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我国古代立法者倡导的“法贵简当”，是传统法律文化中一项重要的立法理念和目标。所谓“简当”，就是条款简洁、规定恰当、内容明确，使人易知易守。历代围绕这一追求，在法律创制、法典编纂和法律传播等方面展开了持续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法律重在“简而能禁”、务实管用。商鞅在《商君书·说民》篇提出，“法详则刑繁，法简则刑省”。唐代开元元年，晋陵县尉杨相如在《时政疏》中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所谓“简而能禁”，是指立法虽简明扼要，却能够为社会提供清晰的行为规范，真正起到禁奸止邪、定分止争的作用。

　　法律的繁简程度，应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法贵简当”，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区，似乎法律条文越少越好，实则不然，其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法律的繁简程度应当和社会发展程度相匹配。战国初期，魏国李悝所撰的《法经》，被认为是最早的封建成文法，共分为六篇，分别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之中，前四篇以罪名归类，后两篇分司量刑标准与总则性规定，统摄了当时最主要的社会需求，篇目简要而主次分明，符合时代的要求。到唐代，社会经济繁荣、事务众多，《唐律疏议》以十二篇五百条的规模加以应对，条理分明，规范周详，被后世评价为“得古今之平”。这个“平”字，说的正是法律与社会之间恰当的匹配关系——精简而不粗陋，详备而不烦苛。可见，立法的繁简取舍，不能脱离所处时代的社会条件。

　　法律应当简明精当，不宜烦琐无序。晋代律学家杜预曾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也就是说，法律是裁断是非的规矩绳墨，而非穷究义理的学术著作，因此条文不尚铺陈，语言不尚繁缛。北宋司马光也说“法制之设，贵于简要”。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学风中“清通简要”的要求也影响到立法，追求法律的抽象性和概念的精确性，不再依赖大段的描述性表达，律文大为精简，《北魏律》“取精用宏”、《北齐律》结构层次更为清晰。隋《开皇律》在此基础上继续精简，律文五百条，有“刑纲简要，疏而不失”之称。《大明律》更进一步，全律仅四百六十条，立法技术更为精细，体例更趋完善，在遣词造句上注重通俗晓畅。

　　法典编纂注重内在的逻辑性和实用性。“法贵简当”在法典编纂中有充分体现，那就是以精当的体例统摄复杂的内容，以相对有限的律文应对多变的社会生活，注重内在的逻辑性和实用性，实现“以简驭繁”。

　　建立总分有序的体例结构，是法典编纂实现“以简驭繁”的重要方式。《法经》首设六篇，末篇“具”篇在规定罪名与刑罚加减的同时，实际上承担了统领全典的功能。曹魏《新律》将“具”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确立了“总则冠首、分则在后”的编纂格局。总则部分集中规定通用原则和基本概念，分则各篇便无需逐一重复，律文得以大量节省。《晋律》进一步将总则分为“刑名”“法例”两篇，《北齐律》合为“名例”，此体例为后世沿用。总则统领全典，在“断罪”“定罪”“量刑”等各个环节为分则提供统一的规范依据，大大减轻其余法律概念、法律规范设置的压力，使法典不是简单堆砌规则，而是形成了纲举目张的内在秩序。

　　以原则性规定弥补条文有限的不足，是法典实现“以简驭繁”的另一重要方式。《唐律疏议》在《名例》篇中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意思是，对律文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如果应当减轻处罚，就列举重罪的处罚规定，比照以决定轻案；如果应当加重处罚，就列举轻罪的处罚规定，比照以决定重案。这一原则使法典以有限的条文获得了较强的覆盖能力。各篇律文之后所附“疏议”对律意作进一步阐释，律文确立规范框架，疏议说明适用条件与范围，二者相互配合，避免了因条文简省而产生歧义。明清律除了其律文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更强之外，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律目系统，将部门与其所管事类对应起来，直接使得法典更为简明，实用性也更强。

　　简洁清晰的法律为官民知晓遵循创造条件。“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一方面，条文越是简当，传播便越容易，百姓知晓和遵守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法律越是简明概括，条文背后蕴含的立法原意与适用尺度就越需要准确理解。历代围绕如何将法律传达到官民手中、理解立法原意，进行了大量探索。

　　法律条文越是简明概括，留给执法司法者的裁量空间往往就越大。如果官吏不通律意、不晓法理，那么非但不能“禁奸止邪”，反而可能因裁量失当而背离立法本意。因此，历代在追求“立法简当”的同时，始终重视确保官吏准确理解律意。例如，明清律典均设“讲读律令”专条，以法律形式要求各级官吏熟读律典、通晓律意。唐代早有“四善二十七最”考课之法，将“决断不滞，与夺合理”列为法曹官员的重要标准。《大明律·吏律·公式》规定，“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年终考校时，“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将法律素养与职务考核直接挂钩，使学习法律成为不可推卸的职责。从唐代到明清，确保官吏通晓律令，始终是法律实施中的一项重要安排。

　　法律条文简当，便于口耳相传、记诵遵循，这给法律传播创造了必要条件。例如，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府州县及乡里设立“申明亭”，作为宣讲朝廷律令的固定场所，每月定期宣读律令，并在此调处纠纷、公示善恶，使法律宣教融入基层日常运转。与此同时，明代将律令宣讲融入礼制仪式。每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举行的“乡饮酒礼”专设“唱读律令”环节，“赞礼唱读律令，执事举律令案于堂之中。读律令者诣案前，北向立读，皆如扬觯仪。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读毕复位”。这使民众在参与公共礼仪的过程中获知法律内容。

　　我国古代“法贵简当”的传统，在法律创制、法典编纂和法律传播等方面留下了系统的经验，其中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让法律既周密又不烦琐，既规范又易遵行。这与今天针对法律制度的“密而不繁、有效管用”“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等要求，在方向上是相通的。古代立法者在制度繁简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对于当前如何在立法中兼顾周详与简便，如何在实施中让法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知晓和遵守，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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