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关于文明标准的阐释与重构中，一些学者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学术探究，在反思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标准、立足中国历史文化、构建自主文明标准问题上，形成了高度共识，共同推动着文明标准理论的中国化与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基于文明的本质

　　本质决定标准，标准反映本质。文明的本质是文明标准的内在根基和底层逻辑，文明标准则是文明本质的外在显示和具体体现。文明是什么，决定人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它，确定文明标准，必须基于文明的本质。

　　文明的本质说的是文明“是”什么，因而要从哲学角度理解和把握。这首先涉及哲学意义上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文明的本质主要是在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首先，文化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外化或对象化的一切成果，它侧重于人化或外化，包含器物、制度、知识、科技、精神等，它回答“人能制造出什么”。文明则侧重于化人和内化，它是人类超越愚昧、野蛮、丑恶，进而求真、向善、尚美的历史进步过程及其积极成果，是文化的精华和向善升华，是文化中向善且呈现德性的部分，是德行天下、教养提升的结果，它回答“人应当成为什么”或“人制造出的成果对个人、群体和人类向善能带来哪些进步”。在这个坐标系里，文化是人“能做”的范围，文明则是人“应当”的范围，文化是“力量”的展现，文明是德性的照亮。因而，文化不完全等于文明，文化只是文明的前提，文明则是文化的向善升华。换言之，只有当文化被纳入“以德为核心”的德性框架和秩序之中，才可称之为“文明”。其次，文化侧重于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明则侧重于人类发展进步的普遍性、进步性成果。最后，文化有善恶、精华、糟粕之分，文明则是文化中积极、进步、向善的部分，是文化之善，是“化文为善、化人为善、化物为善”的结晶。由文明的本质看文明标准，文明标准显然主要不是以城市、国家、文字、青铜或以器物、知识、科技为核心，而是以“和合哲学（道）、道德法治（术）、仁制礼仪（行）”为核心。就此而论，西方的“四大文明标准”（城市、国家、文字、青铜）主要属于文化范畴，主要不属于文明范畴。

　　基于形而上的哲学

　　作为一种常用思路，西方多从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等来确定文明标准。不容否认，这种思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能把文化提升到一个高级阶段，亦即高度文化，也为文明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实际上主要属于文化范畴，它无涉道德，实际上是高度文化的表现。青铜器，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材料和工艺；文字，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信息记录技术；城市，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居规模的组织；国家，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和制度。就是说，上述这些都是在文化意义上而被言说的。西方多把文化说成是文明，或者把文明降低为文化，把文化混同于文明。这是一种确定文明标准的形而下思路。基于这种思路，它主张器物优先、知识优先和科技优先，以城市、国家、文字、青铜及知识科技水平为硬指标，把城市、国家、文字、青铜及知识科技等作为文明标准的优先选项。在这种所谓文明的框架中，只有符合这种硬指标或优先选项的才是“文明”，否则就是“野蛮、蒙昧”。这种框架把文化提升为文明，其实质在于确立文化霸权和文明霸权。西方近代以来确实在器物、物质、城市、知识、科技等方面具有领先地位，把文化说成文明，实质上就是把西方置于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上，进而彰显文化霸权和文明霸权。其哲学根基，是后来基于“西方中心论”而异化的“主客二元对立”及其文明叙事。基于这种哲学根基的所谓文明，只能内生出对立、分裂、冲突、暴力、战争，内生不出文明，反而会走向文明的反面——野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

　　其实，确定文明标准，还有另一种常被人们忽略，但十分重要，因而应引起高度关注的新思路，那就是从形而上的哲学确定文明的标准。这种思路属于基于中华文明而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进路。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中国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哲学范式是注重“平等普惠”，它注重的是“具体多样—平等包容—共赢普惠”的文明叙事。以此为根基，能内生出多样统一、人人平等、包容普惠，进而内生出和合、德性、善行、为他和共生，它具有善根，自然会内生出文明。这样的文明是一种注重复数、多元、平等、互鉴、普惠的存在，而不是单数文明。尤其是它把伦理道德置于文明框架中的根本或核心地位，视伦理道德为文明之本、文明之魂，是判断文明的首要标尺，它回答“好不好”的问题。这种理解在中华文化的经典里是有其根的。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野”，就是只有力量而没有“文”；“史”，就是只有繁复之形而没有内在之“质”，“文质彬彬”，就是“文化中的德性即文明”。《周易·乾》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礼记·乐记》指出：“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强调：“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

　　基于这种思路，应把“和合哲学、道德法治、仁制礼仪”看作文明的核心标准。在这种思路中，是以道驭术、以善统真，以伦理道德统摄知识科技，以道德法治抑制文化之恶。概言之，形而下是文明之“形”，形而上是文明之“神”。西方注重形而下，强调基于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确定文明的标准，这主要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中国注重形而上，基于人本、和合、道德、礼制、向善确定文明的核心标准，这才是文明本身。从哲学形而上看文明，文明的本质是向善，道德是文明的灵魂与核心，知识科技只是文明的工具和手段。厘清这两种思路的区别，既为超越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标准观、确立中国自主文明标准观进而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一条新路。当今中国较为注重从考古学上进行文明探源，意义重大。同时，文明探源工程也可以从哲学上激活中华文明之根，沿着中国传统思想里的“文—质”“文—野”的脉络，重构中国自主的“文明”概念与“文明标准”。

　　基于中西历史和实践样本

　　不用否认，西方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然而，基于中西历史和实践样本可以看出，西方基于资本主导与工具理性逻辑，往往使知识、科技带来文化之恶、科技异化，因而不能作为通识的文明标准。就西方历史和实践样本来看，西方的器物、知识、科技、理性多是文化的工具，非文明的本质，它主要是人化自然、支配自然的工具和手段，因而主要属于文化范畴。知识文化和科技水平不完全等同于文明程度，它们与资本主导逻辑与工具理性共谋，便使科技伴随文化之恶从而导致科技异化。资本主导逻辑使西方将科技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使科技服务于资本而非人的全面发展，也使科技脱离人文和道德约束，进而导致物的依赖、人的异化和道德沦丧，走向了单向度、反生态，成为霸权、殖民、掠夺、战争的一种手段。西方“把知识科技等同于文明”，本质上是混淆了文化和文明的相对区别，它用器物先进判定文明优越，以此行使文化霸权、文明霸权。它往往以所谓的文明外衣遮蔽殖民、掠夺、霸权的野蛮本质，制造出文明等级、文明冲突。当今西方，文明异化体现为科技异化（科技从“为人服务”异化为“人为技役”）、资本异化（资本从“发展手段”异化为“资本奴役”）、价值异化（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以物质追求取代精神向善）。历史和实践表明，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西方文明以物质至上、资本扩张、征服自然、工具理性为动力，强调物质主义、资本主导、外在征服、主客对立，其结果便导致世界的对立、分裂、冲突、暴力和战争，导致新的更大野蛮。

　　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早在英文单词civilization（即“文明”）出现的2000多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法国伏尔泰曾讲，人类文明史是从中国开始的。《周易正义》卷2《大有》所讲的“其德刚健而文明”有其深意，意指文明就是人的内心道德修养深厚，具备高尚品质，外在行为亦彰显素养，实现内外兼修。中华文明以和合哲学为“道”，以道德法治为“术”，以仁制礼仪为“行”，倡导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主张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美美与共，强调文化之善，其逻辑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由个体道德完善到家庭齐心和睦再到社会文明秩序，最后到天下太平。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可以为确定文明标准提供丰富资源、奠定坚实基础。这种文明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带给世界的是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包容普惠，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新的光明前景，也能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道”上的中国智慧、“术”上的中国方案、“行”上的中国力量。

　　总之，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把“知识科技等同于文明”含有吊诡之计，其后果，就是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文明霸权论。在新时代，可以通过对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哲学形而上的维度探究中国自主的文明标准。这种文明标准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理一分殊”。普遍性（统一性），指的是所有文明都注重求真、向善、尚美，追求人的解放、社会进步、和平发展，这是人类文明的共性；特殊性（多样性），是指实现“真善美”的道路、模式、制度植根于本国国情、历史文化基因、民族传统和现实条件，不存在西方所谓的唯一标准或单一标准，也不存在西方所谓的“单数文明”。它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坚持文明平等相待，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倡导文明和而不同，实现文明多元共生，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要言之，它注重的是“具体多样—平等包容—共赢普惠”的文明叙事。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