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既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更是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有力保障。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南地区与缅甸、越南、老挝、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山水相连，漫长的边境线、繁多的口岸、多样的气候与复杂的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加之边境贸易、人员往来和自然扩散等多重途径，使得该区域尤其是边境地带成为外来物种入侵的高风险区域。因此，进一步完善西南地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机制势在必行。

　　风险底数清晰，数据警示下的系统性治理布局同步展开。据《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已发现660余种外来入侵物种，涵盖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等多个类群，其种类繁多、生态影响深远，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构成持续威胁。区域性数据进一步表明，西南地区面临的入侵形势尤为严峻：云南省累计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约199种，其中植物142种、无脊椎动物28种、病原微生物13种、脊椎动物16种。西藏自治区确认外来入侵植物130余种、动物20余种。截至2024年底，重庆市已全面完成农业与林草系统普查，共记录外来入侵物种250余种(农业200余种、林草91种，存在交叉);四川省农业条线确认300余种，相关数据尚在统一归集;贵州省共查明144种入侵植物与7种重点农业检疫对象，合计约151种。这一数据分布不仅清晰标识出西南地区生态系统的高度脆弱性，也凸显其作为外来物种入侵前沿地带的高风险特性。

　　基于上述现实，西南各省市区逐步构建起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为核心的多层级治理体系。在实践层面，农业农村部门发挥统筹协调功能，联合林草、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交通、海关等多部门形成行政合力，并积极引入涉农高校、农业科学院、林科院及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位提供智力支持，定期开展入侵态势联合研判与防控技术协同指导。该机制初步实现了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和分工协作的治理框架，体现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项目带动、社会参与的制度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区域生物安全治理的整体效能。

　　四大短板凸显，系统治理仍待突破。然而，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当前西南地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机制仍存在深层次系统性短板，制约整体治理效能。

　　其一，跨部门协同尚未实现从“形式整合”向“实质贯通”转变，层级内与省际间检疫资源、信息与技术共享机制缺位，导致防控体系呈现一定程度上“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状态。

　　其二，“联建”保障存在明显薄弱环节，基层机构多面临编制悬置、经费波动与专业力量不足的困境，同时监测设施落后、研究力量分散，致使技术支撑体系尚未健全。

　　其三，“联动”防治机制前瞻性与精准性不足，预警响应滞后、公众认知有限、社会参与乏力，尚未形成“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全链条治理能力，也缺乏“一种一策”的差异化防控策略。

　　其四，“联治”考核尚未实现全面覆盖与有效嵌入，多数省份仍未能将防控绩效系统纳入相关部门监督考核体系，难以形成“约束——激励”双向驱动机制。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暴露出现行体制中条块分割、资源错配与响应迟滞的治理瓶颈，也深刻反映出区域生态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突破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创新需求。

　　以“四联”机制织密防控网络，筑牢生态屏障。当边境成为生态裂缝，唯有以“联合、联建、联动、联治”编织紧密的治理之网，方能抵御入侵风险。

　　在“联合”机制方面，应强化区域协作体系，建立西南地区相关部门定期会商机制，增强综合研判与信息互通能力。同时，积极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资源整合，充分融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体系、基层社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构建多级多元、覆盖广泛的联防联控网络。尤其需在协同治理架构中纳入科技部门，系统增强防控工作的科技支撑能力。还应统筹各级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投入，建立健全可持续的经费保障与整合机制，为实现长期稳定的防控治理提供坚实基础。

　　在“联建”层面，需着力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机制化建设，建立健全针对监测点人员、检疫队伍等关键岗位的系统性培训制度，推动实现每年1至2个月的专业培训全覆盖，并通过优化培训内容、明确培训周期、细化对象分类及强化考核机制，全面提升参训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技术能力。同时，应推进监测站点、检测设备等基础设施的标准化与现代化，完善相关建设与采购机制，切实增强监测预警体系的硬件支撑能力。此外，还应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将牵头单位与协作部门全部纳入考核范围，确保各项联建任务有效落实。

　　围绕“联动”机制，重点应加强科研资源的区域整合与联动创新，聚合西南地区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国内高端研发力量，依托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技项目，协同开展物种快速鉴定、智能监测预警及应急扑灭等关键技术攻关与集成应用。同时，需推动多技术手段的协同配合，完善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机制，综合运用生态调控、绿色化学和物理治理等方法，遵循“有效、经济、生态”相统一的原则，实施因地制宜、精准高效的防控策略。

　　在“联治”机制构建中，须统筹推进重点物种治理与常态化防控工作，依据最新普查数据和动态风险评估，科学划定优先防控物种和区域，探索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深度融入现有治边机制，实现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同治理。同时，应加强对农林牧渔业生产及人体健康危害显著物种的治理力度，拓展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途径，引导公众依法有序参与防控，并健全单位和个人引进、释放或丢弃外来物种的审批与监管制度，筑牢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基础。

　　通过系统构建并持续优化“联合、联建、联动、联治”机制，西南地区不仅将全面提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综合效能，更将在国家生态安全治理体系中走出关键一步。这套以“联合”破壁垒、以“联建”强根基、以“联动”促响应、以“联治”保长效的治理新范式，为复杂边境地区的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它深刻表明，生态安全屏障的筑牢，不仅依赖于技术或资金的投入，更在于制度层面的系统集成与机制创新。

　　(作者系云南省委党校二级教授)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