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孔子的远祖，曾辅佐过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官至上卿，可谓几代元老，德高望重。他虽然屡被重用，身居高位，但对自己要求很严，在家庙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意思是说，每逢任命提拔都越来越谨慎，第一次是欠身前倾受命，第二次是弯腰鞠躬受命，第三次是俯下身子受命。从“偻”到“伛”再至“俯”三个动词，正考父用躬身自省的姿态诠释着“得意不可忘形，位高更需存畏”的处世箴言。这份镌刻于鼎的训诫提醒世人这样一个道理：越是春风得意，越要将敬畏深植于心，方能在人生高处不失本心、行稳致远。

　　不可否认，当一个人得志时，得意本是努力之后收获的常见心理反应。金榜题名、提职晋级时的欣喜，是一种对过往付出的情感补偿。但兴奋若突破理性边界，便如烈火焚心。古人云“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纵”，正因得意时的自我膨胀会模糊行为边界，或轻视规则而越矩，或怠慢他人而失人心，或高估己能而冒进。

　　因此，得意之时的敬畏之心便成为了个人修养与处世智慧的重要坐标。姜子牙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并未居功自傲，而是深知“得天下易，守天下难”，始终以敬畏之心治国理政，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手握重兵却主动裁撤湘军，将功成视为责任更重的起点。西方亦有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广袤疆土后，没有迷失于无上荣耀，而是敬畏哲学、科学，邀请亚里士多德为师，不断充实自我。这些跨越时空的例证无不昭示着得意之时的敬畏姿态，既是对成就的清醒认知，更是为人处世的智慧良方。敬畏之心是人长久生存之道，就像成熟饱满的谷子总是低着头，越是真正有内涵和能力的人，得意之时越是低调、沉着、淡定、从容。

　　“得意莫忘畏”是深刻的修身治世智慧，其核心可解构为三重认知。其一，是对“成功偶然性”的清醒洞察。正考父三命而俯的恭谨，本质是洞悉仕途浮沉中“时运”与“人力”的辩证关系。如苏轼虽官至翰林学士，却始终以“人生如逆旅”自警，明白科举顺遂与朝堂恩宠并非能力的绝对证明，不过是时代浪潮中的偶然垂青。其二，是对“权力边界”的敬畏恪守。它要求得意者视成就为责任而非特权，如包拯在开封府时，以“铁面无私”自戒，将百姓叩阍的鼓槌视为权力的边界线，深知官位越高，越需用敬畏之心框定言行的坐标，避免“权倾则纵”的覆辙。其三，是对“人性弱点”的自我警惕。如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即刻上《乞休致疏》辞让封赏，他看透“功成则骄”的人性陷阱，以“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哲学自处，在巅峰时刻主动为欲望设限。这三重敬畏，照见成功的偶然底色，照亮权力的伦理边界，照破人性的膨胀盲区，让得意者在荣耀加身时，仍能踩稳人生的每一步。

　　得意之时涵养敬畏之心需从三方面着力。第一，以理论认知筑牢思想根基，通过研读经典与先进思想，明白个人成就多是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的耦合，消解成功后的认知偏差，让敬畏成为抵御自我膨胀的“理性抗体”。第二，以谦卑姿态践行敬畏之行，视权力为责任而非特权，将成就当作新起点而非终点，用“行不逾矩”的约束避免骄纵偏轨。第三，以辩证思维深化敬畏之智，在顺境中自觉切换视角，既看成功偶然因素也思潜在风险，既享成就价值亦敬畏规则边界，借矛盾分析法理解“乐极生悲”的辩证逻辑，让敬畏构建出应对得意的“认知免疫系统”。

　　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中，个别官员在职务提升中渐失敬畏之心的现象值得警醒。他们或因权力加身便对群众摆官威、拉“扑克脸”，将“为人民服务”异化为“官本位”;或因些许政绩便滋生“居功自傲”心理，将个人能力凌驾于组织培养与群众支持之上，最终在目空一切中践踏法纪红线。这类现象警示党员领导干部，权力本质是“民之所赋”的责任，而非彰显身份的特权。从思想防线的松动到行为失范的演变，本质上是对“权从何来、为谁而用”的认知错位。破除“官升则忘本”的思想误区，需将敬畏之心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敬畏人民，需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放下架子走进街巷田垄，把群众的满意度当作检验政绩的标尺;敬畏法纪，当以“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自觉守住权力边界，“始终保持对权力的敬畏感，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敬畏规律，要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实践中保持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清醒认知。唯有将敬畏人民、法纪、规律化为日常言行，才能在晋升中始终保持“俯身为民”的初心。

　　(作者系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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