨论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对组织和指导干部学习，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文艺组织是苏区干部教育的重要载体。苏区时期，“在党的直接关心下，先后成立了各种文艺机构和组织，使苏区文艺运动趋于组织化、革命化、群众化”^[20]。1932年成立的工农剧社，其章程明确指出在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领导之下“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政治和文化的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来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激发群众革命的热情，介绍并发扬世界无产阶级的艺术为宗旨”^[21]。苏区的中央苏维埃剧团（前身为苏区“蓝衫团”）具有鲜明的教育功能，1934年颁布的《苏维埃剧团组织法》指出中央苏维埃剧团的任务是：“（一）研究并发展苏维埃的革命的戏剧运动，争取无产阶级意识在戏剧运动之中的领导权。（二）在戏剧的技巧内容等方面，帮助广大工农群众的工农剧社运动的发展。（三）用表演戏剧等的艺术宣传，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赞助工农红军的革命战争。（四）发挥革命和斗争的精神，并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肃清封建思想、宗教迷信，以及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文艺意识的坚决斗争。”^[22]并对省级和县级苏维埃剧团工作进行规定说明。苏区时期党通过文艺组织进行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工作，在丰富精神世界的同时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党的宣传工作包括报刊、革命标语、革命传单等载体，是教育工作的重要方式。1933年《论消灭文盲运动》中指出：“我们可以组织识字班或者识字组，读书组之类，用捷报，标语，传单，做教材，最好有故事体的记述及歌谣，来教他们，这种方法往往比起黑板上的说教要好的多。”^[23]报刊方面，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指出：“党报不仅要解说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解说党目前的中心口号，同时要极可能的多收集关于实际工作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党的组织任务的文章。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24]苏区报刊种类丰富，包括《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等，仅中央苏区就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25]，涉及政策宣传、马列主义教育、工作经验交流、国内外革命形势报道等内容。革命标语和革命传单方面则力求表达通俗易懂，文字工整简洁，内容紧跟党的最新路线方针政策。强有力的宣传工作确保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及时传达到各个党组织，对党的干部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三）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鲜明特点 

　　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维度：教育原则求实化、教育内容本土化、教育形式多样化。 

　　第一，教育原则求实化。苏区干部教育事业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现实问题，总结和分析现有工作的成绩和不足，并给出改进方案。1932年颁布的《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的训令》指出红军干部的培养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教育工作上存在“对干部缺乏有耐心的教育工作与对干部的个别教育”现象，“用简单的命令和指示代替了教育和说服的精神，不去具体的解决干部的困难问题”，明确指出“这些都是错误的，必须立即纠正”^[26]。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政治部发布的《怎样上政治课》中，总结之前政治课的缺点后列出十分明确的改进方案，包括教材选择、授课前的准备工作、教学方法、授课时间、上课地点、课堂纪律和教学测验等方面，体现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第二，教育内容本土化。苏区干部教育的内容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拒绝脱离实际的书斋教学，在革命实践中进行教育。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均设置科学合理的培训安排，针对不同系统的党员干部开设专门课程，根据学员的水平情况设置不同班次，如对文化水平亟待提升的干部注重文化教育，提升干部综合素质。以青年干部教育为例，《关于青年干部训练通知》中写明“地方青年群众工作”“青年干事工作要领”“目前政治形势与团的任务”等课程安排，并提出教学要活泼与青年化，每天进行一次识字并每周一次测验的要求^[27]。教育内容方面则紧扣实际，能够将所学知识迅速转化为战斗力，对于抽象化的理论知识会将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具象化教育内容。以江苏省委宣传部教育训练的系列材料为例，这些材料分别围绕“党的基本知识”“支部工作”“失业工人运动的教育大纲”“列宁主义”“党的组织”^[28]等主题编写教育材料，内容通俗易懂，广大党员干部都能掌握要点。 

　　第三，教育形式多样化。苏区干部教育在根据地资源匮乏和战事紧张的情况下，采取与学校教学相结合的多种教育形式，生活万物都可以为课本，一切场所皆可成为讲堂，最大程度满足教育需要。何长工回忆：“我们白手起家，既无现成的教材，也没有供军事训练的现代设施，唯一的学习条件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战场是实际的大课堂。”^[29]苏区干部教育既有固定地点的学校培训，又有训练班、教育组织等灵活的教育方式，通过战斗以外的宝贵时间进行教学，充分运用根据地现有的各种教学资源，实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二、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成就 

　　苏区干部教育事业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突出成就，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干部队伍整体理论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整体素质明显增强，同时形成较为系统地干部教育理念，为苏区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30] 

　　（一）干部的思想理论武装进一步强化 

　　1934年颁布的《为着巩固红军，必须改善政治工作》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愈觉悟愈好。最近已开始教育，并有很大成绩。红军政治文化水平提高，文盲百分比大减”^[31]。苏区系统化的干部教育使干部坚定了革命信念，增强了党性修养，深化了理论知识。通过学习军事知识和业务技能，提高了专业能力和领导水平。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在接受教育后，不仅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能够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的革命干部。1934年发布的《消灭文盲协会新章程》中记载工农干部的显著变化：“五年前一个字不识的人，现在能够看文件，能够在县区苏维埃负责工作，甚至省苏维埃里也有这样的同志了。”^[32]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为苏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为土地革命战争培养大量人才 

　　“数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工农红军数量与质量上的扩大和提高，在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上获得了光荣伟大的成绩，走上铁军的道路，但决不能因此丝毫放松我们继续加强与改善红军的工作。”^[33]苏区时期颁布的《苏维埃大学简章》《中央农业学校简章》《高级师范学校简章》《短期师范学校简章》等文件，均明确指出培养干部的教育目标。在红军队伍中，经过军事院校培养的干部，具备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他们带领红军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经过培训的干部能够熟练运用党的政策和理论，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工作，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第239期介绍了中央苏区建立的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比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郝西史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通讯学校、卫生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等，“生活在这些学校里面的，是工农出身的专科学生，他们发挥了惊人的创造的才能，以超过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子弟学习的速度，修完了自己的课程。在很短促的期间内，他们带了他们所学到的功课走向实际工作中去”^[34]。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生就约700人毕业，“现除调十余人到湘赣省外，其余都是各回原队工作，地方调来的也回各该地方去”^[35]，由此可以看出，苏区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这些干部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 

　　（三）形成较为系统的干部教育理念 

　　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不仅培养大量人才，也形成系统的干部教育理念，包括干部教育的地位认识、重要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指明了干部教育的正确方向，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其一，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将干部教育视为革命事业发展的支柱。毛泽东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36]其二，在教学内容上，从各地苏区出版的《党员须知》《红军须知》《红军识字课本》“政治训练材料”“讨论提纲”，以及编写的《苏维埃政权》《理化常识》《地理常识》等大量教学材料中，可以总结出苏区干部教育已明确政治、工作能力、文化等教学板块，教材内容贴近学员生活和工作，为后续干部教育提供了宝贵参考。其三，在教授方法上，苏区干部教育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将学校授课、训练班、教育组织等方式有机结合，运用一切可用的时间，甚至在行军、休息和战斗准备时抽出几分钟时间进行讨论和教育。其四，在教育原则上，苏区干部教育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根据授课对象情况因材施教，强调教学的层次性和针对性。1929年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中对于军队政治教育进行了详细规定，具体包括：（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37]这一决议中的具体教学方式在后续干部教育中得到很好地传承，除了启发式和讨论式教育方法外，苏区干部教育还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提出问题并答疑解惑的方法进行教育。同时苏区干部教育坚持群众路线，干部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人民群众的学生，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促进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 

　　三、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抓党的建设，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不断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法，并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实践要求加以创新。”^[38]新时代，要从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一）牢牢把握干部教育培训的政治方向 

　　苏区时期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政治工作会议决议》《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决议》《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等多个关于党员干部教育的工作文件，明确指出干部教育对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作用，强调干部教育的政治站位。这启示我们，新时代要牢牢把握干部教育培训的政治方向，突出干部教育培训的政治性。 

　　一方面要坚持干部教育培训姓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39]无论是什么时期，干部教育培训都必须服务于党的中心大局。新时代要发扬干部教育培训姓党的光荣传统，将姓党原则贯彻于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突出干部教育培训的政治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教育训练工作，主要是为提高同志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同志的工作能力”^[40]，苏区时期，无论是通过哪一种培训方式进行干部教育，政治教育始终是必修内容。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培训，要传承这一历史经验，突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特别是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置于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的首要地位，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课、主课、必修课。 

　　（二）根据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大局推进教育内容中国化时代化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经验。苏区时期，面对敌人频繁的军事进攻，打败敌人进攻、捍卫根据地、巩固红色政权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把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纪律观念、工作能力、文化知识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目标。”^[41]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必须与时俱进，推进教育内容中国化时代化。 

　　其一，充分把握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功能定位，不断拓展课程体系。拓展课程体系是干部教育培训与时俱进的需要。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事业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力求内容务实及与时俱进，《红色中华》第177期报道的《怎样办支部流动训练班？》对教材的选择进行了明确说明：“如果党和苏维埃有重要决议或某种动员，要把这些决议或决定做临时教材。这些材料都要与每个支部环境甚至某村某屋的工作环境的实际情形配合起来，应当利用本乡本村的实际问题来解释，不要只照书本念。”^[42]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培训，要加大创新力度，优化教学布局，增强现实关切，在课程体系各个方面贴近干部的工作实际，打造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课程体系。 

　　其二，认识和把握干部教育规律和干部成长规律，提高教育实效。干部教育培训既有教育的普遍性规律，又在教学理念、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等方面有自身特殊性。1934年《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就指出：“要顾到目前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形势的激急的转变，需要工农分子的政治、军事、工业和文化教育人材，因此在学校种类上、科目增减上、修业期限上、课程标准上，以至教材选择上，均须有极大的伸缩，惟不违背实际环境，逐渐进到统一的目标”^[43]。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培训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准确把握培训学员学习自主性和思维特点等方面的差异性，避免和减少干部教育培训中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其三，用好红色资源，编写红色党史教材。红色培训离不开红色资源，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所在地域均有独特的红色资源，用好这些红色资源是丰富干部教育内容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汇编工作，有序开发运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周边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开发运用的广度、深度上下功夫。 

　　（三）强化干部教育培训的管理监督 

　　干部教育培训具有鲜明纪律性，必须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管理监督，以党的建设引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纪律作风建设。 

　　第一，以党的建设引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坚决执行纪律是党的优良传统，彰显党的先进性。1932年《中共中央给湘鄂西分局和省委的信》指出：“要使每个党员都懂得现时党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以及许多最基本的常识，要特别注意去解释党的纪律以及党员应做群众的模范，消灭党员‘特殊地位’与官僚腐化等不容许的现象。”^[44]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干部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要起到模范表率作用。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日常事务中，严明政治纪律，严格遵守管理规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党的建设引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第二，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是干部教育培训的基础性工作，对教育实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区时期，学校经常组织党的领导人进行授课教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的课程就有“博古（秦邦宪）讲《联共党史》；洛甫（张闻天）讲《中国近代史》（后来在这个讲义的基础上编成《中国近代史》）；董必武讲《西方革命史》；徐特立讲《世界历史地理》；《党的建设》先后由罗迈（李维汉）、罗明和邓颖超讲；《列宁主义问题》由凯丰（何克全）讲；《苏维埃建设》和军事课由项英讲；工人运动课由刘少奇和陈云讲”^[45]。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要不断完善师资队伍体系，加强思想引领，打造科学完善的教师成长机制，加强机构和院校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第三，强化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作风纪律建设。加强作风纪律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苏区时期，党设置巡视员对各级党组织进行巡视检查，有力保障各级党组织的作风纪律。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一件严肃认真的大事，来不得半点松松垮垮，要将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的全过程，坚持从严治学和从严治教，弘扬优良学风，严格组织办学。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苏区干部教育在艰难复杂的战争环境中，用短短几年时间实现“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巨大跨越，不仅在数量上基本满足了根据地发展需求，更在质量上锤炼出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其办学理念、教学方法和制度设计，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新时代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仍具有深刻启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丰富中国化时代化的教育内容，强化管理监督，实现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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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G].1985:161. 

　　[13][35]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第1册[G].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211,94. 

　　[17][19][21]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218,239,202. 

　　[18]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浙江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94. 

　　[20]李启福,张燕君,燕录音.中央苏区文艺活动简述[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4). 

　　[22][43]江西省教育学会.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G].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205,74. 

　　[23]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苏区版第1册[G].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616. 

　　[25][30]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第8册[G].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4589,4588. 

　　[26]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G].解放军出版社,2002:216. 

　　[27]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3[G].1985:10. 

　　[28]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G].1986. 

　　[29]何长工.难忘的岁月[M].人民出版社,1982:120.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14. 

　　[32]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2[G].1985:25. 

　　[3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13册[G].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3233. 

　　[34]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第7册[G].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4030. 

　　[36][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41,751. 

　　[38]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6-11-03. 

　　[3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G].人民出版社,2023:192. 

　　[40]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G].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305. 

　　[41]梅黎明.新时代 新格局 新气象[M].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180. 

　　[42]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第6册[G].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3179.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8. 

　　[45]谭启龙回忆录[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