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其中，前者明确禁止“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后者则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歧视”。这些条款进一步将算法支持下的歧视性定价纳入法治框架，将当前日益突出的“大数据杀熟”“个性化定价”等新型价格歧视问题纳入法律的精准打击范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其“思维中枢”的算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全面渗透线上交易与定价环节。从实时动态调价到会员差异定价，从区域价格调整到个性化推荐，算法在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也为价格歧视提供了技术土壤。所谓“算法价格歧视”，通常指经营者借助算法技术，基于用户身份、消费历史、地理位置、使用设备等非价格因素，对同一商品或服务采取差异定价，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利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在购物、住宿、出行类平台，有时遭遇的平台向老客户收取比新客户更高的价格，对使用不同操作系统的客户收取不同的费用等情况，就属于此类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可能对市场竞争秩序造成扭曲，已成为数字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从技术机理看，算法价格歧视多源于数据与模型之间的耦合偏差。训练样本代表性不足、变量选取偏误甚至设计者的主观意图，均可能导致算法生成带有歧视性的价格策略。尤其是，算法决策过程往往处于不透明的黑箱状态，其歧视行为隐蔽性强，识别与取证难度高。尽管通过优化数据训练、增强模型可解释性等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算法价格歧视，但仅依靠技术治理仍难以根除该问题。算法系统持续迭代的复杂性与黑箱特性，导致技术手段无法完全识别和剔除所有歧视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治理对故意利用算法歧视牟利、拒绝整改的行为主体缺乏强制约束力。因此，必须通过法律与监管的刚性约束，构建起更加系统、前瞻的治理框架。

　　我国在相关立法中已对算法价格歧视行为作出多项规定。2018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将“大数据杀熟”纳入规制，强调消费者选择权与平等保护，并设置相应行政处罚；202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自动化决策中的个人权利，如拒绝权、解释权等，为用户对抗歧视性定价提供法律依据；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新增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致力于防范企业借算法歧视谋取垄断利益。此外，2023年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应在算法设计与优化中防止歧视性结果。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在既有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价格领域算法应用，对价格歧视作出更细致的描述，明确将其列为禁止行为，体现出相关规制不断场景化、精细化。

　　尽管如此，当前立法在应对算法价格歧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主要问题表现为法律规范呈现碎片化特征，法律法规间的衔接性较弱，专门性立法层级较低，难以系统覆盖平台经济中复杂的定价行为。具体而言：第一，价值取向不尽统一，执法标准存在差异。不同法律的价值目标侧重点不同，涉及个人隐私、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等多个维度，导致在规制算法价格歧视时，不同执法部门可能基于不同立法目的采取不尽相同的执法标准，难以形成治理合力。特别是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算法价格歧视往往同时涉及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多重法律问题，价值目标的不统一直接影响治理效果。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治理的基本原则，但并未针对算法歧视设定明确的法律目标。这种价值不统一导致在算法歧视治理过程中，各方利益难以平衡，治理措施缺乏针对性，进而影响治理效果。第二，重要概念表述存在差异，影响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使用“自动化决策”一词描述算法应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及相关指南则采用“算法”这一术语。这种术语上的不一致不仅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惑，还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整体效果，使得在具体案件处理中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尺度。第三，法律责任体系不完善，威慑力仍有不足。现有法律对算法价格歧视的法律责任规定分散且标准不一：有的侧重民事赔偿责任，有的侧重行政处罚，还有的依赖信用惩戒，缺乏系统化的责任体系，也增加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

　　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应推进立法整合，强化制度衔接。通过立法解释或实施细则等方式，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统一定义，明确其与价格法中“价格歧视”概念的关系，细化算法价格歧视的认定标准，包括行为构成、歧视效果及正当理由抗辩等要素，增强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为平台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避免理解偏差。另一方面，构建系统化的法律责任体系，明确各主体在算法决策全流程中的责任。在民事责任方面，完善集体诉讼制度和惩罚性赔偿机制，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在行政责任方面，加大处罚力度，将处罚标准与违法所得、平台规模等因素挂钩；在刑事责任方面，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算法价格歧视行为，考虑纳入刑事打击范围。同时，明确算法设计者、平台经营者等各方主体的责任边界，建立责任分担机制，以此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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