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长征；红军干部教育培训；经验与启示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干部教育培训作为红军长征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长征这一历史壮举的组成部分，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大规模、长距离、无后方依托、连续不间断行军作战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提高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性，努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开办各种院校和随营训练机构，对干部特别是军政指挥员进行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不仅创造了人民军队战时干部培养的奇迹，而且积累了一系列具有普遍和长远指导作用的经验。认真回顾总结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培训及其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长征途中红军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情况 

　　从1934年10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一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后编为第二方面军，简称红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主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陆续离开原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史称“长征”。长征途中红军的干部教育培训是党的干部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征期间，特别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出发到陕西吴起镇期间的约一年时间内，尽管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行军或指挥作战状态，无法对干部教育培训作出系统规划和周详指示，但是，党中央、中革军委在长征途中及到达陕北后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了许多相关决策指示，各级党组织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干部教育培训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使红军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培训始终保持了正确方向，实现了高效运行，为取得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成为党的干部教育史上的壮丽篇章。 

　　（一）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培训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出发前夕，中革军委决定将一年前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又称郝西史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称公略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又称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再次合并，组成“红色干部团”，编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随军进行长征。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钟伟剑（后为毕士悌）任参谋长。下辖4个营，第1营、第2营为步兵营，第3营为政治营，第4营为特科营。另编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分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干部科等，隶属中央军委，由干部团指挥。全团约1000余人，大多为当时在校学习的干部学员和教职员工^[1]。 

　　长征途中，干部团作为中央红军战斗序列中的作战部队，一直担负着军委纵队的前卫和警戒、掩护、作战等任务，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行动。长征伊始，干部团特科营就派出工兵连学员，在于都河上架设浮桥，之后又相继在湘江、乌江上实施应急架桥行动，为突破敌人封锁线提供了关键通道。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先后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土城、扼守娄山关、再克遵义，极大振奋了军心士气。在刘伯承的亲自率领下，干部团奔袭皎平渡，抢占通安州，保障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随后又在强渡大渡河中负责断后阻敌，掩护主力部队飞夺泸定桥；在围攻会理中与红三军团一道担任主攻。由于干部团成员的综合素质普遍较高，掌握了过硬的军事技能，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经常被军委用到紧要关头，发挥出不同于其他部队的特殊作用。如乌江浮桥架设中，工兵连面对激流奔涌的江水，在教员谭希林、何涤宙的指导下，运用平时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冒着炮火连续奋战36个小时，终于用简陋的器材搭起了结实的浮桥，创造了野战架桥的奇迹。陈赓团长带领干部团奔袭通安州时，连续强行军40里，刚到镇口便与敌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遭遇，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全团上下行动迅速、坚决果敢、战术得当，一举将大部敌人消灭，按要求占领了通安州，军委对干部团予以通令嘉奖，全团为此召开了庆功大会^[2]。 

　　长征途中的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教育培训红军干部的流动学校，始终肩负着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军政骨干的特殊使命。早在组建干部团时，军委就把一批编余干部、老干部，以及受“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迫害的干部编入该团担任教员或学员，长征途中又把部分伤病干部安排到各营和上干队，使宝贵的建军治军骨干和军事人才得以保存。长征路上，干部团星夜兼程、跋山涉水，常常一日行军上百里，大小战斗连续不断，但始终不忘主责主业，坚持边走边教、边战边学，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教学活动的开展。根据部队需要，干部团还经常派遣优秀学员前去任职代职，补充和加强一线领导力量，使作战部队保持了较高的干部在位率。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根据沙窝会议的决定，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于8月在毛儿盖地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干部团奉命改编为特科团，在红军大学编成内行动；下辖骑兵科、工兵科、炮兵科、机关枪科；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8月，特科团和红军大学一起随右路军北上。9月10日，当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时，特科团坚决抵制和反对分裂活动，毅然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9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在哈达铺改编为陕甘支队，特科团大部分领导干部、教职员工和学员被分配到各纵队工作，一部分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并成立陕甘支队随营学校，下辖一个上干队、两个军事连、一个政治连、一个特科营，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隶属于陕甘支队三纵队。10月19日，随营学校到达吴起镇，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11月又随党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与陕甘宁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昆，政委宋任穷。至此，干部团完成了其光荣使命，以对党忠诚的革命信念和英雄善战的辉煌业绩而载入史册。 

　　除干部团之外，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还坚持开办卫生学校。早在1931年11月，红军总部就在瑞金成立了军医学校，后与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由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兼任校长、政委。学校设有军医、护士、药剂、卫生保健等专业，学员最多时达1000余人，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医护技术人才。1934年10月，卫校在对人员机构进行精简后，成建制随中央机关开始长征。长征路上，只要条件允许，卫校就坚持组织教学活动，白天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讲，晚上在宿营地讨论和复习。攻占遵义后还在城内省立二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中授课^[3]。1935年6月，总卫生部和卫校被编入左路军，学员被分配到各野战医院和部队实习，但很快又在马尔康县的松岗重新集结和招收新生。8月，卫校专门开办一期医官班，开学典礼上，贺诚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同时宣布学校新的领导班子组成，陈志方任校长，孙仪之任校务主任。从1935年9月至1936年8月，卫校在随总卫生部南下北进过程中，先后在四川省芦山县铜头场和炉霍县开展教学，除预科、本科教学外，还开办了两期卫生培训班，招收了红四方面军300多名学员。各班次学员不仅顺利完成了计划内课程，而且与红军大学、党校联合举行了隆重的“五一”运动会。1936年8月中旬，卫校学员圆满毕业，回到各部队医务战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另行成立了一所卫生学校，由王斌任校长，吕振球任政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两所卫生学校合并，成立了新的红军卫生学校，抗战期间改建为八路军卫生学校。 

　　（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培训 

　　红四方面军是继中央红军之后开始长征的部队。1935年5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早在1931年2月，红四方面军就在鄂豫皖苏区开办了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次年10月在向川陕转移时改为随营学校，1933年2月在通江改称彭杨学校并恢复招生，1934年10月在巴中清江渡改称红军大学，分设高级班、初级班、政治班、特种兵器班和教导队^[4]。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与中央红军干部团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大学，由倪志亮任校长，何畏任政委，刘少奇兼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学校随右路军行动。 

　　1935年9月初，受张国焘干扰和李特鼓动，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离开右路军南下，后编为一个干部队。10月9日，以该队为基础，在卓木碉恢复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工作，后正式任命为校长，何畏任政委，王新亭（后为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设上级政治科、上级指挥科、高级指挥科，学制3个月。10月下旬，又陆续成立了3个学员队，即特科中队、青年队、干部队，以及一个政治连，学制半年。 

　　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是在张国焘路线统治下重新开办的。面对这种特殊情况，刘伯承凭借其在中央苏区丰富的办学经验，充分利用这一阵地，为红军大学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提高红四方面军各级干部的军政素质。红军大学主要开设军事和政治两门课程。政治课着重讲授中国革命史、马列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同时还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红军纪律。军事课着重讲授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军事基础知识，以及战略战术和作战指挥方法，并结合长征特点，进行各种单项训练和综合演练。 

　　红军大学的办学活动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高度的灵活性。10月下旬，红军大学刚成立不久，就转移到绥靖县的沙尔泥，进行了约3周的教学，接着随红四方面军总部南下，翻越夹金山，于12月初到达天全县的红岩坝，在此地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集中授课，完成了教学计划的三分之二。当时有学员1500余人，军马数百匹。1936年2月13日，红军大学奉命撤出红岩坝，随军北上，途经宝兴、夹金山、达维、懋功、丹巴，在道孚休整10天后，于4月初到达炉霍。转移行军过程中，红军大学尽量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教学活动，使首期高级指挥科学员完成了预定教学任务，并于抵达炉霍前毕业和分配到部队工作。在炉霍，红军大学入住当地的一座喇嘛庙，继续开展军政教学训练。期间还举行过阅兵和体育运动会，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校长检阅了学员方队。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合兵北上，红军大学也结束在喇嘛庙3个月的教育训练，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继续前进。9、10月间，在甘南以红军大学中级干部队为基础，又成立了一个步兵学校，直属总部领导。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大学奉命与党中央在陕北新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合并，其高级指挥科到保安与第1科合并，其余单位到甘肃环县与第3科合并，共同组成红军大学第2学校（即庆阳步兵学校，对外又称教导师，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其中上级指挥科学员被编为上干队第2队，其余学员被编为第3团，至此，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告一段落，融入新的红军院校教育体系之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共培训了从班排到军师级干部约3000多人次，为红四方面军的建设发展和作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还开办了供给学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培养了一批军事后勤人才。中央红军曾经在瑞金开办过供给学校，但各根据地均未开办此类学校，导致这方面人才奇缺，影响到部队建设、军民关系和战时物资供应。1936年1月，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倪志亮提出在红四方面军开办一所供给学校，2月份经紧张筹建后顺利开学。第一期招生82人，编为一个大队，下辖3个排9个班。曾担任过红9军团供给部长的赵镕任校长，队干部则由学员兼任。3月中旬供给学校南下到道孚，4月中旬又来到炉霍办学。朱德总司令对供给学校十分关心，明确指示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刘伯承总参谋长专门去看望学员并讲话。1936年9月，该期学员完成学习任务后结业离校，成为红军供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三）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培训 

　　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是最后一支进行长征的部队。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时，开办有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4分校（红4分校）。该校是1934年12月由红二军团教导大队和红六军团随营学校合并而成，设有高级班、普通班、地方武装干部班、特科大队等班次。王震和肖克先后兼任过校长，教育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张平化。长征出发前，红4分校被一分为二，分别编为红二军团教导营（对外亦称随营学校）和红六军团教导团。前者辖3个军事队、1个政治队、1个机枪队，校长余占海，政委张平化，副校长陶汉章；后者辖3个营，团长陈外欧，政委李信。长征开始后，这两个教育训练机构坚持边行军作战，边进行教学活动，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补充了大批干部。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攻占黔西、大定、毕节，创建了黔大毕根据地。两军团充分利用这一短暂稳定期和有利条件，加紧对部队进行教育训练。由红16师负责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分批抽调班、排、连干部，在毕节附近的茶亭、海子街等地，进行基本军事训练，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为部队输送了一大批基层干部^[5]。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后，根据中央命令组成了红二方面军，两军团建制保持不变，并以红二军团随营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统一的随营学校，继续履行教育培训干部的职能。1936年9月中旬，红军攻占甘肃徽县后，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改称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陈伯钧任副校长，陈外欧任教育长；下辖1个上级指挥科和3个营。1936年11月，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抵达甘肃庆阳木钵镇，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2校，部分学员编为上干队第1队，其余学员编为第2团。至此，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教育培训干部的办学历程宣告结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红二方面军的院校和干部训练机构先后培训了各级干部1000多人次，为部队建设发展和完成作战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干部教育培训 

　　红二十五军是出发长征时间略晚于中央红军，但却在各路红军中最先到达陕北的部队。这支唯一以军为单位独立转战、并在长征路上成功创建根据地和发展地方武装的劲旅，不仅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而且自身也在长征中发展壮大，由出发时的2900余人增员到结束时的3400余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除了党的坚强领导、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纪律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始终毫不放松地抓好干部教育培训，锤炼造就了一大批政治过硬、英勇善战的优秀领导干部，成为部队团结奋战的骨干和中坚。 

　　红二十五军从踏上征途之日起，即把干部教育培训摆到部队建设和行军打仗的重要位置。1935年2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召开第二十次常委会，明确提出“加强红军的工作最主要是提高军事技术，培养出比原来多两三倍的军事干部”。同年5月，省委第一次执委会议作出《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要求“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训练，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与战术技术”^[6]。针对红二十五军官兵普遍年龄较小，营团干部多是20岁出头，连排干部几乎都不到20岁的特点，鄂豫陕省委和军领导注重在斗争实践中培养锤炼干部，锻铸能征善战人才。虽然受条件限制，红二十五军没有编设专门的干部训练机构，但军直属分队中的手枪团和交通队，均由原军教导队、特务营改编而来，既是领导的耳目和部队的尖兵，同时也担负着培养和补充干部的重要任务。 

　　针对部队长途跋涉、战斗频繁、居无定所的实际，红二十五军注重对干部实施“以会代训”，行军路上多次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政治动员，统一思想认识，凝聚战斗意志。政治机关则根据形势任务变化，及时编发讨论大纲和标语口号，见缝插针组织官兵学习，使各级干部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担负起带领部队完成任务的重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专门创办了《战士报》，为干部战士提供生动鲜活的学习材料。每次战斗间隙，都抓紧时间进行短期整训，特别是组织各级干部研究战例、总结经验教训，力求打一仗进一步。1935年5月，全军在陕西商县龙驹寨（今丹凤县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中整训，重点对官兵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开展步兵基础课目和战术技术训练，并组织连进攻示范演习，使基层指挥员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红二十五军还充分利用开辟的根据地，举办较为系统的干部训练班。从1935年3月起，在鄂陕边区相继举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参加培训的有红军干部、各路游击师干部，当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五抗”（抗债、抗粮、抗税、抗捐、抗租）队长和积极分子等。其中第一期于1935年3月在湖北郧西县泗峡口小阳坡举办，参训学员近百人，历时3天；第二期于1935年7月在陕西山阳县店垭子举办，参训学员100多人，历时10天；第三期于1936年1月在鄂陕交界的大磨沟脑举办，参训学员150多人，历时5天。三期干部培训班的举办，大大提高了军地干部的政治水平和综合素质，为加强红军部队建设，巩固红色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参训的部队学员结业后大部分担任了连以上指挥员，地方学员都成为当地开展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此外，1935年4月打破敌第一次“围剿”后，红二十五军还在袁家沟口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龙驹寨整训期间，时任军宣传科长的刘华清组织开办了文体骨干培训班^[7]。在10个月的长征中，红25军共培训了各级干部和作战骨干几百人次，为部队孤军远征和先期到达陕北，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红军在长征途中开办的各类院校和随营学校等机构，作为流动的红色大熔炉，为人民军队建设发展保存和锻铸了弥足珍贵的“火种”，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长征途中红军干部教育培训的经验与启示 

　　红军长征途中开展的干部教育培训，不仅取得了丰硕而辉煌的成就，而且积累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始终高度重视提高干部素质，在极其艰难困苦环境中坚持开展教育培训工作 

　　我们党从建军之日起，就领导和开启了红色军事教育事业。从井冈山军官教导队，到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院校，以及各地红军开办的众多随营学校，为红军发展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大量优秀军事政治人才。早在1931年6月22日，毛泽东就在红一方面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办红校是十分必要的，必须抽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刘伯承指出，古今中外能打胜仗的军队都没有“不教而战”的，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打起仗来东撞西碰，四零五散，各不相顾，没有不失败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突出强调：“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8] 

　　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远见和实践经验，长征中，党中央在外部环境极其险恶、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下，仍然尽最大努力、创造一切条件，组织开展各级干部的教育培训。1934年10月9日，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10月29日又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在行军中进行军事、政治与文化教育”。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等12项中心工作。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班佑寺召开常委会，又着重研究党和军队的教育与宣传问题，作出编印《干部必读》、组成宣传委员会等重要决定。1936年9月28日，当红二方面军向党中央报告，“因远征途中干部伤亡颇多，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并拟由刘伯承主持，开办六个连的随营学校”时，毛泽东当即进行肯定，指出：“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9]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心和爱惜干部，把他们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来看待。土城战斗后，当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干部团伤亡情况时，毛泽东十分惋惜地说，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10]。1935年9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于哈达铺召开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11]。 

　　（二）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确保干部教育培训的正确方向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发展包括干部教育培训的根本原则。1932年5月，在瑞金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就提出：“红军学校党第一个中心任务，是巩固党在红军学校全部工作中的领导，及保障红军学校军事政治教育计划的完全实施。”^[12]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院校和培训机构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配备了政治干部，使干部教育培训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的坚强阵地。 

　　坚持把学习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长征中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任务。红军学校开设的政治课，重点是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我军性质宗旨、党中央大政方针，以此来统一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张闻天曾向军委纵队营、科以上干部包括干部团学员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周恩来两次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作报告，对学员进行形势任务教育。1936年6月，朱德、刘伯承分别在红六军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宣讲党中央北上主张。这些教育活动，使学员思想有效地统一到人民军队建军纲领上来，统一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努力保证广大教职员工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懋功会师后，面对南下和北上的争论，以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干部团毫不动摇地服从党的指示命令，坚定不移地跟随党中央北上。刘伯承在担任红四方面红军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宣讲党中央的正确主张，耐心细致地做广大教职员工和学员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端正立场态度。红大各级党组织自觉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带动部队回归正确轨道。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后，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和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军团军政委员会及时了解党中央的意见和指示，迅速向全军部队包括教导团、随营学校等干部培训机构传达党中央的北上决策。贺龙明确要求，对张国焘送来的诋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干部必读》等小册子，一律不准下发和使用。同时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正面教育，用党中央的正确主张统一思想和行动，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团结奋斗的大局。 

　　（三）紧紧围绕军事行动展开，使干部教育培训与行军作战紧密融为一体 

　　长征中，行军打仗是最紧迫的任务，一切教育培训，都必须紧紧围绕行军打仗展开，为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服务。红军各院校和培训机构鲜明地确立起这一办学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锤炼干部，所有教育培训活动无一不体现出鲜明的战斗特色。特别是课程设置上，针对行军作战急需来设计教学内容，形成很强的指向性和实用性。 

　　遵义会议后，干部团专门组织了遭遇战、伏击战、强渡、穿插、迂回、破袭等战法的研究训练，引导学员总结战斗经验，研究成功战例，学习战术技术，提高领导指挥水平。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鲜明提出发扬“在实践中学习”“学以致用”的学风，强调部队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学员缺什么就补什么。刘伯承校长亲自主持制定教学计划，确定课程内容。政治课，着重讲红军的性质、任务和长征目的，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课，着重讲打骑兵、平地战、河川战、隘路战、山地战、麻雀战等六种战术；管理课，着重讲在持续行军打仗中怎样带兵、练兵、用兵和保证后勤供应。这些内容实在管用，针对性强，很受学员和部队欢迎。他还专门在甘孜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给干部作如何打敌骑兵的战术报告，在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刊物上发表《当前的隘路战斗》文章，详细讲解官兵急需了解掌握的战术和战斗要领。红二军团教导营和红六军团教导团，以及此后的随营学校和红军大学，都把保障作战胜利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根本出发点，紧密结合实战需要和武器装备现状来设置课程内容，组织训练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长征中的红军院校和干部培训机构既是教导队，又是战斗队。每当有紧急战斗任务时，各级领导和教员就带领学员走出校门，担负某一方向的战斗任务或配合部队作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摔打干部。返回后及时总结经验，深化对作战指挥和带兵管理的规律性认识。上级经常抽调学员去部队代理职务，学校领导干部、教员也经常与部队和机关干部轮换和交流。这些做法，实现了教学与作战行动的双向对接和无缝链接，达到了直接服务行军作战的目的。 

　　（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地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际效果 

　　红军长征途中开办院校和培训机构，是在战略转移这种特殊背景下的流动办学，缺乏正常的保障条件。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边打仗、边行军、边教学，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采取灵活多样、简捷实用的育人方法和教学手段，才能使广大学员学有所获，成为部队需要的优秀人才。 

　　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开办之初，没有校舍和教室，就在懋功附近的山脚下向阳处席地上课。缺乏教材和教具，就因陋就简，用各种物品替代或创新自制。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道孚驻训时，学员从山中搬来石片当黑板，从烂墙上抠一些石灰块当粉笔，晚上用松脂照明读书。实在找不到笔墨和纸张，就以大地当纸、木棍当笔。红二、红六军团的随营学校，由于居无定所，不少学员采取“走读”方式，平时在部队参加作战训练，需要上课时再回到学校来学习。在物质和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红军将士硬是在雪山草地上办起了颇具规模的军校，创造了中外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 

　　各路红军的院校和干部培训机构非常注重利用行军作战间隙，见缝插针、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教学训练活动。教员在警戒、宿营、休整时，灵活采取集中授课、个别辅导、随机交流讨论、现地作业等方式，对学员进行军事政治教育训练，收到了很好效果。据肖劲光回忆，当时上干队一边行军，一边抓紧时间坚持学习。学习的方式倒也简单，大家围在一起，教员讲个什么问题，就算是上课。讲课的内容一般都是联系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讨论的方式就更加灵活，几个人凑在一起，每人说上三言两语，有时一边走路，一边围绕问题发表意见，大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既交流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又活跃了行军气氛。例如，在过金沙江前，围绕“红军是否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这个问题，上干队专门组织了一堂政治课和一场行军讨论。教员先给大家讲了石达开的故事，随后便展开热烈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的悲剧决不可能在红军身上重演^[13]。与此相类似，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二过草地时，也曾组织过“过草地是要粮还是要枪”的专题讨论，教员通过讲解和点评，引导学员关注粮食安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传授筹粮方法和注意事项。 

　　为巩固和增强教学效果，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员利用业余时间创办了墙报《战火》，反映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以及对敌斗争的新闻事件，促进大家学习文化知识，增强写作能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墙报每周一期，共出了9期，受到学员欢迎和喜爱。红军大学在红岩坝时还创办了校刊《红炉》，共出版17期，最初是4开张油印小报，到炉霍后改为小册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被红军总政治部发放到全军学习。 

　　（五）充分利用一切教学资源，打造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高素质、综合性教员队伍 

　　教员是搞好干部教育培训的关键因素。长征途中办校治学，不可能像平时拥有足够的教学力量尤其是专职教员，必须充分发挥现有教员的台柱子作用，同时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种教学资源，才能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完成艰巨繁重的教学任务。 

　　长征出发时，红军各院校和培训机构普遍按照“少而精”的原则配备了精干而优质的教员。他们有的是黄埔军校教官或留苏学生，有的是红军创建后从事院校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干部，还有的是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军委干部团在长征前对教员队伍作了充实加强，包括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在内的一批高级干部，被安排到干部团担任政治教员。他们不仅带头承担教学任务，而且尽力对年轻教员传帮带，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14]。广大教员勤奋工作、尽职尽责，全身心投入党的军事教育事业，为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一些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除专职教员外，红军各院校和培训机构还积极借助各方面力量承担教学任务。一是院校和培训机构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既担任领导和管理者，通常又兼任教员。刘伯承在主持红四、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工作期间，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课，编写教材。徐向前曾回忆说，我听过他讲课，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富有哲理性，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听了还想听^[15]。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肖劲光，一直负责战术和政治两门课的教学。二是作战部队的指挥员。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后，举办高级干部训练班，徐向前亲自讲了三天课^[16]。1935年9月2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会议，研究红一方面军整顿工作，毛泽东明确要求，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17]。各院校和训练机构根据教学需要，经常邀请部队各级指挥员前来介绍情况、传授经验、交流体会。三是俘虏的国民党军官。1935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在忠堡战斗中俘虏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振汉，经教育感化后，安排他到红军学校高级班担任战术教员，并随红军一起到达陕北，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礼遇，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期间，专门选用一批东北军俘虏充当教官，训练红军的机枪射手，使红军部队使用缴获武器的水平迅速提高。后来我军院校建设中普遍采用俘虏起义军官担任教官和参与教学，实际上就是这种做法的传承和发扬。 

　　长征中红军干部教育培训的丰富实践和成功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军建设和军事教育事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多方面启迪。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军事人才培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积极推进军事教育创新发展，努力续写人民军队院校教育和干部人才培养的新篇章。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人才强军战略，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院校教育是新时代我军人才的主渠道，各方面都要关心院校、支持院校，使院校建设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为强军事业提供有力人才保证。二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确保培养的人永远忠于党和人民。必须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坚持从政治上选人、用人、育人。一切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办学活动，都要贯彻和体现政治建军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三要着眼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围绕实战搞教学，瞄准打赢育人才，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特别要加强实战化训练，提升各级指挥员的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技素养，把带兵打仗的本领搞过硬。四要坚持一体化布局，构建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坚持以军队培养为主，发挥三位一体育人功能，融入国家教育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进联合育人、开放育人、全程育人。五要抓住重点任务，加快培养“四类人才”，特别是要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突出出来，采取超常措施，争取尽快有大的突破。六要下力气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保障条件建设、校风建设、院校长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只要我们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引的方向，瞄准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传承红色基因，继续勇毅前行，就一定能够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培养世界一流军事人才，做出红色军事教育应有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上）[M].解放军出版社,2017:403－404. 

　　[2][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20）[G].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64－98,72. 

　　[3]董必武、李富春等著,二万五千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82－683. 

　　[4][8][1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院校文献[G].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134,164,181. 

　　[5]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M].解放军出版社,2017:371－372. 

　　[6]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M].解放军出版社,2017:116,118. 

　　[7]刘华清年谱（1916—2011）（上卷）[M].解放军出版社,2016:22. 

　　[9][11][1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89,476,469. 

　　[13]肖劲光回忆录[M].解放军出版社,1987:167－169. 

　　[14]李一氓回忆录[M].人民出版社,2015:132. 

　　[15][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M].解放军出版社,1984:385,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