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欺凌是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破坏校园教育生态的突出问题，不仅对受害学生造成身心创伤，也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更侵蚀校园的安宁秩序与社会公平底线，备受社会关切。有效防治学生欺凌，保障未成年人能够在享有尊严、免于恐惧的环境中成长，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明确将学生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这是我国在学生欺凌治理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2016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提出对学生欺凌进行专项治理；同年11月，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明确各职能部门的预防和处置要求。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学生欺凌”的法律概念。2024年，公安部、教育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学生欺凌防范处置工作指引（试行）》，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十项要求”》，进一步推动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在此基础上，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对“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员，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并可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同时，对学校“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明知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的”，除责令改正外，还可建议有关部门处分相关责任人员。这体现了我国对学生欺凌问题的法律规制正在逐步深化、日臻完善。

　　精准识别学生欺凌，是依法惩治的起点。将学生欺凌与青少年之间正常的嬉戏打闹、偶发冲突清晰区分，是避免处置泛化或纵容的前提。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定学生欺凌行为，要重点把握如下要素：一是欺凌行为发生在学生之间，主体具有特定性；二是一方主观上出于蓄意或恶意，具有故意性；三是欺凌行为导致了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实际后果，具有伤害性。在实践中，尤其需要考察行为是否在力量、人数或社交地位等方面存在不对等，是否具有重复性或持续性，以及其目的是否旨在对他人形成支配、控制或贬低。通过精准识别，既防止对一般矛盾的不当升级，也避免对构成侵害的欺凌行为处理不力。

　　法律的有效适用，需要着力破解实践中存在的调查取证难题。学生欺凌行为，特别是言语侮辱、社交排斥、网络诽谤等形式，往往发生在监控盲区或私人空间，具有隐蔽性强、直接证据少的特点。受害学生可能因恐惧、羞耻或担心二次伤害而选择沉默，旁观者也常常出于顾虑不愿作证，导致关键证据难以获取。因此，构建系统化的证据收集与固定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学校作为首要责任场所，应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完善校园重点区域的物理与电子监控覆盖，建立规范、保密的报告与初期证据保全流程。同时，加强面向学生的法治教育，提升其依法保留聊天记录、图片视频等电子证据的意识与能力。公安机关处理相关案件时，需要更加注重运用专业技术手段，对电子数据、间接证据进行专业提取与综合审查，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确保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

　　压实各方法定责任是形成防治合力的重要保障。学生欺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发生是多种不良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及行政、司法机关在内的各方责任主体协同履职、共防共治。首先，学校作为防治一线，应建立完善的帮扶救济与干预响应机制。欺凌事件发生后，学校应迅速介入，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与情感抚慰，并根据行为性质与影响程度，采取心理干预、学业辅导、社交重建及调整学习环境等措施，帮助其回归正常学习生活。对欺凌者，应施以相应管教措施，涉嫌违法或犯罪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次，教育行政部门应健全学生欺凌线索报告与处置机制。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学校对严重欺凌事件负有报告义务。教育行政部门需细化教师及其他责任主体的强制报告范围与时限，明确知情不报、瞒报漏报的责任划分；设立标准化举报平台，设置专人负责受理与回复，并与公安机关建立“线索移交——处置反馈”双向互通机制，确保符合治安处罚条件的线索依法及时转入执法程序。最后，公安机关应建立“依法介入、分类处置、惩教结合”的执法机制。《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的处置职责。公安机关应主动搜集、排查线索，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学生欺凌行为及时调查取证，并根据行为性质、情节及行为人年龄等因素，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完善法律配套与衔接机制是实现教育挽救目标的必要支撑。根据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因年龄不予处罚或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但当前针对学生欺凌的矫治教育，仍面临制度衔接不畅、执行标准不清、部门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推动制度落地，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明确法律条款之间的适用衔接。一方面，部分欺凌行为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由学校采取管理教育措施，若该情形同时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公安机关采取矫治教育措施的条件，应明确措施主体与适用边界，防止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对已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但未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严重不良行为标准的欺凌情形，应明确是否以及由谁负责矫治教育，避免干预不足。第二，健全矫治措施与执行资源的配套衔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一系列矫治教育措施，但在具体落实中，需结合学生欺凌行为特点，完善矫治体系，明确各类措施的适用情形、执行标准、监督主体与效果评估方式。通过依法分级惩戒，对不同年龄、不同情节的欺凌者进行科学、有效的教育矫治，确保措施的规范性、专业性与教育性。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