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而严峻的生存与发展危机。能源活动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领域。推动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既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能源革命的核心要义，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从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能源为主的转变，从高碳增长向绿色低碳发展的跨越，这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成为全球共识和共同行动。从全球范围看，能源革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议题，也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选择。从国内发展看，能源革命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支撑，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2014年，我国确立“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2021年，提出“能源强国”建设目标；2025年，将“能源强国”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历经10余年实践，我国的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达23.4亿千瓦，占比约60%，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风电等技术实现全球领先，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从发展逻辑看，能源革命与应对气候变化形成双向赋能、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和“双碳”目标的刚性约束，为能源革命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倒逼能源生产、消费、技术、体制等全方位变革，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能源革命的深入推进，不断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和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同时推动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减碳与增长的双赢。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当前，中国的能源革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受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仍面临着平衡能源结构的刚性约束与转型节奏、能源系统调节能力不足与清洁能源消纳、核心技术瓶颈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深层次挑战，既存在国内能源体系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也面临着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能源博弈的外部压力，成为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制约。以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需立足于能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短期和长期，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国际合作为抓手，推动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强国建设的协同推进。

　　第一，统筹安全与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实现低碳发展。一方面，强化传统能源兜底保供能力，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发挥煤炭在能源转型中的“压舱石”作用，有序推进煤炭、石油消费达峰，合理把控化石能源替代节奏，避免“运动式减碳”，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持续提升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和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发展水电、核电、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构建煤、油、气、核、新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给体系，2035年力争实现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消费的主体力量，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同时，针对钢铁、化工等高耗能产业，推动节能降碳改造和清洁替代技术研发应用，分行业制定碳减排路线图，推动高耗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第二，强化系统建设，提升能源系统调节与消纳能力。一是推进跨区域能源输送工程建设，持续优化特高压电网布局，提升西电东送、北电南供的输送能力，破解能源供需空间错配难题。二是大力发展新型储能，重点攻关长时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氢能储能等技术，提升储能规模和储能时长，推动储能与新能源协同发展，支撑电网峰谷调节和跨季节储能需求。三是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打破区域市场壁垒，建立健全跨省跨区调度与收益分配机制，推动西部能源资源优势与东部用能需求精准对接，将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和碳减排优势。四是优化电力系统运行调度，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清洁能源全额消纳。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保障产业链安全，提升能源领域自主可控能力。一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将国家科技专项向能源领域“硬骨头”技术倾斜，重点攻关长时储能、低成本电解槽、氢冶金、燃气轮机、深海油气勘探等关键技术，支持固态电池、氢能利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前沿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以技术突破引领能源转型和碳减排。二是完善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强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综合利用和回收利用，建立多元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体系，降低对外依存度；推动新能源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破解行业内卷难题，增强国际竞争力。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形成“创新—研发—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第四，完善市场机制，构建与碳减排相适配的能源制度体系。一是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完善现货与中长期市场衔接机制，建立健全容量市场机制，完善峰谷电价、分时电价政策，发挥市场机制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参与能源转型和碳减排的积极性。二是健全碳市场体系，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优化碳配额分配机制，提升碳定价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推动碳市场与电力市场、能源市场协同发展，充分发挥碳定价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三是完善绿色标准体系，加快推进绿电认证、产品碳足迹核算等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实现与国际规范的深度对接。四是推行绿色公共采购政策，鼓励基建项目采购低碳产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培育绿色市场需求，填平“绿色溢价”，推动绿色产品规模化发展。

　　第五，推动数字赋能，实现AI与能源系统的绿色融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节能减碳中的赋能作用，确保数字技术对能源系统的净效应为“减碳”而非“增负”。一是利用AI技术优化能源全链条管理，在生产端提升风光出力预测精度，优化化石机组参数，增强调峰灵活性；在输送端实现电网动态调度，降低线损率，提升储能利用率；在终端推动算力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引导算力向西部绿电基地转移，推动工业、建筑等领域用能优化。二是完善数字能源的市场激励机制，强制算力中心提升绿电使用率，推广AI节能收益分成模式。三是强化制度顶层设计，统一AI全生命周期碳核算标准，设定算力中心能耗红线，形成数字技术与能源革命协同减碳的体制机制。

　　第六，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强能源革命国际合作。一是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能源组织和气候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推动形成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二是加强能源技术国际合作，推动光伏、风电、储能等中国优势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共建绿色能源项目，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三是加强关键矿产资源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矿产资源供应体系，反对单边主义，推动形成全球矿产资源公平合理的配置机制。四是落实气候治理国际承诺，持续提升国家自主贡献力度，推动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资金支持义务，助力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转型。

　　（作者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