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通常指代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科技及人文思想在东亚传播的历史进程。汉字作为东亚文化圈的通用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中国自身外，日本也是通过汉字实现了对西方概念的吸收与内化。

　　日译西书中的汉字。17世纪之前，对日本而言的外国主要指中国、朝鲜、印度等亚洲国家。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推进，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纷纷试图打开日本的贸易通道，日本也由此被动地“发现”了欧洲。当时的德川幕府经过多方面的利害衡量，特别是在荷兰人承诺永不进行基督教布教的前提下，最终只允许欧洲的荷兰商船进出长崎，精通荷兰语的日本通词(译员)随之诞生。不过，在幕府连续五次(1633——1639)颁布锁国令的背景下，西方书籍均被禁止翻译。直至1720年，时任将军德川吉宗缓和了禁书令，借助荷兰语翻译介绍欧洲近代知识的“兰学”才得以诞生，1744年问世的《解体新书》被誉为首部成熟的兰学著作。

　　兰学的出现，打破了日本既有的“汉学/和学”二元学术格局，并从此拉开了汉文、日文与西文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历史序幕。不容忽视的是，最初的兰学家是德川幕府官方指派且规定世代世袭的知识阶层，他们原本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再加上“汉文”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术语言，故而在面对原有知识体系中并不存在的西方概念及术语时，兰学家们往往通过“意译”“直译”“音译”等方式将之转换为汉字词，如《解体新书》中出现的“软骨”“神经”“机里尔”等。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到来打破了日本持续二百余年的锁国制度，向海外吸收新知的路径也从荷兰语转向英语。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推行学习西方的“文明开化”政策，于1871年派出了包括政府高官及留学生在内的超百人“岩仓使团”，历时近两年，先后考察了美洲及欧洲的十二个国家。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选派留学生到美、英、德、法等国留学。在此背景下，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学等各领域的西方书籍被大量译介到日本。而从事相关活动的明治知识人，依然会采取与幕末兰学家相似的翻译策略，即用汉字词汇来对接西方概念。

　　“西文→汉文”翻译策略的历史根源。日本知识人为何会用汉字翻译西方概念?其内在原因错综复杂，但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是汉字在日本书写体系中的地位。众所周知，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并无记载文字，后经过对汉字的引入、吸收与转换，日本出现了同时借用汉字形式与意义的“真名”、只利用汉字表音的“万叶假名”、仿照汉字造字法新创的“国字”、依据楷体汉字蜕变的“片假名”、根据草体汉字简化的“平假名”等多类文字，由此也诞生了“汉文体”“和文体”“和汉混合体”等不同书写文体。至少在明治中期之前，日本知识人主要使用的都是“汉文体”，其具体形式又可笼统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用古汉语书写，但为方便日本读者阅读，会在汉字旁添加表示语序或修饰关系的返点及训点，在此姑且称之为“汉文训点体”;二是“汉文训读体”，即按照实际阅读顺序书写，同时将起训点作用的片假名从旁注位置移到句中。以“骨鲠在喉”为例，前者形式为“骨鲠在テレ喉ニ”，后者形式为“骨鲠喉ニ在リテ”。因此，即便单从文体匹配的层面考虑，用汉字词汇对译西方概念也是日本知识人的最佳选择。

　　其二是汉字本身具有不断派生新意的造词能力。恰如章太炎所言，“汉文既有孳乳渐多之用，术语虽阙，得并集数字以成名，无所为病。”日本知识人亦充分利用汉字的优势，或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借用旧词赋予新意，如“经济”“影响”;或发挥汉字的表意特性组合新词，如将“哲”与“学”组合成“哲学”;或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创造新的汉字，如“癌”“研”;或直接用汉字音译，如“俱乐部”“浪漫”。简言之，用汉字词汇对译西方概念，不仅能有效解决原有词汇不足的问题，还有助于日本人对新译词意义的理解。

　　其三是中国的汉文西书及早期中英词典的影响作用。这里所说的汉文西书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明末清初中外人士合作著译的书籍，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二是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人之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三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等官方机构推出的译书，如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四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刊物，如上海墨海书馆推出的《六合丛谈》。所谓的早期英汉词典，主要有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麦都思的《英华字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等。上述所列书籍、杂志及词典均很快传入日本，其中包含的译制汉字新语也被同时代日本知识人广泛采借，成为他们翻译西学论著时的重要参照。

　　综上所述，日本知识人在翻译西方概念时使用汉字，可以说是上千年以来中国文字及文化持续影响日本的历史必然，而这反过来又为中日文化交流走向出现逆转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字环流圈”的形成及其历史启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促使国人重新思考如何借鉴西方科技增强国力的问题。作为一种应急策略，部分晚清官员及知识人士开始主张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方书籍。如张之洞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鼓励中国人赴日游学，强调“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且“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梁启超更是明确指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利甚巨。”不难看出，日本对西书的广泛译介，特别是日译西书中存在的大量汉文，成为了促使张之洞等人提出相关主张的重要因素。总之，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晚清至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迎来了翻译日文书籍的首个高潮，大量汉字词汇也随之被带回中国，如我们现在熟悉的“美学”“理论”“干部”“动员”等，都是从日本逆向输入的词汇。

　　汉字，在经过“中→日”“西→中→日”“西→日→中”“中⇋日”的复杂流动后，最终在中日两国间形成了独特的“汉字环流圈”。在这一流动过程中，不仅有大量新词汇诞生，东西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也得到了增强。在此借用沈国威教授在相关论述中的说法，汉字不只为东亚各国提供了古典文本和语言的记录手段，形成了被称为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共同体，汉字文化圈也正是依靠古老的汉字才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受容。

　　重审西学东渐之历史进程中的“汉字之功”，对当代中国仍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首先，在翻译方法论及术语建设方面，我们或可借鉴近代中日学人对汉字的多元运用方式，在尊重“源语”逻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汉字的表意优势及创新潜能，避免对西文“直译/音译”的过分依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处理不断涌现的新概念、新术语，进而建立兼具开放性与主体性的语言创新体系。近年出现的“人工智能”“碳中和”“元宇宙”“区块链”等词语，均可谓典型的成功译例。其次，在推动区域知识共同体建构方面，或可充分利用作为东亚共同文化遗产的汉字优势，打破学术交流壁垒，建立协同翻译机制，由此推进中外文明互鉴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增强全球知识生产中的东亚话语。

　　在21世纪的今天，国人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与晚清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不可同日而语，但中国与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进行交流互鉴的姿态从未改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因此，如何让具有悠久历史底蕴的汉字持续赋能未来，如何提高汉字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适应性及普及性，就成为今日国人需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文系教授)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