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约始建于公元1世纪，延续使用至10世纪。作为我国迄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大型地面佛寺遗址，它为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入我国提供了实证。莫尔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在佛教建筑规制、造像艺术与寺院生活等维度，呈现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共同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

　　兼容并蓄的佛教寺院建筑形制。莫尔寺遗址较完整保存了多种形制迥异的佛教建筑遗构，其建筑发展序列具有显著的历史延续性，逐步演变为喀什地区佛教寺院建筑的典型范式。其中公元1至3世纪以覆钵式塔为核心、周边非对称分布僧舍的寺院布局形态，较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中心塔式方形寺院形制更为原始，系此类平面布局在我国的首次明确考古实证。遗址内发现的约公元3世纪的高覆钵式佛塔，其形制渊源可追溯至古印度窣堵波原型，其形制特征与中亚地区佛塔遗存形成互证，充分印证莫尔寺覆钵式塔融合了印度佛教艺术传统与中亚地域营建技艺，系该遗址建筑群中延续至今的标志性建筑。

　　在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中，回廊式佛殿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种类型的建筑在新疆及中亚佛教遗址中都有发现，其空间布局与中亚地区同类建筑局部存在差异，但整体结构基本相似。遗址内发现的独栋式多室僧房建筑，基本形制布局应该代表了喀什即古疏勒地区本地的特征。公元4——10世纪期间，新增了佛殿、讲堂、厨房及方塔等类型建筑，寺院空间格局由以覆钵式塔为礼拜中心，旁侧散点式分布僧舍的布局，演变为塔、殿并置，再向以长方形大佛殿为礼拜中心转变。这种形制布局和建筑形态的转型深刻体现了佛教传入西域初期即开启中国化进程——在保留印度佛教建筑基因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犍陀罗、中亚、喀什当地和中原建筑元素。多元文化建筑在遗址中有机共存且相互承接，不仅构建出开放包容的建筑空间体系，更以物质形态具象化地展现了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融的历史图景。

　　从整体布局来看，莫尔寺既继承了印度早期佛寺的布局模式，又遵循了犍陀罗——中亚佛教寺院的传统，也创造性地融合了新疆本地建筑的智慧与中原建筑的营建理念。莫尔寺遗址建筑群全部采用土坯砌筑，营造方式分为平地起建与配置浅基槽两类。建筑表面普遍采用分层处理工艺：先于墙面及地面涂抹草拌泥基底层，后施以白灰饰面层。这种营建方式和技术承袭了新疆本土传统，同时融合了中原汉地建筑理念与中亚的典型工艺技法。土坯构筑传统在中亚佛教寺院遗存中呈现高度趋同性特征，具象化揭示了古代西域佛教寺院营造技术传播体系的实体形态。遗址出土的泥瓦，不仅为中原建筑技艺西传提供了实物佐证，更为考证武周时期敕建疏勒镇大云寺提供了关键线索。这种跨地域建筑技术的有机融合，通过具体营造实践实证了不同文明体系在物质文化层面的交融历程。

　　多元交融的佛教造像艺术。在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还出土了大量石膏佛教造像。经学术考证，这些造像艺术呈现出多元艺术源流特征，既包含中亚犍陀罗艺术风格、西域龟兹艺术传统，又兼具中原汉地造型元素。佛像的面部特征、波状发式、衣纹、手印、持衣角手势等处理，呈现从犍陀罗风格逐渐向本土化、中原化发展的趋势，体现了佛教造像艺术“向东看”的历史轨迹。

　　这些佛教造像材质以石膏为主，也有少量木质造像。石膏佛教造像在阿富汗和我国新疆等地域文化中存有实物例证，而其他地区同期造像则普遍采用石质或泥质材料。在西方古典文明体系中，也有石膏造像，尤以古罗马、古希腊时期为典型代表。莫尔寺遗址的石膏质佛教造像，在系统吸收与转化西方造像工艺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本土化创新，创造出兼具东西方审美特质的佛教艺术形态。这充分证明该遗址出土的石膏造像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物质见证。

　　此类跨文明艺术实践，实证了不同文明在互鉴中融合创新、在交融中共生演进的主题。莫尔寺佛教造像作为宗教艺术考古的重要发现，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例证。

　　文明共享的佛教寺院生活。大量与古代寺院生活相关遗物的发现，也是莫尔寺遗址出土文物的一大亮点。它们从多个维度展现了不同文明间交流与共享的生动图景，反映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共享、包容、互鉴。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多样动植物遗存，特别是小麦、黄牛、绵羊等物种，经由欧亚草原通道和丝绸之路自西亚地区传入新疆，逐步融入中华文明的生业体系，对当地的饮食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桃、杏、苍耳、大枣、青稞、葡萄、甜瓜、黍、粟、大麻、葫芦、顶羽菊以及刺山柑等植物遗存的发现，表明了这些物种的原产地不仅限于新疆，还包括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其他地区。这些珍贵的遗存共同证明了莫尔寺遗址是不同文明生业系统交汇的见证，也反映了当时寺院在饮食文化上的开放与包容态度。

　　莫尔寺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纺织工具，如纺轮等，也发现多种质地的纺织品，如棉、麻、丝、毛等，特别是色彩斑斓的染色纺织品、丝绸等中原地区独有的奢侈品。这些珍贵物品在莫尔寺遗址的出土，充分证明了该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并对寺院僧侣的服饰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出土的大量钱币，包括剪轮五铢、龟兹小钱、开元通宝等，跨越了不同时期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莫尔寺遗址经济生活中所采用的货币系统，以中央王朝的货币体系为主。这些文物进一步彰显了莫尔寺遗址寺院生活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