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与“社联”“社研”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教育作出开创性贡献 

　　王学文1895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10年赴日本求学，1921年考上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王学文接触到了各类经济学说，并在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王学文经常向河上肇请教，并持续阅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在河上肇的指导下，王学文系统地研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加深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求学期间发表《中国经济现状概观》《中国经济现状之一面观》《军阀官僚之剥夺》《答劳动价值说批评》等多篇理论文章，为其日后投身于教学、理论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学文正是在此时加入京都大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入团后毅然放弃了撰写博士论文，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革命活动。当时，许多革命知识分子集中到上海研究、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形成了一股热潮。到1930年春，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已经成为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支强大力量。为了加强对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统一组织，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是“社联”的五大任务之一。“社联”设有党团组织，初成立时党团成员仅有4人，王学文是社联的党团成员之一。“社联”的成员主要通过受邀至其他大学授课、自主办学两种方式对外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至社会各界。 

　　当时中国托派在上海文化领域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否认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主张“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根据党的指示，1930年4月王学文在“社联”创办的《新思潮》上发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与托派错误的理论作斗争，文章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有力地抨击了托派的观点，指出：“惟独中国无产阶级能领导革命，能打倒封建的势力和帝国主义，转变社会的经济，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来解放旧社会经济关系下被压迫的一切劳苦群众。”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极大重视，进步学者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支持，并被翻译成日文刊登出版，史学家何干之更是声称王学文最早作出了我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判断。1931年7月，王学文发表了《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一文，指责中国托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模糊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从而提出了错误的革命路线。王学文对政治经济学的运用与理论创新，使得许多国人更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与主张，更进一步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二）借助各类讲坛向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0年下半年，为了进一步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从中为党培养具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的干部，“社联”决定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由王学文任“社研”第一任党团书记。“社研”成为党在上海对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王学文参与“社联”与“社研”工作期间，在各类讲坛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结合实际批判错误思潮，引导进步青年确立革命方向，并为党培养了众多革命骨干与国际主义战士。 

　　王学文不畏辛苦、不计酬劳、不惧危险地到各个学校、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启蒙。他的足迹遍布中华艺大、上海艺大、群治大学、法政学院、中国公学、法学院、华南大学、文艺暑期补习班、现代学艺研究所、浦江中学、泉漳中学、外语学校等多所学校和讲坛。在这些讲坛上，他讲授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帝国主义理论，同时还负责指导“社联”和“社研”基层的读书会。在“社联”自行创办的一些学校，如文艺暑期补习班和现代学艺研究所，主要靠向学员收取学费来给教员、教务人员发放工资，但不少学员无力承担费用，学校也允许他们旁听，因此王学文等教员的工资有时便少了一些。除此之外，在讲坛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需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法政学院授课期间，因“社联”办的学校被查封，他的身份遭人供出，国民党得知后，他才被迫停止讲学，但在此之前，他始终冒着风险坚持授课。在文艺暑期补习班，一些学员在参加活动被捕后供出了王学文、冯雪峰两位负责人，党内同志提前给他们传递信息，才免遭逮捕。王学文和他的同仁们不计较时间的长短、报酬有无或高低，冒着被逮捕的风险，只要有人请就去，目的就是宣传介绍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的火种。 

　　王学文在讲坛上理论联系实际地同错误的理论、观点作斗争。除《新思潮》等期刊以外，王学文也在讲坛上和托派作斗争。王学文回忆，他在上海艺大授课期间，教员构成复杂，托派分子曾公然在课堂上宣扬托派观点。有学员向王学文反映，有位托派分子称“苏联有干部派（斯大林派）和反对派（托派），干部派是错误的，反对派是正确的”，并且断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干部派（指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错误的，反对派（托派）是正确的”，还声称“干部派不合辩证法”。当时，王学文在讲授列宁的辩证法的十几个要素，为了反驳托派的错误观点，他临时调整教学内容，提前讲解“矛盾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这三大辩证法规律。一名小托派以“一滴水是水，一杯水也是水，一块铁是铁，一堆铁也是铁，没有什么质变”为由，否认“量变质变”规律的存在。面对这一挑衅，王学文用生活中的例子进行了有力反驳：“一滴水解不了渴，一杯水就可以解渴，一河水就能行船；一块铁是铁，铁多了就能造船造火车。”通过讲授“量变质变”规律，王学文让学员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数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一理论联系实际的解读让这位小托派无言以对，也让在场进步学员进一步理解了辩证法的内涵以及中国革命的任务和走向。 

　　除了与中国托派进行斗争之外，王学文也多次在讲坛上反驳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由于当时王学文等“社联”的学者经常都是受邀至大学授课，有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在大学讲坛上传播资产阶级观点，因此王学文在这些资产阶级学者讲授完之后，还要再进行“消毒”，用马列主义的方法、观点教导学员。 

　　王学文通过讲坛把“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引导学员参加革命事业，为党培育了众多革命人才。在文艺暑期补习班、现代学艺研究所、浦江中学等“社联”自办学校中，王学文既讲授马克思主义，又动员学员参加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包括南京路上的游行、分区集会，以及在白色恐怖下分发传单、呼喊口号等。通过王学文等人的理论教育，不少学员日后成为革命骨干。法政学院的邓拓在他们的启蒙下逐渐成长为党的文化干部；华南大学短暂的办学却培养出陈力真、陈正飞、曾宪植等革命骨干；“社研”队伍中也涌现出许涤新、江隆基、丁冬放等优秀分子。这些人后来活跃在不同领域，成为党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他通过“社研”组织青年、发展党团，使上海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到淞沪抗战爆发后，“社研”成员已逾千人，几乎与上海团员总数相当。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罗章龙等人组织谋划反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在王学文等人的正确领导下，“社研”成员积极地与反四中全会的分子斗争，发挥了“巩固党的团结的作用”。 

　　王学文为党育才跨越国界，培养了一批日籍共产主义战士。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私立学校，名义上旨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实际上承担了为日本人培养间谍、侵略者的任务。然而当时的同文书院也成立了“社研”支部。王学文有留日背景，精通日文，负责指导这个支部的工作。在王学文的理论指导和影响下，同文书院中的一些日籍青年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革命道路。同文书院“社研”支部中孕育出包括中西功、安斋库治、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尾崎秀实等人在内的一批共产主义国际战士。这批日籍进步青年在20世纪成立了以中西功为核心的红色间谍网，为我们党输送了不少重要的情报。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些学员回到日本成为日本共产党的核心成员并投入日本的左翼运动。王学文回忆，1977年春安斋库治访华时曾去看望并告诉他，当时学习的马列主义，为他以后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他终生难忘。 

　　二、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 

　　1933—1937年，王学文一直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春，王学文来到延安担任教员，回归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称王学文为“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此外，王学文还兼任行政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校长等职务。 

　　（一）在中央党校担任教务主任期间强化制度建设 

　　王学文接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后，着力推动教学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了沿用至今的学业鉴定制度，即对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进行考核或评定。学业鉴定制度与原有的、侧重于考察党性修养的组织鉴定制度相辅相成，从而构建起一套“党性—理论”双轨考核体系。 

　　除建立学业鉴定制度以外，王学文也对学制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党的干部调配政策。中央党校的学制初始时为8个月，然而当时党校的学员多数是高级干部，公务繁忙，往往还没学完就被抽调到工作岗位上，因此党校将学制缩短成6个月。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学员中途调出去工作而无法完成学业。为了使中途调出或中途进党校的学员能完整学完一门课程，王学文对课程设置进行了结构性的优化，采取前3个月开设三门课，后3个月开设三门课，这样就使中途调出或调入的学员也能学到完整的课程，从而受到了学员的广泛好评。 

　　（二）全面地、通俗易懂地讲授政治经济学 

　　教学是党校的中心工作任务，政治经济学是引导学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重点课程。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工作期间，尽管肩负着繁重的教育行政工作，王学文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王学文的授课严谨笃实、深入浅出，深受学员的欢迎。听过他课的学员都反映其学识博大精深，对授课内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极为讲究，在讲授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严格忠实原著，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科学性、革命性和逻辑性的力量来说服学员。注重因材施教是王学文教学的一大重要特征，每次新课前必先了解学员的文化程度、社会经历与具体需求，使教学能做到有的放矢，亲切自然。 

　　为了让学员进一步学懂弄通政治经济学，王学文总结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特征。当时政治经济学教材使用的是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点只讲阶级性、党性，王学文认为讲得不够全面。在与一些同志研讨的基础上，王学文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括为12个特点：科学性、统一性、完整性、历史性、发展性、预见性、阶级性、党性、国际性、革命性、战斗性、实践性，并作了解释，1940年发表在《中国文化》第2期上。    

　　为了供有政治经济学初步知识而欲作进一步研究的学员自学政治经济学，1940年，王学文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一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内容，让学员能够更加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1941年，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为日益增加的日军俘虏进行系统教育。精通日语的王学文与何思敬承担起了给日本学员讲学的任务。王学文主要讲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三部分内容。日本学员对授课内容作了详细的记录，将其起名《政治常识》，并用它教新来的学员。这些日本学员回国时还带着它作为对进步青年进行教育的教材。1980年，日本学员香川孝志托人将讲稿带回，经何思敬的爱人王艾英、女儿何理文翻译、王学文本人校对之后，以《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作为书名公开出版。 

　　这是王学文在延安时期讲学时遗留下来的唯一一份比较完整的讲稿。讲稿充分体现了王学文在讲解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既注重讲解的通俗性，又注重结合实际情况。例如，在讲到绝对剩余价值时，王学文就指出，日本工人遭受着世界上少有的恶劣的劳动条件下的残酷剥削，在日本，对于妇女儿童的强制劳动以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寄宿制度来进行的剥削公然存在着。在讲到工资时，王学文详细地引用了1931—1937年间日本的生活费用指数、名义工资指数和实际工资指数，指出尽管日本的名义工资在上升，但是低于物价上升幅度，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约9%，日本军部和资本家联合起来通过通货膨胀剥削工人阶级。王学文还进一步列举了日本的数据论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必然会导致劳资双方围绕工资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从1914—1930年，日本劳资纠纷次数由50次上升到907次，参加人数由7904人增加至81362人。而当讲到日本的帝国主义经济时，王学文则指出，由于日本金融资本弱小，因此日本资产阶级同军部勾结，通过发动侵略战争代替资本的输出。香川孝志在给王学文的信中写道：“先生把那么难懂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初步理论讲解得那样通俗易懂，使日本士兵（当时的工人、农民出身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日本劳动人民）能够理解的功绩，除了说伟大之外，说不出别的话来。”

　　（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王学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观点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济和当时的阶级问题。为此他撰写了《中国经济提纲》《怎样认识中国现在的阶级》等文章，分析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提纲》是一份研究大纲，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研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后中国生产关系的变化。在提纲中，王学文首先研究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我国的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经济、单纯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萌芽在内的各种经济形式，并试图从总体上总结当时经济的特点和趋势。其次，王学文分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的具体变化，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如何通过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对外贸易、交通命脉从而控制旧中国的经济命脉，而这不仅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更加重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苦难。从中，他总结了旧中国经济的特点，并指出中国经济只有走向殖民地化以及新民主主义化这两条道路。他还着手准备更进一步地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战时各个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情况和特点，并以陕甘宁根据地为例初步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图景，阐述了中国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后，通过发展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手段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经济自主并改善民生。 

　　1945年，王学文在《怎样认识中国现在的阶级》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的阶级问题。在这篇文章中，王学文灵活运用了《资本论》中的协作理论分析中国的地主和富农经济。马克思在研究协作时指出，在机器大工业初期，资本家往往兼具企业主的身份，他在生产过程中指挥劳动，这种指挥劳动是生产性的劳动，而随着个别资本不断积聚，资本家开始聘用经理管理企业，不再参与生产过程。王学文认为，中国的农业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富农在生产上跟机器大工业初期的资本家的作用较为相似，他们参与生产过程，而绝大多数地主则同不再参与生产活动的资本家一样，是纯粹的剥削者。因此，中国的阶级具有复杂多样性，需要全面地看待。通过这些分析，他从政治经济学根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任务，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依据。这也成为他为党建言献策的理论依据。 

　　（四）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边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经济问题，为党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1940年，王学文按照张闻天的要求撰写了《抗战以来大后方的经济》，对大后方的农业、工业、交通、商业、金融、财政、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大后方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不断加重，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况不断恶化，充满着对统治阶级当局的不平不满，并提出大后方应“增加工资、减租减息”等六点主张。1946年，在陕甘宁工业座谈会上，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提出应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金融、财政等方面进行改革。1947年，他提出要通过变革工厂组织结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完善协作和分工等劳动组织方式，改善工资制度、工厂管理制度等手段，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此外，在延安时期，王学文还曾兼任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政策顾问，顾问团队刚组建时只有王学文、王思华、丁冬放三人。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在金融理论学习、边区货币金融政策制定等方面经常向王学文等人请教。例如，朱理治撰写的《关于边区物价上涨原因及解决办法的几点意见》就送由顾问团参阅，由朱理治草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也提交顾问团讨论。王学文还参与过当时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与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之间关系的讨论。当时有人主张以解放区的农产品和食盐去蒋管区换取“法币”，再将“法币”存入边区银行作为发行“边币”的现金准备，而王学文等人则反对这种意见。王学文以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为指导，主张要换回陕甘宁边区所必需的、具有价值的工业品（如军工、通讯、医药、印刷四大器材等），而不要换回不断贬值的且只是充当价值符号的“法币”。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材编写、规律探索与《资本论》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王学文长期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在中央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工作，致力于研究《资本论》和财政经济问题，撰写和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等大量有关经济问题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学习方法的论著。 

　　（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撰写干部学习教材《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不断胜利，经济建设的高潮即将到来，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成为各机关、各部门工作的干部和广大参加教育培训学员迫切需要掌握的理论。为满足这一需求，应董必武邀请，王学文计划根据自己多年的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撰写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新华书店在1950年6月以《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以下简称《绪论》）为名出版发行了这部分内容。《绪论》分为“生产方式”“经济运动与经济运动的规则（法则）”“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意义与中国革命”“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四部分，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通俗的讲解，有不少地方还结合了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意义与中国革命”这一部分，王学文详细介绍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确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特征，从而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王学文还进一步介绍了政治经济学与革命的政权工作、军事工作、财经工作、文教工作、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使广大干部能够将政治经济学跟自身的工作联系起来。然而，由于王学文在《绪论》中论述了生产力三要素的观点受到苏联专家的反对等因素，《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撰写便由此中断。

　　（二）研究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研究经济建设规律，越发成为理论界的头等大事。王学文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存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五种形式，这五者里只有国营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其他四者都需要有计划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方向。进一步地，针对当时社会各界关于公私合营经济中“定息”的争论，王学文指出，公私合营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两种成分，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定息”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但是，在公私合营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着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此也受到了限制，不能起到原有的作用。“大跃进”期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社会各界掀起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高潮，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经济成分的内部关系和相互间的关系，经济学界掀起了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讨论。王学文参与了讨论并重点分析了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交换规律。王学文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产品划分为调拨产品和商品两种形式，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得全民所有的消费品仍需与个人劳动相交换，这样就形成了“货币—劳动，消费品—货币”相交换的复杂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商品的价值规律仍然发生作用。王学文的这些研究，对厘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完整地、有的放矢地讲授《资本论》 

　　1958年至1963年，王学文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讲授《资本论》。中央党校铅印了王学文讲授《资本论》的讲稿《关于〈资本论〉》《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作为教材之用。王学文对于《资本论》的讲授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王学文严格按照《资本论》的结构体系进行讲解。第二，王学文不仅教导学员《资本论》的内容，还教导学员《资本论》的方法。在他讲授的《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他教导学员《资本论》中如何运用量变质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这辩证法三大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并要求学员要懂得使用这三大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点。第三，他根据自己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研究的成果，教导学员怎么认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对当时经济工作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当时听课的同志回忆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敢于讲话，他的胆识让大家肃然起敬。 

　　王学文的教育和理论研究生涯对新时代党校教师仍有启示意义。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党校教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引导学员多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真正体悟马克思主义大本大源，切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党校教师要做到学为人师，就得自身先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才能以理服人。王学文在日本学习期间，在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国参加革命后，他仍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一系列诠释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的过程中，凡是重要的地方，需要引用的地方，他都要核对德文原著，并参照中文、日文等多种版本的译本。现今，党校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县级的四级党校组织。但是，不少党校教师仍然存在着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在课堂讲授中传播一些错误的西方思想和理论，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就要求，党校的教师要以王学文等党校前辈为榜样，读懂原著、学通原文，不断厚植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才能为学员提升自身理论水平作示范。 

　　当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力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勇于理论创新是党校教师该具有的鲜明品质。王学文从日本学成归国之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较早地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的经济现状，提出旧中国经济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在延安时期，他进一步分析旧中国经济的特征，指出中国经济的前途只有走向殖民地化和新民主主义这两条道路。他还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的阶级成分，指出富农相比地主更多地参与农业生产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对广大党校教师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工作，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就是要坚持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化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研究，在“两个结合”的阐释和创新上作贡献。 

　　以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作为为党献策的主要着力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科学，是“批判的武器”，更能带来“武器的批判”。王学文不仅关注理论问题，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党的经济工作建言献策。他曾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政策顾问，并运用价值规律为“边币”和“法币”的交换问题发表独到见解。解放战争时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为各个解放区的生产出谋划策。党校教师应以王学文等前辈为榜样，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关注“国之大事”，做到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前瞻性、政策性、应用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