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延安时期；在职干部；干部教育；教育制度；历史考察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强调了干部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于这一认识，延安时期，作为脱产培训的重要补充，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的“边工作边学习”在职干部教育实践，并相应构建了一套动态、严密的制度体系。毛泽东对此项创新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2]。这项制度成为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源头，是党的建设制度史上的典范。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的构建背景、具体内容、运行机制及其历史经验，能够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与经验启示。 

　　一、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建立的历史背景 

　　全面抗战爆发后，培养能够担当抗战重任的领导干部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单纯依靠脱产方式开展干部教育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延安时期，为了提升干部素质、实现“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3]的目标，“边工作边学习”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应运而生。 

　　（一）提升党员干部素质的需求是推动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队伍存在的突出短板，即革命发展对高素质干部的迫切需求，与当时党员干部文化水平、理论素养普遍偏低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成为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构建的内在驱动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党员干部，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4]。然而，陕甘宁边区基层干部的文化程度较低，老干部、新干部理论知识普遍较为缺乏，这一短板影响了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及工作的开展。为此，党中央要求“特别注意党内老干部的重新教育与新干部的培养，加倍努力扩大与巩固自己的队伍，到处建立起共产党严肃的与坚固的堡垒”^[5]。 

　　这一短板在基层干部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陕甘宁边区过去“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6]，从工农中成长出来的大批干部受教育程度整体比较低。1942年3月发表的《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一文提到，“我们的一般党员、干部甚至普通常识还都非常贫乏，在区乡干部中还有大量的文盲”^[7]。例如，安塞县7个区中1个区委书记、4个区长、6个自卫军营长、7个妇联主任是文盲，相关情况详见安塞县各区干部文盲统计表（见表1）^[8]。延安全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94名区级干部中，识字1000以上的仅有19名^[9]。 

　　表1 安塞县各区干部文盲统计表 

　　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老干部则面临提高理论学习积极性和认知水平的重要任务。有的干部存在过分强调实践而轻视理论的错误倾向，认为“只要自己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完全行了，学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都没有什么关系”^[10]。除此之外，虽然抗战前入党的老干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还处于机械盲目照搬的阶段。为此，老干部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理论知识和工作方法，以适应新的任务和挑战。 

　　此外，抗战时期大量爱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许多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性质等基础知识缺乏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缺乏认识，大部分新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要说对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11]。为了使这些新干部能够迅速成长，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 

　　（二）在职教育形式的灵活性是构建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考量 

　　脱产集中学习是提高干部素质的有效方法，因此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八路军军政学院等30多所干部学校，共抽调了10万余名干部进行教育。囿于历史条件，在战争环境下，开展大规模的干部脱产培训是不符合工作实际的。因此，探索出一条既能够覆盖绝大多数干部，又不脱离工作实践，还能有效提升干部素质的教育培训路径显得尤为迫切，具有独特适配性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应运而生。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大规模、有计划进行“边工作、边学习”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他指出，“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12]。为了保证在职干部教育的实效，毛泽东提出：“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13]陈云深刻论证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灵活性，1939年12月10日,他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一些同志以为学习便要进党校、马列学院。能够进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当然很好，但不能大家都去。因为学校没有那样大，不可能住很多人；同时工作还要有人去做。问题怎样解决呢？就是毛主席说的进‘长期大学’，就是要坚持自学。”^[14] 

　　（三）党中央的战略引领是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建立运行的关键因素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创新提供了历史契机。党中央系统总结长期积累的经验，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一方面将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做法提炼升华为制度规范，另一方面以前瞻性思维推动制度体系的整体建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在职干部教育，通过读书会、学习小组、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开展在职干部教育。延安时期，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中央将在职干部教育体系构建放在突出位置，将此前的实践探索进一步转变为规范性制度。这一时期党的在职干部教育面临新情况：其一，教育对象呈现广泛性，涵盖了各个层级和类型的干部，“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15]；其二，教育内容呈现多样性，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等；其三，组织机构呈现结构化，形成中央直属系统、军队系统和边区政府系统三大实施体系。 

　　面对如此广泛的对象、繁重的教育任务和紧迫的时间要求，在制度层面，党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构建起完整的制度框架；在实践层面，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通过亲身参与教育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推动制度体系的完善与优化。这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的创新路径，确保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既具有理论前瞻性，又具有实践操作性。 

　　二、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的内容 

　　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主要依托“指示”“决定”“办法”“通知”等文件来建构与执行。据不完全统计，专门以“在职干部教育”为题的文件有9份，涉及在职干部教育的文件有45份。这些文件可以分为宏观指导层面和具体实施层面两类。在宏观指导层面，一系列文件以“指示”形式，对在职干部教育培训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这种类型的文件体现了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整体思考、长远规划以及方向性的指引。例如，党中央1940年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就强调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并指出如何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来进行教育。在具体实施层面，一系列文件以“决定”等形式对干部教育培训某方面内容作出比较系统的专门规定。这类文件往往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或阶段内的具体问题制定详细的操作指南。比如，党中央1942年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改进在职干部教育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和完善各种教育机构、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 

　　（一）高效运作、统一协调的领导组织制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了职责明晰的在职干部教育领导制度，通过多层次、环环相扣的四级组织体系制度以及分级差异化编组制度，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基层高效运作、统一协调的领导组织制度。 

　　职责明晰的在职干部教育领导制度。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成立统一领导在职干部教育的专门机构——干部教育部。1940年，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和领导在职干部教育。在此基础上，各个机关成立了干部教育委员会，各个根据地党的支委会根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设立了教育干事。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起到集体学习的带头作用，这是因为“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16]，“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17]。 

　　环环相扣的四级组织体系制度。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形成了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系统宣传科、边区政府宣传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各级党支部—党员干部的四级组织体系。第一层级为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统筹协调，明确教育的目标、方向和基本原则，规定相关教学内容、教材、教育重点，开展监督与表彰等工作。第二层级为中央直属系统宣传科、边区政府宣传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将中央宣传部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具体实施方案，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教育模式。第三层级为各级党支部，负责确保各项教育计划得到有效执行，设有专职人员负责组织管理日常的学习活动。第四层级为党员干部，参加各类教育培训活动。这一组织体系既保证了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又能够明确职责分工，灵活应对不同层面的需求，确保在职干部教育真正达到预期目标。 

　　在职干部教育内容的分级差异化编组制度。1940年3月，党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把在职干部分成四类：“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并为这四类在职干部确定了差异化、有针对性的课程内容，基本原则是：实际经验多而理论较少者，以学习理论为主；缺少实际经验者，以学习实际知识为主；文化水平很低者，以提高文化为主。具体而言，甲类的课程有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是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包含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要求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18]。 

　　（二）立体交叉、协同发力的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制度 

　　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制度的形式分为个人层次、小组层次和全体干部层次，多层次立体交叉、协同发力。 

　　在个人层次方面，实行每天学习两小时制度。由于在职干部均有一定的工作任务，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需要“挤出两小时来学习”^[19]，提出干部每天学习两小时的概念。为了保证学习效果，1940年1月，党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20]。同年3月，党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规定，“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21]。 

　　在小组层次，实行小组学习制度。《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22]另外，党中央还明确提出按照行政单位和文化水平高低编组的标准，把同一机关、同一部门编在同一小组，把党员与非党员干部编在同一小组。每个小组选出学习小组组长，在小组长的带领下进行集中学习和讨论。这样的编组方式具有实践性和科学性，使参加学习的干部能够互帮互助，增强在职干部学习实效，达到组内同步学习、共同提高的要求。 

　　小组学习制度试行一段时间后，1941年9月，党中央决定大量设立高级学习组，下设若干学习小组。“其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23]在延安，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机关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小组的学习。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每周三晚上在杨家岭办公地的窑洞里，七八个人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哲学问题^[24]。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把不同版本的《资本论》加以对照分析，对重要章节乃至片段进行详细深入讨论^[25]。 

　　在全体干部层次，实行专题学习制度。党中央规定定期举办面向全体干部的大规模报告会，特别重视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策略教育。1940年8月，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明确规定：“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26]据统计，从1940年7月到1941年9月，党中央组织了多次“策略教育的干部会”，报告了统一战线工作经验问题、建军问题、华北政权问题、政治形势与目前抗战问题、财政经济问题、战略与策略问题、华北问题等10余个问题，听报告的干部人数每次在1000人以上。此后，为了进一步加强策略教育、引导干部真正掌握党的路线，策略教育主要由党支部承担，确保全体干部都能活学活用党的策略路线。 

　　（三）多元化的指导制度 

　　在学习保障方面，延安时期党中央针对在职干部教育制定了多种指导制度。《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强调：“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27]据此，逐步形成了指导员制度、学习顾问制度、巡回教育站制度等。 

　　其一，指导员制度。1940年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明确提出实行指导员制度，“从甲类干部中选择一批联共历史和党建的指导员去指导乙、丙类干部的学习”^[28]。甲类干部往往文化水平较高，丙类干部由于历史原因文化程度比较低，需要设立指导员、以小班制加以指导。乙类干部学员介于甲类和丙类之间。指导员主要帮助乙类干部和丙类干部参与相应的自修和讨论，帮助解答疑惑和问题。 

　　其二，学习顾问制度。设立学习顾问制度的初衷是更好地提高指导员的水平，解答学习者的疑惑。学习顾问一般由理论水平较高、实际工作经验较为丰富的干部担任，其水平高于甲类组、乙类组的教员和丙类组的指导员。学习顾问由中央宣传部聘请，组成顾问团，分为马列主义、联共（布）党史、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时事等7个科目。顾问团的任务主要有制定各个科目的学习大纲和指定相关的学习参考资料。例如延安的学习顾问团自1940年9月成立以来，解答了108个问题。这一制度建立后不久，就在延安及其周边地区广泛推广，推动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发展。 

　　其三，巡回教育站制度。设立巡回教育站制度是为了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由于距离延安较远的在职干部听课相对困难，往往是派代表到延安干部学校听课，回去后再进行传达。如此一来，教育效果就打了折扣。为此，党设立了巡回教育站，由干部学校的优秀教师直接进行面授，各个听课单位负责巡回教育站的事务。例如，在延安的安塞、排庄和柳树店分别设立巡回教育站，讲授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问题^[29]。这一制度的建立，不仅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路途遥远不便等问题，更激发了干部学员的上课热情。 

　　（四）多层次的监督和激励制度 

　　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激励制度是保证教育培训效果的重要支撑。1940年中央宣传部通过的《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中规定，“以后关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应该着重于教学质量与研究方法的方面，其他方面的检查均应服从于这主要目的”^[30]。1942年，《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规定，“各级在职干部学习之成绩考察，分下列四种：（一）日常考察。（二）临时试验。（三）学期考试。（四）毕业考试”^[31]。此外，党中央将学习情况作为干部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纳入干部鉴定标准，提出“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32]。从1939年5月到1940年5月，党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情况就进行过三次大的检查。在此基础上，对表现优异的学习小组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的学习小组，要求每周读一章或者半章书，每句都要读懂，遵循“少到多，浅入深”原则进行学习；张闻天所领导的小组，“有时插入专门性质的报告”，例如在讨论“哲学是什么”时，有同志报告辩证唯物论发生的历史，有同志报告列宁关于“哲学周期”的指示等，注重独立的思考和生动的辩证^[33]。在1940年5月5日举办的第一届学习节上，包括陈云小组、张闻天小组等在内的甲类小组8个、乙类小组21个、丙类小组10个，被评选为模范学习小组，朱德被评为学习模范。 

　　三、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运行、实施及成效 

　　延安时期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以“边工作、边学习”为核心原则，以领导组织制度、实施制度、指导制度、监督和激励制度为基础框架，在操作中形成了“顶层设计—基层执行—监督反馈—优化完善”的制度运行机制，制度运行过程体现出系统性、针对性、灵活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的特点。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不仅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综合素养，更推动了革命工作的开展，为抗战胜利和党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一）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运行机制 

　　延安时期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坚持中央统筹、分类施教，形成了系统化、协同化、长效化的制度运行机制。 

　　一是顶层统筹与基层落实协同驱动。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中央层面通过中宣部等专职机构进行顶层统筹，制定统一的教育目标、学习标准和制度规范，明确四级组织体系的职责分工，划定干部分类标准和核心学习内容；同时赋予基层党组织充分的自主空间，党支部可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灵活调整学习计划、学习形式。这种协同机制，既保证了制度运行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又让制度实施更贴合基层实际，避免“一刀切”的形式主义。 

　　二是分类施教与全员覆盖有机统一。制度运行以分级差异化编组制度为基础，针对甲、乙、丙、丁四类干部的不同特点，设计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路径，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施教；同时以“每天学习两小时”的个人学习制度、全覆盖的小组学习制度和面向全体干部的专题学习制度，让在职干部教育覆盖党、政、军、民、学各个系统的每一位干部，既保证了教育的针对性，又实现了教育的全覆盖，让全体干部都能在学习中提升自我。 

　　三是制度刚性与实践灵活性相互支撑。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有着明确的刚性要求，例如每日两小时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34]、将学习成绩纳入干部鉴定和工作考核、学习成绩不达标者将受到相应处分等，这些刚性规定为制度运行提供了保障，确保学习任务落到实处；同时，在制度实施中充分考虑到战争环境的特殊性，在学习形式上灵活采用自学、小组讨论、专题报告、面授教学等多种形式，在学习时间上允许干部根据工作实际“挤时间”学习，在学习内容上要求“所有干部，均应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一切学习，均应使之同自己本身工作有直接间接的联系”^[35]，让制度运行适应革命实践的复杂变化，实现了制度刚性与实践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二）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运行的实施过程 

　　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实施，是一个从试点探索到全面推行、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渐进式过程，层层递进、有序推进，确保制度稳步落地。 

　　第一阶段为组织建设阶段（1939年5月到1940年3月）。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搭建制度运行的组织框架，党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作为专职领导机构，并明确各级组织的领导责任。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系统阐释“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核心理念，提出“挤”“钻”学习法。动员大会还提出在职干部教育应遵循“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36]，把学习与实际密切联系起来。推动每日学习、小组学习等基础形式在延安试点落地，为制度全面推行奠定组织与实践基础。 

　　第二阶段为试点推广阶段（1940年3月到1942年2月）。1940年，党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文件，正式建立每日学习两小时制度、分级差异化编组制度、小组学习制度等基础制度，构建起四级组织体系，形成了指导员制度、学习顾问制度等指导制度，同时在延安举办第一届学习节，表彰模范学习小组和个人，树立学习典型。以系列文件的出台为标志，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并从延安核心区域向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推行，制度运行进入常态化阶段。 

　　第三阶段为全面完善阶段（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整风运动开始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37]的方针，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针对在职干部教育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师资不足、偏远地区学习困难、学习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党中央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设立高级学习组提升高级干部教育质量，建立巡回教育站解决偏远地区学习问题，出台《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等文件，细化监督考评体系，将策略教育下沉至党支部层面，实现专题学习的全覆盖。这一阶段，在职干部教育与整风运动深度融合，成为统一思想、提升能力、转变作风的重要载体，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也逐步转向政策教育、土改准备等，但制度框架与学习传统得以延续。 

　　（三）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实践成效 

　　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高效运行，让“边工作、边学习”成为全体干部的自觉行动，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从干部素质、工作效能、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为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是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综合素养，解决了干部队伍的突出矛盾。通过文化教育，基层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通过理论教育，老干部纠正了“轻视理论”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认识；通过系统的党史、党建和政策教育，奔赴延安的青年干部了解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例如，西北局对23位文化学习模范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工农干部在坚持在职学习后，“由于文化上的长进，对于自己所负担的工作也就日益感到胜任愉快”^[38]。分级差异化的教育模式让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干部都能在学习中补齐短板，有效解决了延安时期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不足、新老干部能力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为抗战的胜利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干部。 

　　二是坚持学用结合，推动了学习成果向工作效能转化。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原则，提出“学什么、做什么”的口号，让干部的学习内容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例如，策略教育让干部精通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斗争策略，能够在复杂的抗战形势中把握工作方向；业务教育让干部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管理经验，提升了军队建设、群众工作的实际能力；理论教育让干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延市东区区长王得胜在参加过学习小组一段时间后，得出结论：“对工作很有帮助，有了计划，工作不乱，学习的时间也有了；有了学习，可以研究工作作风、工作方法，这样工作也就能做得更好。”^[39]学习成果的有效转化，让革命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三是夯实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全面运行，使得党内出现了“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学习热潮^[40]，全体干部在共同学习中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组织观念。同时，学习小组、专题报告等集体学习形式，让不同岗位、不同层级的干部加强了交流协作，形成了团结奋进的工作氛围。通过在职干部教育，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建立起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让党的组织基础更加坚实，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 

　　四、延安时期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建设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将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称为“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这一评价不仅高度肯定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在形式上的创新，还深刻反映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的独特价值。在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下来看，延安时期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不仅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为党的建设制度史上的典范，还为后来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的建设乃至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一）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建设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建设视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41]。党的领导人不仅重视制度设计，更注重制度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挤”和“钻”的学习方法，以及陈云、李富春等人领导的学习小组实践，都直接推动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的建立健全。 

　　为了确保在职干部教育的实效性，中国共产党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来规划和实施相关制度。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成立了专门负责在职干部教育的机构，构建制度运行的组织基础；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建立了分类推行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后期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通过一系列文件指导具体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种系统化的安排为在职干部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 

　　（二）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注重创新，坚持学用结合、精准施策 

　　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始终坚持学用结合的原则。强调干部“迫切需要的教育，是对他们的工作真正有关系有帮助的教育”^[42]，实行“学什么、做什么”，使干部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所学知识，真正推进工作。例如，策略教育使干部既精通专门业务又通晓党的政策与策略，能够在党的事业发展全局中理解当下工作与任务。有干部回忆，整个延安像一座学习革命理论的大熔炉^[43]，党内形成了重视学习、坚持学习、终身学习的优良传统。这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制度体系，不仅提升了干部的整体素质，也推动了教育成果向工作效能转化。 

　　针对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的水平不高问题，在职干部教育制度规定对干部进行具体到位的指导。例如，实行分类指导制度，从基础理论到高级专题研讨，确保干部可以循序渐进地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实行“每天学习两小时”制度，充分考虑干部学习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干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此基础上，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也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引入“菜单式”管理模式，党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课程；党中央给予具体落实工作的党支部自主权，使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更加贴合实际需要。 

　　（三）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坚持务实管用，在运行与监督中不断发展完善 

　　延安时期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不仅注重体系构建，还注重执行的操作性与实效性，并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能够落到实处。例如，设立学习干事负责具体工作的推进，定期检查学习进度和效果；对于表现优异的学习小组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而对于不认真对待学习的干部，则采取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等方式予以纠正。严格的制度执行保证了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 

　　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和发展，党不断调整和完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从最初的地方试点到后来的大面积推行，再到最终形成系统化的制度，每一个阶段都反映了党对实际情况的敏锐把握和灵活应对。党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制度，使其更加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革新，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逐渐成熟并为后续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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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5. 

　　[14]陈云文选:第1卷[G].人民出版社,1995:178. 

　　[18][26][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22,464,606. 

　　[23][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23,716. 

　　[24]郭化若.在毛泽东身边见闻的片段[A]//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G].人民出版社,1979:133. 

　　[25]陈伟忠.张闻天研究集[G].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70. 

　　[32][37][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50,146,146. 

　　[3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33. 

　　[38]发扬在职干部学习的范例[N].解放日报,1944-07-31. 

　　[39]王得胜.学习帮助了工作[N].解放日报,1945-03-19. 

　　[40]高世琦.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M].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97. 

　　[42]他们是怎样学习的？——介绍甘泉县级干部教育[N].解放日报,1942-04-21. 

　　[4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富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富平文史资料:第16辑[G].199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