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新疆治理始终是关乎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和民族交融的重大课题。历代中央王朝在治理新疆实践中探索出诸多经验，发展实边就是其中的一条重要举措。而屯田开发、水利建设与发展商贸，犹如发展实边的三根坚实支柱，共同支撑起古代新疆发展与安定的大厦，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屯田开发是扎根西域的生存基石

　　边疆治理，首在实边;实边之要，在于足食。对于远离中原腹地、运输补给极其困难的新疆地区而言，如何保障驻军、管理机构与移民生存，是历代中央王朝面临的首要挑战。推行军事戍守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的屯田开发战略，在边疆建立自给自足、持久运转的经济生命线，成为古代中央王朝经略新疆的基石。

　　屯田戍边的雏形早在秦朝就已出现，不过西汉才有计划实施。汉文帝时，晁错奏《守边劝农疏》，认为士卒轮流戍边非长久之计，主张有计划移民，发展边疆地区生产，把卫国和保家联系在一起。晁错的建议在汉武帝经略西域时得到采用。汉武帝为彻底解决匈奴侵扰，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域。公元前101年，汉将李广利征大宛后，西汉政府在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尔勒市西南)等地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屯田，这被视为中央王朝在新疆有组织屯垦的开端。此举极大地减轻了从中原长途转运粮秣的沉重负担。公元前59年，西域都护府设立，屯田范围进一步扩大，车师(今吐鲁番)、楼兰(今罗布泊附近)等地均兴屯政。士卒且守且耕，在烽燧亭障旁开辟出片片绿洲农田，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更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诸如代田法、牛耕、铁制农具引入西域，改变了当地部分族群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为农业定居文明的发展奠定基础。

　　汉朝在西域屯田戍边的成功范式为后世所继承并发扬。唐代堪称新疆屯田的鼎盛时期。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构建了严密的管理体系，屯田规模空前，遍布天山南北。据《唐六典》记载，安西都护府辖下有“二十屯”，北庭都护府有“二十屯”，每屯面积约五十顷，由支度营田使专司其职。屯田者包括戍卒、招募的农民乃至部分流放人员，形成了军屯、民屯、犯屯等多种形式。屯田为唐朝有效治理西域、促进文化交融提供了支撑，许多屯田区域逐渐发展为繁荣的城镇。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新疆推行更大规模、更系统的屯田政策。清政府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广设屯田点。在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周边，兵屯、旗屯、民屯、回屯等多种形式并举，开垦良田数十万亩。屯田使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得以巩固，为近代新疆建省奠定坚实的人口与经济基础。

　　纵观2000多年的历史，屯田开发如同强大的根系，让中央王朝的治理力量深深扎入新疆的土壤之中。它化剑为犁，将边防需求与经济建设结合，既解决了生存问题，又促进了开发，更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边疆地区对中央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此为“实边”之第一要义。

　　水利建设是滋养绿洲的命脉工程

　　在新疆这片“十田九旱”的土地上，没有水，一切开发都无从谈起。因此，水利建设与屯田开发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始终相伴相生，成为发展实边战略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兴修水利的历程，不仅是一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技术史，更是一部体现国家组织能力、致力于边疆长远发展的治理史。

　　汉代屯田伊始，水利建设便同步展开。士卒和移民把在中原积累的水利经验与新疆当地自然条件相结合，开凿渠道，引水灌溉。轮台、楼兰等地考古均发现汉代沟渠遗迹。这些水利工程如同纤细却坚韧的血管，将生命之源注入片片绿洲，确保了屯田的成效。

　　唐代的水利管理更为制度化。作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的安西、北庭都护，重要职责之一便是督导兴修水利。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有大量关于“水官”“知水官”的记载和详细的水渠管理、用水分配规章。这反映出当时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水利管理体系，旨在公平高效地利用珍贵的水资源，避免争端，保障农业丰收。在龟兹、西州(今吐鲁番)等地，修建引天山雪水灌溉的大型渠道，如高昌城附近“唐渠”遗址，至今仍可见其宏大规模。这些水利设施保障唐代西域屯田取得巨大成就，是维持安西四镇繁荣稳定的关键基础设施。

　　清代新疆水利建设在总结前代经验基础上，达到了新高度。由于屯田规模空前，对水利的依赖和要求也更高。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新疆各地兴修了一系列重要水利工程。例如，在伊犁地区，为灌溉大规模的旗屯、兵屯和回屯田地，开挖了著名的“皇渠”，引伊犁河水，绵延数百里，惠及良田万顷。在乌鲁木齐，修建了“永丰渠”“太平渠”等骨干水渠。林则徐虽因贬谪至伊犁，但仍心系边疆，积极参与筹划水利，推广“坎儿井”技术，对改善当地灌溉条件贡献卓著。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及之后，亦将恢复和兴修水利作为善后重建的首要任务，认为“水利为屯政要务”，命令所部官兵和地方政府大力整治旧渠，开凿新渠，因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

　　水利建设不仅直接保障了屯田，更深刻地改变了区域生态和人文景观，使更多的土地得以开垦，更多的人口得以聚集，城镇得以兴盛。水利建设以其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牢牢抓住新疆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为实边战略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反映出古代治疆的长远眼光和务实精神。

　　发展商贸是联通东西方、繁荣新疆的纽带

　　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东西方交流的十字路口，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历代中央王朝都深刻认识到，激活并利用新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商贸，促进经济流通与文化交流，可以从根本上增强边疆的内生动力，使其从“边缘”地带转变为连接内外、富庶繁荣的“中心”区域之一。因此，繁荣商贸是发展实边战略中极具智慧的一环。

　　汉代丝绸之路贯通本身就是由中央王朝主导的伟大商贸壮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黄金商道。西汉王朝随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丝路安全和畅通，诸如设置西域都护、修建烽燧亭障等。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源源不断西运，西域的葡萄、苜蓿、胡麻、良马以及更远方的珍宝输入中原，丰富了新疆物质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互动。

　　唐代丝绸之路迎来黄金时期。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对西域的控制更为牢固，东西交流达到空前高度。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设立，维护了西域稳定，确保丝路安全畅通。唐朝开放包容，在沿途广设守捉、驿馆，为商旅提供便利和保护。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胡商云集，而西域的高昌、龟兹、于阗等地，更是商贾辐辏，货物山积。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西域的玉石、香料、药材，以及欧洲的金银器、玻璃器在此交易。这种繁荣的商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使西域地区不仅能够自我维持，甚至还能反哺中央。商贸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还有人员流动、信息传递和文化融合，佛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沿丝路东传，中华文明也西渐远播，这种深层次的联系极大地增强了西域各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对中央政权的归属感。

　　清代虽因海路兴起，丝绸之路总体趋于衰落，但清朝仍十分重视新疆的内外贸易。清朝统一新疆后，恢复和发展商业，与周边藩属贸易兴盛，诸如与浩罕、哈萨克等贸易。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更是带动了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设立官办贸易点，鼓励中原地区商贾前往贸易，称为“赶大营”，形成津帮、晋帮、豫帮等八大商帮。它们从内地运来茶叶、布匹、日用百货，换取新疆的牲畜、皮毛、玉石等特产。这种密切的商业往来，满足了各族人民的生活需求，活跃了边疆经济，将新疆与内地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

　　发展商贸，为边疆地区注入了流动的血液。它打破了地理的隔阂，利用市场的力量，将新疆的经济命运与内地乃至更广阔的世界市场紧密相连。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赢，产生的凝聚力更为牢固和持久。它让边疆民众从和平与稳定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而自发地维护统一大局，这正是发展实边战略的目的所在。

　　发展实边是中国古代治理新疆积淀的宝贵历史经验。这种边疆治理模式，着眼于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心凝聚，体现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疆理天下，重在安边”的智慧。这一模式也深刻揭示了新疆治理的根本路径：通过扎实有效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建设，将新疆深度融入国家发展的整体脉络，以更好地广聚人口、培隆文脉，筑牢新疆稳定的根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