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君子的重要素养之一。《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朱熹云，“喻，犹晓也”，“喻”就是知道、明白的意思；《释名》曰，“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简而言之，“义”就是事理。所谓“君子喻于义”，大意是说，君子知晓的是事理，它是君子立身行事的重要方式，“行而宜之之谓义”，主要有以下意旨。

　　“以义为本”。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同‘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二程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义为本。”君子能够以义为原则和根本，不能“言不及义，好行小慧”，不说没有道理的话，不会故意卖弄小聪明。反之，如果“言不及义，则放辟邪侈之心滋”，容易走向歪路。对于君子而言，“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这是时时要警惕的。君子只有“徙义”，惟义是从，才能“崇德”，不断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正如朱熹所言，“徙义，则日新”。孔子在面对弟子子张所认为士人“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谓显达的误解时，反驳道，“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认为真正的君子显达是其品性淳正，行事合乎义理，“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否则就是沽名钓誉。君子“好义，则事合宜”，如果是国家管理者，则“其使民也义”，调动百姓不会随心所欲，治理事务自然就会合乎政理，“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春秋时期的子产就是“以义为本”执政的君子典范。

　　“见义勇为”。凡是符合事理的事情，君子应敢于去做，要有担当感。孔子曾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可以之意）也，无莫（不可之意）也，义之与比（从也，听从之意）。”在孔子看来，治理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一定要如何做，或不怎样做，但只要合理恰当，就要敢于去行事，君子要“行义以达其道”。“见义不为”则是“无勇也”，这不是君子的作风。故而，君子勇为不是无原则的，只有合乎正义的事情才要勇于去做，这就是“铁肩担道义”。子路曾向老师孔子提出：“君子尚勇乎？”所谓“尚”，是“上之也”的意思，子路疑惑君子是以勇敢为上吗？孔子则明确表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如果只有勇，没有义做保障，最终会流向作乱的境地。括而言之，没有义，仅有勇，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无理性的状态。子路“性鄙，好勇力”，偶尔会逞匹夫之勇，孔子言外之意是提醒子路不要做无义之勇。“义以为尚，则其勇也大矣”，人只有以义做支撑，行事合理，其勇就不会变成莽夫之勇，才能成为“勇者不惧”的君子。故而，“见义勇为”是为了做出合理的事情而表现出的社会担当，应该加以鼓励和表彰。正因如此，在“大义”面前，君子要勇于承担，甚至可以“舍生而取义”，屈原、苏武、文天祥等就是“舍生取义”的勇为君子。

　　“见利思义”。人生活在社会需要有物质的保障，自然就会有利益的存在，“利者，众人所同欲”。不过，对于利益，君子“富而可求”的方式是要合乎义，出于公心，取之有道，“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在提出“君子喻于义”后，接着又说“小人喻于利”，显然是两种行事方式的相对言说。和君子迥异的是，“小人”一味逐利，甚至可以说为了私利，不择手段，利本而义末，违背规则。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也”，舍义而逐利，有悖道德伦理，一切以逐利为目的，其极端的可能就是道德底线的丧失。“义利之辨”一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对于君子而言，义利之间，“义”是第一位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正当得来的利益是君子竭力要舍弃的，否则难以心安理得。“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在利益面前奉义行事，“士穷不失义”，尽管物质上有所匮乏，但在内心上才能真正做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感受到人生坦荡如砥的愉悦。进而言之，君子能够抵御不正当的利益诱惑，故而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境界。孔子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孔子认为成人（全人之意，就是完美之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见利思义。“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是“九思”之一，君子看到有利可图时，要考虑利益是否为正当所得，这样才不会陷进物质诱惑的泥潭。

　　“君子喻于义”在当下仍有不可或缺的文化意义和践行价值，它启示我们，任何行为都要合乎事理，要走正道；遇到合乎道义的事情，要有敢于承担、勇于行动的责任感；在利益面前，不能一切都“放于利而行”，无原则地为获取利益而肆意妄为，贪污受贿、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等都不是正当行为，物质财富的获得切勿违背社会正义和法律的准则，要取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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