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持续提速，人机协同正从局部探索走向全域渗透，深度融入知识创新、艺术创作、科研攻关、产业设计等各个领域，成为重塑创造范式、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力量。技术边界的不断拓展，在释放巨大创造潜能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能否替代人类创造”“创造力的核心内核是什么”的深层讨论。审视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从文字发明、印刷术普及到工业革命、互联网兴起，每一次技术飞跃都极大延伸了人的能力边界，却从未动摇创造活动的人文本质。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慧的技术结晶，其创造力的释放始终依附于人的主体意志，其价值的实现始终植根于人文精神的深厚土壤。推动人机协同健康有序发展，充分释放人机共创的效能，根本在于坚守人文价值本源，始终锚定人的主体地位，以文化涵养创造深度，以伦理校准发展方向，让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的持续进步。

　　意义生产是创造的本质内核，人文价值划定创造的根本边界。一段时期以来，存在将创造力简单等同于知识增量、技术效能与产出效率的认知倾向，似乎信息重组越快、方案生成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强。但回溯人类文明史，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从来不是知识体量的简单叠加，而是认知框架的重构与意义世界的拓展。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重塑的是人类对宇宙秩序的整体认知；先秦诸子的思想创造，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底色；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相对论的创立、量子力学的构建，本质上都是人类理解世界方式的范式跃迁，而非既有数据的推演产物。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数据与深度学习算法，具备强大的知识整合、模式匹配与方案生成能力，但其运行逻辑本质上是对已有知识的统计性归纳与模式化重组，无法自主生成创造的内在动机，也无法回答“为何创造”“创造何为”的根本价值命题。意义不是数据关联的自然产物，而是主体基于生命体验、文化积淀与伦理自觉建构的价值关系，这是人类创造活动最核心的特质，也是算法难以逾越的人文边界。人机协同越是向纵深推进，越需要凸显意义生产的核心地位，避免创造活动陷入无灵魂的内容量产与无方向的效率竞赛。

　　人的主体性是协同的根本前提，构建人机共创的新创造力机制。人类技术发展史反复印证，技术从来都是人的能力的外化与延伸，而非人的替代者。从远古石器延伸肢体力量，到印刷术拓展知识传播边界，从蒸汽机重构社会动力体系，到互联网重塑全球连接方式，历次技术革命都在不断解放人的生产力，却从未动摇人在创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同样如此，它拥有远超人类个体的算力储备、记忆容量与运算速度，能够高效完成重复性、标准化、大数据量的工作任务，但不具备自主的价值判断、情感体验与创造意志。在完整的创造活动价值链条中，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定义核心问题、确定价值方向、作出审美与伦理的最终决断；人工智能则承担素材搜集、方案推演、执行落地的辅助功能。日益成熟的人机共创实践，已清晰印证这一分工逻辑：艺术家设定创作主题与精神内核，人工智能生成海量视觉素材供筛选升华；生命科学研究人员提出科学假设与研究方向，人工智能完成蛋白质结构预测、候选化合物筛选等高强度计算工作。这种“人定义方向、机器拓展边界”的分工，不是能力高低的差异，而是价值层级的分野。只有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驭技、以人为本，才能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认知误区，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创造力的放大器与加速器。

　　文化根脉是创造的深厚沃土，厚植人机共创的数智文明精神底蕴。创造力的生长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品格与审美范式之中，是文明长期积淀孕育的精神果实。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学习掌握海量文化符号、艺术风格与知识成果，却无法亲历文明的演进历程，无法承载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无法生成基于文化根脉的精神自觉与身份认同。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实践层出不穷：人工智能音乐大模型生成的音乐让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突破视觉边界，以听觉艺术形式焕发新生；数字孪生、虚拟现实技术让非遗技艺、文物古迹打破时空限制，以全新形态走进大众视野。这些创新之所以具备打动人心的精神力量，根源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厚重底蕴与审美价值，技术只是提供了全新的表达载体与传播路径。脱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涵养，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过是符号的拼接与风格的模仿，难以具备承载精神、传递价值的厚重力量。推动人机协同的文化创造，始终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底色，让技术成为文明赓续的桥梁、文化创新的工具，要高度警惕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碎片化倾向，守护好文化创造的精神根脉。

　　伦理引领是创造力行稳的重要保障，校准人机协同的价值发展方向。技术本身没有价值偏向，但技术的应用始终承载着价值选择与伦理后果。人工智能在释放巨大创造潜能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偏见、智能幻觉、内容失真、知识产权争议、就业结构冲击等现实挑战。“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辛顿关于超级智能失控、系统黑箱与社会真相危机的警示，凸显了为技术划定伦理边界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从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到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治理共识的持续探索，本质上都是以人文伦理为技术设定底线、校准发展方向。在人机协同的创造实践过程中，伦理规范不是创新的桎梏，而是创新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价值约束不是对效率的限制，而是对创造方向的根本校准。推动人机协同健康发展，必须将人文伦理贯穿算法设计、模型训练、场景应用与治理监管的全链条，坚持科技向善的根本导向，确保算法遵循公平正义原则，数据承载公共责任，技术尊重人的尊严与权利。要加快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明晰各方责任边界，让技术始终运行在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价值框架之内，有效防范创造力的异化风险，让人机协同始终沿着造福人类、增进民生福祉的方向前行。

　　人机协同的终极指向，从来不是打造能够全面超越人类的超级智能，而是借助技术力量释放人类更充沛的创造潜能，塑造更富智慧、更具人文关怀的完整的人。创造力的终极回归，永远是“提出问题、赋予意义、创造价值”，这正是人文价值的核心要义，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站在数智文明的新起点，我们既要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充分释放人机协同的创新效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更要始终坚守人文价值的根本立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以文明的赓续跃升为长远方向。要在科技与人文的共生共荣中，让人机协同成为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引擎，在技术迭代中守护人文初心，在创新创造中彰显文明高度，最终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协同跃升。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