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前历史学领域最具潜力的方向之一，数字史学近几年发展迅速，不仅带来了工具与方法的革新，更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深入史学实践的前沿地带，推动着古老的历史学从研究范式到学术生态出现深刻的转变。当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前景怀抱希望之时，也须以辩证的眼光，审视数字史学对历史研究的全面影响，为其在“人文之道”与“科技之器”的平衡当中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何为数字史学?简而言之，它主要是运用数字技术、计算方法来收集、处理历史资料，分析历史问题，并利用新的传播技术和媒体方式，实现对历史知识及其诠释的多方位、可视化呈现。

　　从研究目标和任务来看，数字史学以历史学为本位，强调研究的“历史感”与“人”的中心地位，始终以对历史上人类生活的事实探寻、意义理解和价值诠释作为基本目的。其探索的重点之一在于传统史学的研究技艺如何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方法结合，发现并解决传统人工时代难以完成的新问题，证实或证伪此前学界研究的重要结论与重大观点，拓宽传统研究的视野。

　　从研究方法和技术来看，数字史学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尤其重视如何将信息科学搜集、处理、分析数据的能力运用于海量的历史文献当中。譬如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处理传世的档案、文献、图像、器物、音频、影像等多类型、多模态的史料，提供可定量、可验证的数据分析，揭示历史上国家治理、财政、灾害等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演变态势，或通过3D建模与智能体模拟技术，复原历史上社会变革与民众生活的场景。类似的工作都要基于有规模的数据建设，采用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将数据的批判分析与传统史学“讲故事”的叙事技能相结合，与可视化呈现、沉浸式体验相结合，为史学家提供多元、多层次观察与解读史料的视角，也为公众理解历史构建出多重、多途径的互动图景。

　　数字史学的兴起，为历史研究注入了强大的动能，极大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工具箱”，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也涵盖了从资料到方法、从知识生产到成果传播的各个层面。

　　首先，数字史学提升了学者运用史料的广度与深度。各种大型文献资料库、历史数据库的建立，使学者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便捷快速地查阅、获取海内外的研究史料，以往需要通过手抄、做卡片，借助通检、索引才能实现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现在通过在线数据库、大语言模型工具就能够实现。其次，数字方法催生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议题。譬如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通过节点与边的关系建模，揭示历史人物群体间的权力结构、政治影响，并扩展到研究官职迁转、思想传播、信仰分布等各个方面。此类工具突破了以往量化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史、人口史的领域限制，使得更多的历史问题有可能借助数字方法开展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的综合分析。再者，数字史学促进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进程。历史问题天然具有跨学科对话的属性，数字史学更要求史学家以问题为中心，推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交融。以近期中国科学院某团队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成果为例，研究者通过搜集古代记录江豚的文史作品，结合诗人生平与诗文的地理线索，对过去1400年江豚的历史分布格局进行了重构。类似的跨学科、综合性的新型史学成果在数字方法的推动下，未来或将不断涌现。

　　正如任何试图将技术融入人文研究的创举一样，数字史学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最核心的批评，首先来自对历史的经验世界被“数据化”这一过程的担忧。无论数据的含义有多么宽泛，经验世界都仍然充满了无法被数据化的事物和感受，这既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也被人类活动留下的历史痕迹所验证。从这一点来说，数字史学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达到人类所不能及的计算推理的高峰，但传统的人文研究，尤其是对人类情感、价值与意义层面的理解诠释，对人的复杂性与主观性的体察，对历史的偶然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的关注，这些需要调动“民胞物与”的情怀、物我一体的想象才能有所感悟的认识层面，始终是难以被数据来加以表征的。

　　“技术至上”与“量化诱惑”，是数字史学中的另一陷阱。哲人曾言，向数字的世界寻求秩序感与安宁感，是人类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获得心灵慰藉的长久传统。数字史学依赖于机器能够识别的数据，但即使更偏爱数据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已经不再将数据视为纯粹客观性的产物，无论数据还是算法，从对象选择、分类到标注，从设计逻辑到运算方法，都渗透着构建者的主观判断甚至价值偏见，这就需要历史学者保持相当敏锐的理解力，并有能力加以批判性使用和改造，方能在数字时代建立可信而富于智慧的研究。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能否立足于历史学的人文底蕴，对数据与算法作出既真且善的引导和贡献，正是数字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