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不决，先问AI”，短短一两年，这句流行语已从幽默调侃变成日常写照。人工智能在带来极致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自身思考力衰退乃至主体性丧失的忧虑。面对这一忧虑，“君子不器”以其坚守主体性的智慧，为数智时代的“成人之道”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

　　“君子不器”语出《论语·为政》，是孔子论述君子之德的重要箴言。由于该语单独成章，语境阙如，历史上的阐释多有参差。考诸早期文献，“器”的日常含义是器皿、器具，如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皿也”，引申为器量、才能等义。概括而言，器指一切具有形体或规制的事物，如《易传》说“形乃谓之器”，“形而下者谓之器”。依此，“君子不器”的基本含义便是“君子不是器具”，或“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君子在世，首要谨记自己是人而不是器！这一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告诫，在数智时代仍旧振聋发聩。

　　然而，人该如何超越于器，在坚守主体性中成就君子人格？孔子没有明言器的特点，这反而使“君子不器”敞开了解释空间。以极具中国思想特色的“体用”思维为视角，则可以从“器之为体”和“器之为用”两个层面来理解“君子不器”。

　　所谓“器之为体”，是从经验层面来看，即器是有形体、有规制的器皿、器具。形制带来功用，器由此成为功用的载体。形制不同，功用各异，不同的器具便“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孔子托器言人，意在告诫人们不要像器那样局限于特定的形制和功用，故朱熹解释，“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君子不应局限于“一才一艺”，而应博学多识，从“一专”走向“多能”。不过，仅此仍然不够：“多能”相较“一专”还只是从量上扩充了形制和功用的维度，如若没有统领和约束，泛滥无所归宿，仍难免沦为“多能”之器。故而，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正是以“礼”作为博学的统帅和规约。这就超越了“一专”和“多能”、“寡闻”与“博学”，亦即超越了经验层面的体和用，对君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子说“君子务本”，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务本”“立大”也都体现了这一要求。

　　对君子的更高要求，在古典语境中主要体现为“明道”。《易传》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庄子》“庖丁解牛”典故中庖丁解释自己的高超技术时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都明确指出“器”上有“道”。“道器之辨”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论题，使“君子不器”从形而下的经验层面进至形而上的思辨层面：道与器展现为本质与现象、原理与方法等关系，道是器之“体”，器是道之“用”。由此，“君子不器”就意味着要超越形下之器而进至形上之道，也就是明道。传统儒家主张道体与人内在的德性主体是完全一致的，明道也就是完善、坚守人的德性主体。故而，君子明道，绝不仅仅是从“一专”到“多能”，更重要的是领悟并实践知识背后的道体智慧，实现德性修养与人格锻造。明体而达用，自然也就不会为虚名浮利所诱惑而丧失自我。

　　由此，古老的“君子不器”思想展现为一幅从博学到智慧、从成器到明道的成长图景。真正的君子，始终以明体达用思维坚守自身主体性，既坚持人格独立与完整，又保持生命开放与流动，从而拒绝被“物化”或“工具化”，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尽管古今处境不可同日而语，但数智时代一切向数据、算法、流量、功能看齐的倾向，在本质上也是人的器化，甚至是更为精致的物化、工具化。人们既要警惕数据、算法的侵蚀，还要防范流量、功能的异化，避免沦为功利算计的存在，这些精神困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考验人的主体性持守。正是在此意义上，“君子不器”的思想力量不断凸显。有志于道的君子，当以德性修养为“体”，以知识学习为“用”，化知识为德性，化知识为行动，在人格塑造中成就自身主体性；同时，亦需在具身实践中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和反思，通过对“道”的深切体知，在“善假于物”的同时守护自身在感性、理性等方面的独特性。明体达用，道器相济，方能在数智洪流中坚守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这或许就是“君子不器”智慧最为深刻的启示。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