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属实用之学，最重工具理性。虽亦有一定价值导向，但这并非其关注的核心。因此，在《汉书・艺文志》中，《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未归入有明确思想立场与价值体系的“诸子略”，而只能在实用性的图书类别“兵书略”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一归类恰恰说明：务实辩证是孙子战略思维的显著特征，而这一特征又决定了孙子的论述逻辑——从可行性前提切入，既倡导掌握矛盾的两点论，更强调突出矛盾的重点论。在孙子看来，战争指导者驾驭用兵作战的基本规律，应是充分认识战争意义与影响的双重性质，把握主动，趋利避害，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即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主动送上门来的取胜机会，“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这种辩证智慧反映到具体的作战指导问题上，就是《军争篇》中所言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这八字内涵明确，即夺取和掌握作战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与生命线。《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的“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正是对这一内容的精准注解。这种对战略上先机之利的争夺，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战争艺术，表明其中既蕴含获利可能，也暗藏不利与危险。孙子的这一表述，充分展现了他善于从矛盾两点论出发，对正与反、得与失、利与弊、胜与负、进与退进行全面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争篇》“军争为利，军争为危”的后续论述中，孙子其实谈的都是“军争为危”的表现形式与严重后果，对“军争为利”仅一笔带过。文中详细列举：“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若“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会导致“则擒三将军”，全军覆灭，“匹马只轮无反”;即便急行军赶“五十里而争利”，也会“必蹶上将军，其法半至”;若便只是赶一“舍”去争夺先机，“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后果也不尽理想。这些论述，无不是在剖析争夺战略先机可能引发的弊害，而对所谓的“军争为利”并未作其他具体的说明和阐释。

　　孙子的这种论述结构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的哲学逻辑。孙子的哲学更注重于阐发重点，关注中心突破，追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此，在“知彼”与“知己”的关系上，以“知彼”为重点;在攻守关系的平衡上，以“进攻”为重点;在驾驭地理条件过程中的“人”与“地”的关系上，以重“人事”为重点。因此，与上述情况相一致，在“军争”这一具体问题上，孙子同样以避免其“害”为重点。

　　在孙子看来，人们趋利是下意识的行为，对“利”的追逐更是常态。正如司马迁所总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人们对“军争为利”的认知，是人之本能，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需孙子在兵书中反复赘述，否则只会叠床架屋、画蛇添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通常会陷入思维上的盲区，对“避害”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在好处和诱惑面前，往往见异思迁，丧失应有的战略定力，不能警觉利益背后的陷阱，只会一味地追逐利益，如同鱼贪食其饵，灯蛾扑火。正如《六韬・文韬・文师》中“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的警示。因此，孙子将“军争为危”的严重后果前置，通过反复提醒让战争指导者恢复心智、保持冷静，不要让诱惑冲昏头脑，忘乎所以。只有始终保持清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胜于易胜”，确保战略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看，孙子对“军争为利”只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似的点到为止，而将“军争为危”视为重中之重，对它作出深入的论述，这正体现了孙子的战略思维既是全面的、整体的，又是辩证的、深邃的。

　　若作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孙子兵法》哲学思维的至高境界——全书固然讲求如何“逐胜”，但其更为关注的实际是怎样“免败”。换言之，《孙子兵法》在本质上所阐释的是一种“避免失败”的哲学，而“追求胜利”仅被置于次要位置。这一核心观点在书中有明确而丰富的佐证：其强调战争指导者必须做到“知彼知己”，但是“知彼知己”的落脚点是“百战不殆”“胜乃不殆”，而非“百战百胜”。“殆”是“危险”的意思，“不殆”就是“避免危险”。所以孙子念兹在兹的便是，这场仗打了之后，要没有任何后患，不留下各种后遗症，绝非为了追求“百战百胜”而陷入险厄。此外，孙子明确提出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的观点，也彻底打破《孙子兵法》“唯胜利论”的认知误区。这种并非立足于“求胜”而是立足于“避败”的兵学价值观，贯穿《孙子兵法》全书始终。具体反映到对“军争”利弊得失问题的认知上，便是淡化“逐利”功能、反复强调“避害”重要性。这既是孙子的过人睿智，更是其超越时代的战略远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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