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出自《文心雕龙·情采》，意思是如果文章华采繁复，但是缺乏真挚的情感，那读起来必乏味无趣、令人生厌。刘勰认为充实、丰富的情感才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文学的力量源泉。正如《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是天然的禀赋，情志吟咏是原始生民与万物吐纳共生的自然感发，即文学始终是由生命生存感发的歌咏，情性赋予文学感动人心的力量，文采是情性的审美显现，故云：“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对文章而言，无论是文饰言辞，还是巧妙构思，都应以情性为根。因为伟大的诗人乃“性灵所钟”，性灵既能涵泳天地的宏大，也能感悟宇宙的精微，性灵感悟不仅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且赋予华夏文学纵横天地、包蕴宇宙的艺术品格。但两晋以来，奇诡绮丽的文风愈发盛行，文学不仅失去了情性感动的力量，思想的光芒也愈发被浮泛轻靡的言辞掩盖。为此，刘勰提倡文学恢复感物吟志的生命感动，唤醒“情性”的历史记忆，主张以“风骨”之力扫除绮靡文风。

　　为了纠正齐梁轻绮的文风，刘勰提出了“风骨”理论。《文心雕龙·风骨》云：“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感伤、愤懑的情怀抒写，必源自现实生存的触发与感动;构思铺展文辞，必以文骨为引领。又云：“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情性是生命禀赋，天然而敏感，情思涌动源于生命与现实生存的回环激荡，感而动之犹如风动草偃。“骨”是通贯肌体的三维立体支撑，犹如为文辞贯注丰盛健实的思想，思想是文辞的灵魂，是文章的骨力。因此文章结构言辞必要遵循、围绕端方正直的思想主旨，如此才能成就文骨。

　　文学是述情的艺术，但不意味着陷入孱弱无力的呻吟，而应如骏马迅疾如风、畅达无碍，这一气劲爽而超拔的生命飞奔正是文学“风骨”的审美写照。反之，贫瘠的思想、冗长无味的言辞，势必导致繁缛驳杂，这是文章缺乏思想统领、生命力量的结果。可见，刘勰以生命的天然风姿与健实力量开放了文学的宇宙，这说明所谓“持人情性”不仅仅是提倡文学的个性书写，更不是倡导以自我为中心的恣肆纵情，而是主张以充实劲健的文辞抒写深沉、厚重的生命性灵。因此，相比于建安诗人钟情风月游猎、沉溺宴饮欢娱、炫耀恩宠的任气洒脱，刘勰更欣赏嵇康诗歌充溢而出的清朗挺拔，对思想深刻、寄托幽远的阮籍诗歌也颇为欣赏;相比于正始诗歌的仙心、浮泛、轻浅和流靡雕采，刘勰明显仰慕应璩《百一》的刚直无畏精神，对《百一》贞肃正直的思想境界与婉曲深邃的言辞都赞赏有加。这足以说明“繁采寡情”提出的不仅仅是情感与文辞的关系问题，而是如何铸成文学“风骨”的问题，是如何扭转“文风”的问题。

　　为彻底改变“习华随侈，流遁忘反”的局面，刘勰以“风骨”理论将生命性灵还给文学。由此文学得以邀约历史、回溯华夏文明的来路，得以在经典中浸润，与哲人的文思起舞，与佛理圆融。众所周知，刘勰与佛学因缘颇深，《文心雕龙》就撰写于定林寺，类似“圆览”“圆通”“圆照”的佛学用语多次出现其中也绝非偶然。齐梁时代佛教盛行，梁武帝时期，佛教成为国教，佛学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充实了华夏文明的思想宝库，丰富了文化阶层体察感悟生命的视点，这势必开阔了刘勰的“文明”视野。《文心雕龙·原道》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在刘勰看来，由感发性灵到言说性灵，印证了人类集体的伟大发现与创造，照亮了自然而圆满光明的文学之路，这里明显体现出兼蓄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的思想格局，是圆通华夏本土文化与域外佛学的文明视野。故《文心雕龙·风骨》云：“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这是刘勰对作家提出的要求：取范“六经”、熔铸经纬天地的志向情怀，融汇子学、洞明历史，透彻了解文学艺术转向的历史趋势，翔实了解文章的体制规范，然后才能孕育、生发焕然一新的文学创作，才能锤炼出真正的新奇文辞。

　　文学是依赖生命感动和思想力量的艺术，文学的“风骨”是作家品格境界与才情的自然投射。刘勰主张通过对作家的性情塑造改变“繁采寡情”的文风。因为作家唯有经过历史与文化的滋养、锻造，拥有圆融经学、子学、史学、佛学与文学的知识视野与思想格局，才能在当下个体的生存中感发、生成普世性的郑重关切与深沉悲悯，这意味着即便作家抒写的是个人的激愤与痛苦，也仍然能够与更广大的人类生命体共振而引发振聋发聩的恒久回声，唯有如此，文学才能重获力量，才能像由叶苞和种子破甲而出的春芽一样获得新生。

　　《文心雕龙·风骨》云：“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文学需要典范，刘勰主张取范“六经”奠定文学刚正强健、经纬天地的崇高品格。“文明以健”出自《周易·同人·彖传》：“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意谓君子行事刚正强健但不以武力，而是光明正大、文而化之，象征君子贞正刚健的精神品格。刘勰认为如果为文章确立美学典范，那这文章首先必须拥有启智与经世的力量，必然如同宇宙运行、壶天日月一般强健有力、源源不绝、永不止息。刘勰希望由经典引领文学，以刚正强健的骨力清扫孱弱轻靡的文风，这无疑是对“六经”优秀文化精神的发扬。不仅如此，刘勰又汲取《庄子·逍遥游》大鹏御风的精神力量，以“征鸟”举翼高飞之象突显文章自信而朗阔的超拔气度，标志着“风骨”理论对经学呆板规约的思想突围，这是早期中国文学走向生命圆满的重要一步;而“篇体光华”中既辉映着凤鸣岐山的朝阳，充溢着鹏鸟冲破雾霭向着光明高翔的清新超拔，亦不乏《韩非子》犀利冷峻的目光，又明显蕴蓄着佛学的圆满照耀、纯一清净。

　　刘勰以文明互鉴的理论视野，以圆融“六经”、历史、诸子智慧与佛理的学术格局敞开、照见文学的天然情性。自此，文学可如岐山之阳总能焕发新生的力量，纵横天地、致用于家国是文学的永恒理想;文学亦可如鲲鹏怒而抟身，扶摇上冲，投身于圆满光明、月朗清晖，这是文学的长空;当然，文学也能如金戈铁马，所到之处雄辩铿锵、思想激荡，这是文学的勇气与冷峻。刘勰放飞了文学的生灵，期待以冷峻犀利、澄澈清朗、圆满光明的美学理想鼓舞文学的焕然新生，直至遏制两晋以来浮泛奇诡、日益淫滥的趋势。总之，“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寄托着辉光日新、继往开来的文学展望，这无疑是置身古典、面向未来的理论焕新。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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