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十五五”时期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将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对《建议》学习得不够，只能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概括起来说就是“三性”，即连续性、前瞻性、总体性。 

　　所谓连续性，就是《建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思维乃至主要目标与前面的规划是紧密衔接的。例如，《建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党的中心工作和党的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关于规划的主题和根本目的、根本保障等方面，都与“十四五”规划完全或基本相同。再如，关于规划的主要任务，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方面，要求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方面，重申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强调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方面，强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等等。这些也都是与“十四五”规划一致的。 

　　所谓前瞻性，就是《建议》在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等方面，准确把握了未来5年的发展大势，并具体体现在规划的举措中。例如，对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建议》提出要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要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新动能；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等等。又如，对于具体任务，强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求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等等。 

　　所谓总体性，就是指《建议》突出强调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一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要求。例如，《建议》在要遵循的原则中明确表示，要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具体任务中，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完善并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满足城镇工薪群体和各类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编制、服务价格、薪酬制度、综合监管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等等。 

　　以上说的这“三性”，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纳为确定性和稳定性。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世纪疫情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致使不确定性、难预料的因素增多。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自己，最需要的就是给经济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面对这种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用它的连续性、前瞻性、总体性注入了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制造业大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近些年来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30%左右。因此，我国给予的确定性、稳定性的信号，对于提振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信心，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例如，“十五五”时期是为“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无疑意味着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建议》一方面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做强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国际舆论普遍称赞《建议》，说：中国的五年规划“是面对不确定性时不可或缺的法宝”。中国向全世界证明：在全球动荡时期，“它仍能成为稳定与增长的源泉”，“是‘确定性的绿洲’”。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讲到党的中长期规划，让我们想到我们党制定中长期规划的历史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的制定。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朱佳木：是的，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不是我们党的首创，但像我们党这样认真制定、广泛动员并举全国之力长期连续直至今天仍在实施五年规划的，世界上还没有第二家。 

　　五年规划原先叫五年计划，将计划改为规划，是我们党根据十四大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令性计划被指导性计划逐渐取代的实际，于2006年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的。选择用五年作为一个计划周期，最初是1928年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所创造，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之所以把计划定为五年，主要考虑大型工业项目建设，用一两年时间不够，但周期过长，中途难以预测的因素又太多，计划很容易脱离实际。另外，那时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每五年开一次，以确定大政方针和人事调整。因此，计划周期定为五年，也有利于和政治周期相衔接。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鉴于我国经济基础太落后，决定用较长时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便通过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今后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物资、技术力量。但紧接着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防工业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借鉴苏联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的成功经验，着手编制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为此争取苏联的援助。而苏联鉴于我们用巨大牺牲换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包括他们远东地区在内的东亚和平，答应对我们的“一五”计划，从派经济顾问、技术专家到接收留学生，从项目选择、图纸绘制到设备制造，从资源勘察到提供低息贷款等各个方面给予全面援助。这对于我国用较快速度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但要抓住这个机遇，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用于工业化建设。为了抓住这个机遇，毛泽东在1952年改变了原先打算用较长时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经过党中央决定，于1953年施行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同时开启了“一五”计划的建设。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通过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计划，我国逐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请问，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陈云同志在这一过程中为我们党积累了哪些重要经验？ 

　　朱佳木：是的。除了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外，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成了一大批支撑我国工业基础的骨干企业。旧中国的工业，不仅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低，而且设备老旧、产品简单，除了一些原料工业和轻工业外，主要是机械修理业。新中国时至今日，不仅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行业，而且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制造业大国。究其原因，除了有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支撑外，主要就是那时建成了一大批在各个工业部门起骨干作用的企业。现在在国民经济中大显身手的那些大中型企业，追根溯源，大多都能从计划经济年代新建、改建、扩建的骨干企业中找到自己最初的身影。目前100家央企的核心部分，绝大多数可以说都是计划经济年代建成的。例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成立的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其下属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最初就是1958年从156项工程中的江西洪都机械厂分出来的，一开始生产教练机，后来生产歼-7、歼-10和枭龙机型，现在生产歼-20。1960年开始的大庆油田会战，许多干部和工人骨干来自“一五”时期扩建的玉门油田，铁人王进喜就是其中一员。此后建设的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中原油田的骨干，又有很多是从大庆油田出来的。20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绝大部分工厂也都是从“一五”“二五”时期建设的大厂中分出的，许多甚至是整体搬迁。例如，始建于1965年的攀枝花钢铁厂，不仅设备是从鞍钢、上钢运去的，而且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骨干也是从那些老厂抽调的。可见，通过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计划建成的一大批工业企业，后来大多陆续发展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基础的骨干企业，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 

　　第二，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技术基础。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涉及的知识更广泛、技术更复杂、门类更繁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不仅表现在资金和物资方面，更表现在人才和技术方面。陈云同志当时就说过：“必须看到，建设一个工厂，修筑一条铁路，并不像开一个手工作坊、买一匹毛驴那样容易。这是巨大复杂的工作，没有必要的技术力量，就算有了资金，也不能建成工厂和铁路。”然而，“一五”计划建设起步时，恰恰就缺技术力量。旧中国的36年里，高等学校毕业生只有18.5万人，其中工科毕业生只有3万人。1949年，中国5.4亿人口中80%是文盲，儿童入学率仅为20%；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高级科研人员不足1000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抽调有文化的干部到工业战线；兴办和扩大高等院校，特别是工程技术学校；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把分散在各大学的理工科的系和专业抽出来，成立独立的理工科学院；把一些工科学校改为干部学校，让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提前毕业；向苏联等国派遣大批留学生；并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培训班、训练班。通过这些措施，基本缓解了工业化建设与人才缺乏之间的尖锐矛盾。现在，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这个基础也是那时打下的。 

　　第三，积累了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始至终都是由我们党领导的，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领导经验。比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以及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的论述，就是我们党在计划经济时期领导经济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陈云同志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领导了一段时间财经工作。他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全国财经战线主要领导人，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我们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把长远目标摆在规划的中心位置。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一个表述规范的口号是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但作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目标，早在“一五”计划制定之始就明确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前后共经历5次，最早一次是1951年五六月间由周恩来总理牵头、陈云同志具体负责的试编，第4次是国家计委编制，其余3次都是陈云同志主持编制的。第一次试编期间，他在政务院讨论重工业部方针、任务时就指出：重工业建设要争取用两三个五年计划，“做到万事不求人”。所谓“万事不求人”，就是指建成独立、完整体系的工业体系。1952年4月，他在给各大区财委并报周总理、毛主席的一份电报中又指出：“钢铁、有色金属、汽油、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发电机、滚珠、化学等等是工业化的基础，没有这些工厂，我国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年7月1日，他就“一五”计划拟办工厂一事再次致信毛泽东，并附了25本小册子。其中，工业方面有12本，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材、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矿产。后来经过协商，苏联答应援建的骨干工程共有156项，实际施工150项。这些项目，正是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决定的。其中，钢铁工业7项，有色金属工业13项，化学工业7项，机械加工工业24项，煤炭工业25项，电力工业25项，石油工业2项，电子工业10项，船舶工业4项，航空工业12项，航天工业2项，兵器工业16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项，后来又加上了核工业。不难看出，这些项目几乎囊括了那个年代一个完整工业体系所应拥有的所有大类。 

　　当年，苏联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援助，从总体上说是很真诚的，但对帮助我们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不十分积极。这个目标的制定及推进，主要靠的是我们党中央的主导和坚持。早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党中央就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要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在1956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周恩来总理就苏联援助的问题有一段对话，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党中央对于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决心。陈云同志说：苏联帮助我们是不是有留一手的问题，我看在某些方面是有的。这点我们早就感觉到了，苏联说我们原料工业搞少了，机械工业搞多了。苏联就是先搞机械工业的，我们也要集中力量先搞机械工业。苏联不答应给，我们就自己搞。“如果我们不全办起来，一旦有战争怎么办呢？”周恩来总理说：如果苏联有困难或者在某些方面留一手，那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靠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苏联基本上是帮助我们的。但是，苏联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总理在阐述国家建设的方针时进一步指出：“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后来，我们党又觉察到奋斗目标只讲工业化不够。周总理在1963年8月参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时说：“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随后，他在翌年年底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到了1975年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对“两步走”的计划进一步提出了时限，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建设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正因为如此，我国才能在经过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确认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此后，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目标始终高悬在陈云同志心中。他总是告诫经济战线的干部，搞建设不要一味追求产量，尤其要反对单纯追求钢产量，一定“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说美、英、德、日和苏联，“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我们也应当这样做，“争取在一定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二是把实际情况作为制定规划的出发点。陈云同志较早认识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业落后的特点，认为要在这样的国情下开展工业化建设，如果不能集中使用力量，势必一事无成。“一五”计划中，经济与文教建设的总支出概算是766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55%，而工业建设又约占基本建设投资的60%。开始建设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集团还在骚扰大陆沿海地区，各方面力量无疑要首先顾及国防需要。因此，他强调，财政收支计划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稍有放松就将造成赤字和通胀。另外，“一五”时期要新建和改建大量工矿企业，要从农村大量招收工人，因此，大幅度增加了城市人口和商品粮供应的负担。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实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粮价就会大涨，物价跟着全面上涨，不仅冲击财政预算，还会影响农产品的出口换汇，使原本用来进口设备的外汇改为进口粮食，“一五”计划就有落空的危险。再有，“一五”时期仅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就需要新增技术人员39.5万人，但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五年的毕业生加起来只有近28.6万人，缺口近11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生还只占三分之一。面对这种情况，他指出，如果毕业生不能统一分配，“一五”计划也要落空。正是以上这一切，决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能不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他说：“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这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他在1957年回顾“一五”时期基本建设取得的成绩时说过，这些要“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办不到的”。 

　　三是把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作为制定计划的原则。陈云同志曾对我国国情作过一个分析，指出：“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他仍然坚定主张，作计划必须遵守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至于几比几合适，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这种平衡不能是单打一的，必须是综合的。在他看来，所谓综合平衡，主要是指财政收支、物资供需、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信贷存放、外汇收付等反映国民经济稳定指数的重大比例关系，都必须平衡。后来，他把这种平衡理论进一步概括为：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他说:“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他还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针对计划如何才能做到综合平衡的问题，他又提出了两个原则：其一，从制定计划开始时就要搞综合平衡；其二，要按照短线搞综合平衡。他说:“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正因为“一五”建设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尽管各方面供求关系都很紧张，但那一时期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比较平稳、顺利。正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评价的：那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四是把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骨干项目作为制定和实施计划的重点。陈云同志说过：“如果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一五”计划涉及的内容很多，既有经济，也有文化教育；既有重工业，也有轻工业、农业；既有工业生产，也有基本建设。但重点是由限额以上建设单位组成的重工业，其中的156项更是重中之重。对于这些项目，他从项目选择、设备订货、资金保障、布点选址、初步设计等各个环节，几乎都亲自把关或过问，有的还去实地勘察、动笔撰写审查初步设计议定书的报告。从他1952年2月9日给毛主席就党中央关于恢复改建、新建工厂的设计情况和意见一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对于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他不仅一直密切关注进度，而且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及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指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完成鞍钢的改建，是我国工业化首要的步骤。”为此，他要求各地各工业部门抽调公营、私营工厂的技术工人，全力支援鞍钢，并要求限期调齐，从而确保了鞍钢改建、扩建项目的完成。为了给新建工厂的设计工作作出示范，他亲自代表中财委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审查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抚顺制铝厂等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报告，详细说明了这些工厂的作用，主要车间和设备状况，工厂人员、用电、用水、厂址面积的设计，以及所需投资和外汇等事项。除了自己亲力亲为，他还十分注意在引进苏联的援建项目上对有关人员给予具体指导。例如，为了满足对进口设备的外汇需要，他要求外贸部门谈判人员把出口换汇物资的种类、数量、规模等问题，先在国内确定，并写成公函、译成俄文，然后派少数人赴苏接洽，待原则敲定后，再派正式代表团前往签约。为了使外贸部门进口设备的谈判更加顺利，他要求“一切工业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器材的干部和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组成该公司的各个部（或组）”。他提醒参与计划编制人员：“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并举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选址的例子。他强调:“搞基本建设，事先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过去我们在农村中搞一个纺纱厂，搞一个兵工厂，那是小规模的，是小手工业的办法。现在是办大工厂，不学会经济核算不行。” 

　　五是把培育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作为制定与落实计划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之所以决定先重点发展轻工业、农业，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严重缺少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技术力量，不仅缺少技术和管理人才，也缺少技术工人；不仅缺少大企业的设计人员，也缺少地质勘探人员。由于地质勘探人员不足，导致矿藏资源不清，一时成为编制“一五”计划首先面临的问题。另外，“一五”初期工厂中的技师在工人中的比例仅为 3%—5%，比苏联少四五倍，这也是“一五”建设中很大的制约因素。怎么办？能不能等到技术力量增加了再重点发展重工业呢？陈云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以地质工作为例，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地质系毕业生只有200多人，但他认为不能按照现有技术力量规定地质工作任务。因为，“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需要“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为此，他提出通过办学校和训练班的方法增加新的人力，大学生、高中生不够，就招收初中生，训练一两年，使他们能参加简易的工作；另外，采用专业人员带徒弟的办法，大量培养干部；同时，对地质人员实行全国范围的统一调度、合理分配，并使他们边工作，边提高本领。他格外重视发挥现有技术力量的作用，指出新中国成立时的30万技术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对他们“要采取信任的态度”。为了适应基本建设的需要，他提出要从现有生产部门迅速抽调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同时，加快培养重点建设的急需人才，例如，将一些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靠工厂多办技术学校和训练班等等。他还说，公私合营后的资本家大多数是财富而不是包袱，应当适当安排、充分使用。资本家“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的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 

　　六是把对引进技术的学习、吸收、消化、掌握作为实施计划的重要措施。陈云同志指出，在中国自己的高级技术人员未成长起来之前，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但他同时强调，“丝毫不应放松对自己设计人才的培养”，“力争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结合起来”。他通过苏联驻华经济顾问征得苏联政府同意，凡由苏方设计的工厂，中方均可派人参加设计，进行学习。他还提出，各工业部门也应当逐步成立自己的设计机构，聘请苏联专家带徒弟，以此培养人才。针对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他指出在苏联制造的工厂装备中，“凡我能自制者力求自制”，以“增加自制的能力”。为了使我方技术人员尽快掌握苏联援建工厂的管理和操作，他要求有关企业在工厂建成前，必须派出技师、技工组成的实习组，“在苏联实习半年或一载”，以熟悉操作过程和操作技术。他在“一五”建设即将结束和“二五”计划开始制定时致信周恩来总理，指出“一五”计划中新建的工厂是一种模型，以后可以仿造；只要自己能设计制造的设备，在“二五”计划中都可以大干。“这样做又省外汇，成本又低，速度比向外国订货快得多。”他提议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要让冶金、煤炭、电力和一切需要设备的部门领导去看看我们已有的制造能力，今后除确需必要，不准再向外国订货；二要鼓励机器制造部门大胆设计，自己制造不怕开头几次制造中发生缺点和毛病，只要取得教训，进步会很快。他说：这样做，“十五年后在许多重要产品方面超过英国，完全有把握。” 

　　从“一五”时期起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只要涉及进口设备，陈云同志总是提醒有关方面注意“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并且“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1984年4月，他听取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时我也在场，亲耳听到他讲：“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不赞成，但是，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当提倡的。”他以我国发电机组通过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而不断发展为例说明：“解放初期我们连一万千瓦的也不会造，只能搞几千千瓦的，以后搞成了一万二的、二万五的、五万的，现在是二十万的，听说三十万的也有了。这就是一步一步地进步。”他用这个例子说明不学习先进技术不行，学习而不注重吸收、消化、掌握也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学习陈云同志的丰富领导经验。”2025年11月他在考察广东时又指出：“我们今天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建立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攒下的家底之上的。”我想，他在这里说的家底里边，应当也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宝贵财富。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定和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就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请问，我们党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对当前做好经济社会工作有哪些重要启示？ 

　　朱佳木：如果把我国制定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历史经验贯通总结，我认为对于今天及今后做好经济社会工作，起码有以下六点启示： 

　　第一，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国五年计划从编制到组织实施，都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例如，“一五”计划就是根据党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于1951年开始编制的，中间一共编制了5次，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1954年10月，计划草案初稿确定后，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专门去广州，集中力量审议修改；陈云同志则在北京主持中央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逐章逐节审阅讨论。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实际情况，反复修改，直到1955年3月，才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的决议；最终于同年7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五”计划。此时“一五”前期建设已进行了两年，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党对计划编制的慎重。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来看，虽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了，但编制五年规划和远景规划，仍然是由党中央首先提出思路，有关部门编制出来后，还要经党中央研究确定，最后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通过。《建议》就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后，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承担《建议》起草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党中央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重大方针，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和远景规划，就是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体现，也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抓手。 

　　第二，始终坚持狠抓规划的落实。我们从“一五”计划开始，就高度重视计划制定后的组织落实，而且，正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使计划、规划的落实拥有了可靠保证。习近平总书记说：“70多年来，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那些计划规划之所以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使我们国家一步步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就在于我们党不仅能认真制定计划、规划，而且一旦这些计划、规划通过，每届政府总能严格执行、前后衔接，带领人民为实现这些计划、规划锲而不舍地奋斗。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唯独我国发展最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所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这一经验令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但又让他们望洋兴叹、望尘莫及，究其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始终坚持把握经济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这个方向总的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方向。毛主席在1957年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62年他又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陈云同志也说：“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还说，“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前些年有人散布一种谬论，说改革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方向，无所谓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针对这种言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回答：“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他还指出：“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建议》开宗明义指出，规划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说明中也重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可见，我们党在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时，是始终把握正确方向的。 

　　第四，始终坚持把编好规划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主席一再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他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且引用了陈云同志那句“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的名言。陈云同志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时，为了弄清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情况，除了亲自深入农村调查外，还经常利用下班时间到北京的商店、菜市场了解肉类、蔬菜、日用百货的供应情况，观察群众的反应；同时，派人下去搞调查，或找人上来谈话。1952年10月，他通过老家青浦县委，找了两位政治可靠、敢讲实话的农民来北京，面对面地询问解放后，农民有哪些满意、哪些不满意，并约定他们作为自己了解农村情况的长期联系人。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一直被我们党沿用至今。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在中央政治局作出规划编制决定后，党中央即组织了6个调研组，赴12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还分别召开了省市领导干部、经济界、科技界和基层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并开展了网上征求意见活动。《建议》稿制定后，又征求了各地区、各部门和党内部分老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可见，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五年规划重要方法的传统，不仅被我们党一直继承，而且被不断发扬光大。 

　　第五，始终坚持在指导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我国的五年计划、五年规划一贯重视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早在1956年“一五”建设即将完成时，毛主席为了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曾用两个多月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和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然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统筹兼顾。之后，他又明确提出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主要缺点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认为，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应当是建立在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农业内部各部门各环节平衡“基础上的综合平衡”。陈云同志早在延安时期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全国经济恢复工作时，就提出统筹财政、金融、贸易和外汇、物资的观点；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时，更把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作为制定计划的目的和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把系统观念作为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例如，在总的方针上，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工作层面上，要求全面认识、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从《建议》中，也可以看出其中体现的系统观念。例如，《建议》一方面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规划的主题，另一方面，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出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围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五年计划一开始只涉及国民经济，从1981—1985年的“六五”计划起，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党的十八大后制定的“十四五”规划起，不仅有加强党的领导的内容，还写入了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五年计划和规划涉及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全面和系统的。 

　　第六，始终坚持在做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把握中心、抓住重点。经济社会工作是纷繁复杂的，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更是千条万绪。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提醒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指示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党加快了农业合作化步伐，并制定了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以便使农业尤其是粮食产量适应“一五”建设的需要。1964年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工业化的提法改为了四个现代化，从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一直是“四化”建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分成了“两步走”，即第一步，在20世纪末，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GDP达到 1000美元的水平，并借用古代描述温饱与富裕生活水平的术语，将其称之为小康社会；第二步，在21世纪中叶实现“四化”。从此，经济建设开始围绕这个奋斗目标展开。在这个过程中，陈云同志指出为了实现“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要集中资金，保证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学等薄弱环节和一批骨干项目的建设，为总产值翻两番打好基础。这个主张，实际是把重点又作了细化和具体化，明确了不同阶段的重点。到了20世纪末，我们提前完成了翻两番、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任务。党中央考虑，小康社会除了看GDP，还要看经济增长效益、人民生活殷实、民主政治健全、先进文化繁荣、生态环境良好的程度，所以，提出再用20年时间建设全面小康生活，使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比20世纪末再翻两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同时强调，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把经济社会的“短板”补上，而其中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于是，他把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作为建党百年奋斗目标的标志性指标，并把扶贫开发、脱贫攻坚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任务。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近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本刊编辑部采访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对此，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应把握好哪些问题？ 

　　朱佳木：我们做好工作，制定好规划，都要注意盯住问题，补齐“短板”，我认为，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同样应当如此。 

　　无论计划还是规划，都要靠人去执行、去落实。规划制定得再好，如果人的素质、能力不适应、跟不上，实行起来也会大打折扣，甚至落空。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关键在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说明中强调：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落实到党员干部身上，应当主要体现在党性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表率的力量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归纳起来，就是“德才兼备”四个字。对此，陈云同志又加了“以德为主”四个字。他历来主张“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他说：“选干部，首先要看德，有才缺德的人不能用。”所谓“德”好，首先指政治方向正确，其次指道德品质端正。改革开放初期，他针对当时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四化”方针。一开始，“四化”指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后来经过推敲，前面加了革命化，变为“五化”，最后去掉了制度化，又回到“四化”。这里说的革命化，就是指政治方向正确、理想信念坚定、道德品质端正、思想作风优良。它排在最前面，可见是对干部队伍第一位的要求。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40多年，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但革命化的问题至今仍在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改革开放后由于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屡禁不止，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等表现，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广大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显著增强。然而，腐败案件、“两面人”和弄虚作假等各种歪风邪气仍然不时出现，干部队伍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屡屡发生。究其原因，固然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大环境和制度不健全有关，但从根本上说，问题还是出在“德”字上，有的党员干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没有从思想上解决“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所以，干部教育培训要为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作用，就要继续解决干部队伍革命化的问题，紧紧抓住“德”字作文章，补齐这个“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革命理想高于天”。所谓“革命理想”，就是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所谓“高于天”，就是指坚定这一理想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高于一切。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这里说的“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就是要我们继续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用革命精神做好眼下的各项工作。他还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如果我们失去了革命精神，怎么可能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又怎么可能拥有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呢？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德”字上，不等于说“才”的方面没有问题。我们有些干部头脑中缺少唯物论，也缺少辩证法，遇事总容易绝对化，搞大呼隆、走极端、层层加码，结果使好政策走了样，变了味，工作受损失，也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事求是，不要层层加码。要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如果脱离了实际，最后是难以长久坚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不端正。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同志就提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他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从本质上说，属于“才”的范畴。所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发挥积极作用，归根结底还是要围绕德、才两方面作文章。只要从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出发，抓住不同时期的“短板”，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就一定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