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英勇事迹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自1939年至1945年，在西南大后方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活跃着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的国际援华医护人员，他们从事战地救护、物资护送、卫生防疫、医护培训等工作，与中国抗日军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是西班牙籍，却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西班牙医生”。这个称呼与他们中的多数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有关。

　　“西班牙医生”的由来。1936年，以弗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下，试图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激起世界公愤。50多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挺进马德里与弗朗哥军队作战。在这批志愿者中有一群年轻医生奋战在战场救护前线。

　　1939年4月，国际纵队伤亡惨重，幸存人员逃亡至相邻的法国，被安置在西班牙——法国边境的难民营中。与此同时，在欧洲，进步的左翼组织正在招募援华志愿者，但响应寥寥，遂转至难民营招募，得到一些医护人员的积极响应。德国医生顾泰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解释道：“我们选择中国，是因为相信反法西斯斗争终将是世界性的，而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西班牙经验’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抗日斗争中。”援华德国医生白乐夫也赞同帮助中国就是反法西斯，他写下：“一个伟大却风雨飘摇的国家正在被侵略成瘾的殖民势力所侵占。中国亟待帮助。”1939年秋，宋庆龄在香港接待了抵达中国的国际援华医生，并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将他们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纽约时报》和香港的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到来，将其称为“曾在西班牙服役的医生”。“西班牙医生”的称呼就此传开。

　　援战而来，无惧困难。到中国后，“西班牙医生”被安排在战时西南大后方贵阳图云关工作。驻地条件十分简陋，甚至恶劣：宿舍是由谷仓改的，满是跳蚤、老鼠，房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正规的厕所，只有蜡烛和柴火聊以照亮、取暖。面对这种状况，他们虽有不适，却在接下来与中国人民相处的日子里，学会了乐观坚韧、苦中作乐。他们积极学习语言，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与中国医务人员一起工作生活，有时休息日还会聚在一起高唱进步歌曲。

　　战时公共卫生意识和条件都非常落后，军民深受虱子、疟疾、痢疾等传染疾病困扰。在爱国科学家林可胜总队长的部署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中外医生们协力合作，利用竹子、水桶和高低差，发明了去虱站和淋浴点，有效控制和处置了在军民中广泛传播的虱患、疥疮、回归热、斑疹伤寒等传播疾病。在缺乏自来水和器皿的情况下，他们自制实验器材，取得化验工作重大进展。他们运用在西班牙战场上积累的经验，对伤病进行分类，规范处置措施，减轻病患痛苦。他们还合成维生素制剂和自行配制药膏，治疗中国当时广泛存在的营养不良、疥疮和其他传染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专访图云关，她这样描述这群援华医生：“这些人和我在中国遇到的任何其他外国人都迥然不同……他们作为反法西斯战士而团结一致……吃、穿、住，全都和中国人一样。”

　　向战而行，一心救护。“西班牙医生”大多是国际纵队成员，是身经百战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一心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1939年至1941年间，“西班牙医生”多次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表达北上之愿。尽管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北上心愿未能实现，他们仍竭尽所能支持中国共产党。波兰医生傅拉都曾为董必武治病并积极筹集物资支援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医生纪瑞德曾赴五台山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八路军服务;还有不少援华医生深入游击区，将灭虱治疥方法带到游击队。此外，他们还多次写信向国际社会呼吁：为共产党游击队和敌后根据地提供无差别医疗补给和支援。

　　“西班牙医生”多次表示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上抗日前线，经过不断争取，他们到前线去的要求获得批准。他们和救护总队的其他医生们被分成不同小组，奔赴各大前线。1939年，白乐夫、奥地利医生肯德等奔赴湘赣鄂前线。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上空投下携带鼠疫杆菌的棉絮块和谷麦等物，城中暴发鼠疫。肯德带队赶赴常德，在前往疫区途中拦下一行送葬队伍，并从死者肝、脾切片中确诊了B型鼠疫杆菌，与投掷物携带病菌比对一致，实证了日军投细菌弹的罪恶行径。事后他写下《鼠疫横行在常德》的工作报告，为审判日本细菌战犯提供了华中地区细菌战罪证。

　　1942年，日军从东南亚不断进犯，滇西战事告急。“西班牙医生”随救护总队赶赴滇西前线，多次身入险境奋战在救护前线。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白乐夫、波兰医生戎格曼、波兰医生甘理安、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等人，分别驻守在安宁、楚雄、顺宁、保山、建水等地，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医疗救护。12月，傅拉都等10位援华医生又跟随远征军赴印度蓝姆伽训练营，提供医疗保障。

　　在滇缅战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医生们作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得知侵华日军投掷细菌弹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时，英国医生高田宜不顾重感冒，坚持参加抗疫。临行前，她因感冒匆忙注射了防疫针，不料引起反应不到24小时就不幸去世，被安葬在贵州图云关。1944年3月，昆明周边回归热流行，柯让道的妻子柯芝兰参加防疫，不幸感染，牺牲在云南。奥地利医生王道在湖北郧阳医院工作期间，积劳成疾致肺结核复发，转院治疗无效，于1945年在重庆病逝。高田宜、柯芝兰和王道三位国际援华医护人员，将生命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长眠于中国大地。

　　80多年前，英国记者胡德兰曾写下：“中国人不仅为自己而战，也为我们而战。”白乐夫也曾说过：“难道中国的战斗就不是我们的战斗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旗帜的召唤下，国际援华医护人员援战而来、向战而行，在这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与中华民族携手并肩，为了人类的正义而战、为了世界的和平而战，诠释了人类命运与共的真谛。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这群被称为“西班牙医生”的国际援华医护人员。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