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y walk(城市漫步)是一种以步行为主要方式，不以打卡或消费为目的，在日常城市空间中进行观察和体验的“读城”活动。它发生在街巷、口袋公园、滨水步道、集市、书店和咖啡馆等场所，强调慢行、停留、观察与记录，体察城市的历史脉络、空间肌理与社区生活。City walk爆火反映出文化消费方式的变化，游客从追求效率的地标打卡式旅行，转向在地观察与慢行体验;本地市民也将周末时光用于街区走读与“微度假”，在短程步行中获得放松与文化体验。由此形成的社会趋势不仅改变出行偏好，也传递出自下而上的公共诉求。对城市治理而言，准确把握并回应这些变化，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应有之义。

　　City walk爆火的原因。City walk的流行是对“社会加速”的温和回应。技术提升效率，“时空压缩”改变了人们的日常感受，人与具体地方的联系被削弱，随之而来的漂浮感与失落感需要被安放。City walk以身体回到街区，通过停留、观察与对话，修复人与地方的关系。同时，在消费更趋理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低门槛、低支出的休闲方式。Citywalk花费主要在城市公共交通与少量餐饮，随走随停，预算可控，因而迅速走红。值得注意的是，居民与游客进行Citywalk的动机并不相同。

　　对于居民而言，City walk是重返“附近”。在长期“两点一线”的通勤轨迹中，城市被简化为功能空间，周边街区往往被忽视。居民的漫步并非走向异乡，而是以步行的速度重新认识日常街巷与社区细节。这是一种时空逻辑的倒转，从“用时间跨越空间”转为“在空间里充分享受时间”。当时间被用来停留、观察和对话，城市不再只是抽象空间，而成为承载个人记忆的生活场所。

　　对于游客而言，City walk则是对标准化旅游的规避。许多人希望摆脱刻板行程，通过步行进入街区日常，尝试用本地视角阅读一座城市。游客的关注点从地标建筑转向街巷、店铺与社区活动等细节，由此与城市建立更直接、可感知的联系，获得不止于走马观花的体验密度。预算上，漫步可在“零消费—轻消费”区间自由切换，支出结构更为灵活。

　　行走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古已有之。从古代文人寄情山水、强调天人合一，到尼采在山间漫步中思索意志与自由，“行走”一直被视为内省与观察的路径。City walk延续了这一传统，把对象从自然风物转向城市日常，既是身体的移动，也是心境的安放。

　　城市需要怎样的文化体验。Citywalk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体验方式。相较于只看单一展陈，更强调在真实街区中的参与互动，让环境、活动与人的行为一起发挥作用。

　　从景点到场景的日常化转向。文化体验正从博物馆、美术馆等封闭场所，延伸到街道、社区、滨水带、口袋公园等日常空间。人们愈发重视连续的步行体验、可停留的节点、可阅读的历史信息与可参与的小型活动，这要求街区具备连贯人行道与安全过街、适度遮阴与照明、规范导视与地名标识等基础条件。以上海武康路—安福路为例，其吸引力并不取决于某一处名人故居，而在于整条街的综合表现：步行尺度适宜、老建筑细节可读、梧桐林荫下行走舒适，书店、咖啡店与社区活动形成有节奏的停留点。在此类“场景”中，历史建筑提供背景与质感，小型业态与公共活动注入活力，步行将二者有机连接。场景化更多是通过微更新与细节维护，使街区保持可步行、可停留、可阅读、可参与的连续体验，带动居民与游客稳定参与。

　　从片段到连贯性内容的集成与主题化。公众对城市文化的深入理解需求不断提升，碎片化的信息已难以满足。城市需要将分散的文化资源整合成有机的故事网络，使其更加生动和易于体验。例如，北京的胡同漫步，通过主题化路线将历史遗迹、文化地标与现代街区有机连接，无论是探寻浓缩了“半个中国的历史”的史家胡同，还是体验素有“半部中国史”之称的法源寺周边，都呈现出丰富的城市故事，帮助参与者深入理解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个性化与互动性。City walk的本质在于为参与者提供自主探索的自由，为个性化体验留出空间。城市需要在引导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在提供高质量的文化线索和语境解读的同时，也应给予足够自由度，使每个人按自身兴趣与步调生成独特的体验路径。当参与者自行规划路线、选择停留点，记录所见所感，并以照片、文字、口述或社区活动等方式加以分享时，城市中的日常故事被不断发现与传播，也为有关部门完善导视标识、优化步行设施、改进活动供给提供了直接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市民和游客不再是文化信息的被动受众，而是城市文化故事的共创者。

　　建设“漫步友好”与“深度可读”人民城市。City walk的兴起提示城市管理者在规划与治理中，要着力建设兼具“步行友好”和“深度可读”的人民城市。

　　夯实“漫步友好度”硬件基础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高品质的步行体验是City walk的基础，城市规划应力求步行系统的建设要保障安全、舒适、连续，街道的连通性与人行道的宽度要进一步优化。尤其要推广“窄马路、密路网”的街区模式，这不仅能鼓励步行，还能自然衍生出丰富的临街小店，形成具有生命力的城市景观。

　　推动从静态保护向动态叙事的文化资源活态传承。历史建筑的生命力在于与当代生活的恰当联系。在不损害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应通过限量开放、场景化导览、小型展演等方式，推动其活化利用。文创产品的开发，也应将传统文脉与当代美学、功能需求相对接。更重要的是，城市需要将文化意涵嵌入街区肌理，如设置互动式历史标识(二维码/AR)、建设街区小博物馆、开设城市文化讲堂等，让街角、巷口与公共空间成为“可读、可游、可感”的文化场域。

　　推动从管理者到赋能者的治理范式转变。面对新型文化体验需求，政府的角色应由“大包大揽”转向“搭台赋能”。要为民间导览员、社区组织、非遗传承人、在地商户等多元主体提供生长土壤。例如，简化小型公共活动许可，设立微型资助项目，建立共治协商机制等。同时，以高质量的步行指南、开放的城市数据、承载城市故事的数字平台等工具箱式服务，赋能公众的自主探索，促成各方共创、共治、共享，把分散的城市要素转化为连贯的文化体验。

　　City walk并非转瞬即逝的风尚，而是公众对更有品质、可参与、可感知的文化生活的回应。当步行友好的基础设施日趋健全、文化资源被有效激活、公共服务更加精细时，城市就不再只是物理空间，而是一张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关系网。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