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慕士(Moss Roberts，1937——)，是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汉学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哲学、古典文学等领域，翻译出版了《论语》《三国演义》等中华经典，曾任纽约大学汉学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化课程。多年来，罗慕士在教学与翻译、翻译与研究、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之间不断切换角色，解码中华经典蕴含的文化基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和传播。

　　潜心解读《论语》，传播儒家思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先后对外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引起美国国内民众强烈不满，更引发国民的信仰危机。罗慕士亦不例外，在信仰危机中将目光投向中国，希冀从中获取精神滋养，并纠正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误解。

　　从本科阶段结缘人文亚洲课程，到博士阶段专攻中文，罗慕士对中国之爱愈加浓烈，并于1966年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孔子〈论语〉中形而上学的语境》，开启了其系统研究中华经典之路。罗慕士认为孔子用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句即“仁”和“道”，表达着自己的哲学思考，堪比同时期的西方哲人苏格拉底。

　　随后，他又发表《〈论语〉中的礼、义、仁：三大哲学定义》一文，通过与另外两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的比较，详细论述孔子的思想内核。罗慕士认为，孔子主张的“和”具有“和平”之意，奠定了中国人爱好和平、睦邻友好的品格基因，与好战的美国形成强烈对比。迥异于柏拉图的长篇大论，孔子用言简意赅之语，为普通民众指明了为人处世之法，亦为统治阶层提供了治国安邦之道。

　　出于对孔子的热爱，80多岁高龄的罗慕士仍然笔耕不辍，于2020年推出了《论语：孔子的论断与对话》一书。在罗慕士看来，孔子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发展两千多年，更形塑了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的文化基因。孔子超越了时间，跨越了空间，不仅属于中国、东亚，更属于当代世界。因而，罗慕士直言，“孔子是我们的老师”。

　　三次翻译《三国演义》，铸就最佳英译本

　　除却孔子，罗慕士还钟爱《三国演义》，认为这部作品凝结的中国文化意蕴丰富，“远超《水浒传》《红楼梦》等其他古典文学作品”。他先后三次翻译《三国演义》，不断扩大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

　　作为大学老师的罗慕士，自然会将其钟情的《三国演义》带到文学课堂之中。他挑选了其中的46回进行翻译，并于1976年推出了节译本《三国：中国的史诗剧》。他认为《三国演义》中独缺“爱情”，所以用romance来对译“演义”并不能反映出这部小说的文体特征和主要内容，反而会适得其反，让西方读者产生误解。在罗慕士看来，《三国演义》既有“荷马史诗”中的史事、冲突，又有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厚重感、韵律美，故而他创造性地同时使用epic(史诗)和drama(戏剧)来对译“演义”，以彰显这部作品的独特性，让《三国演义》得以快速地连通世界文学。

　　节译本的成功出版，让罗慕士在西方汉学界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1982年，在外文出版社总编辑罗良先生的建议下，他决定开启《三国演义》整本书的翻译工作，并于1983——1984年在中国生活两年，以便全身心地查阅资料、进行翻译。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原文准确阐释，罗慕士以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为底本进行翻译，同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研读《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比照其他三国话本特别是嘉靖本，让全译本充满浓郁的学术味。该译本最终于1991年出版，不仅附有近80页的跋语，详细阐述《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素材来源、人物形象以及不同版本等多种学术问题，更是配有26条三国时期大事年表、11幅地图、115位主要人物列表、12幅主要人物绣像图、35幅情节插图，以及1184条注释。美籍华裔翻译家余国藩认为罗慕士的译文“超级优美，富有学术性”，著名汉学家韩南亦认为“罗慕士英译的《三国演义》，生动流畅，忠实于原著，实乃一部英语版战争史诗”。这是国内外公认最好的《三国演义》英译本，曾多次再版，部分内容亦被选入《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

　　1999年，罗慕士又一次推出《三国演义》译本《三国：一部历史小说》，以供美国大学的文学课堂使用。这是基于1991年全译本进行删减的节译本，基本保留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但突出了小说和历史之间“天衣无缝的衔接”。译作于2014年和2020年连续再版，并入选加州大学推出的“世界文学译丛”系列。可以说，《三国演义》成就了罗慕士，罗慕士也赋予了《三国演义》精彩纷呈的异域生命。

　　探究汉字魅力，精准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罗慕士认为，汉字的象形特性，承载着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而言约意丰的汉字，对翻译者、研究者都是极大挑战。他特别注重“汉字的构词方法和汉字的历史与寓意”，以及“汉字的音与意之间的联系”，甚至“将汉字的发音与隐含意义联系起来思考”。罗慕士突破了既有关于汉字仅有表意功能的研究局限，将汉语的“字形——语音——文化”进行关联剖析，在西方汉学界具有革新意义。比如，在翻译《三国演义》时，他拒绝将“义”简单固化地译为righ-teousness(公正)，而是根据具体情境灵活选用honor(荣誉)、obligation(义务)、duty(责任)等词，以呈现儒家“义”概念中复杂的情谊纽带、伦理准则与行为规范。

　　退休之后，罗慕士还在钻研《道德经》，并透过文字表面，解读出字里行间的深意。对于《道德经》中的“德”，他以virtue(美德)、generosity(仁慈)、favor(德行)等多维表达，展现老子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实践。此外，他还“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原文的神韵、节奏和韵律”。又如，罗慕士将“人多利器，国家滋昏”译为“The more de-vices that bring gain，the more the clanandkingdom’s bane”，用四步抑扬格来对译原文的四字句结构，且gain与bane押韵，着力再现这一中华典籍的形式之美、声音之美。

　　中华经典承载的不仅仅是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深邃思想，更蕴含着独具东方韵味的文化精粹、审美趣味和核心价值观。但是，他们以何种姿态走出国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深耕于中国哲学、古典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罗慕士，因课程教学之需，逐渐沉浸于中华经典殿堂，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铺就了一条新的途径。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