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是美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密西西比河以西草原地区的开发，是美国西部开发的典型代表，这里曾经先后出现过畜牧业边疆和小麦种植业边疆等多种典型边疆开发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草原的农业开发，不仅是美国西部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也是整个北美乃至近代以来机械主义自然观指导下的经济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沙尘暴，最终为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边疆开发画上了句号。

　　多重合力推动西部草原开发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以后，便开启其领土扩张之路。随着东部大西洋沿岸地区人口增长导致土地紧张，美国开始觊觎北美洲西部的广袤土地。1862年，美国政府颁布《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一措施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对西部国土和资源的开发。

　　与此同时，随着19世纪后期科技进步以及旱作农业技术的兴起，美国西部草原开发的各种条件也日益成熟。传统铸铁犁无法割开大草原上盘根错节的草皮，大大制约了将草地变为耕地的进程。1868年冷铸钢犁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让这个问题轻松化解。而麦考密克收割机的发明和推广，则解决了“种植面积不易扩大”这一长期困扰农场主的难题。通过不断试验，美国的农业专家们总结出一套旱作农业耕种方法，为西部大草原的开发扫清了最后一道技术障碍。

　　上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美国大规模推广农业机械化耕作得以实现，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西部农场主耕种更多的土地提供了便利。

　　此外，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美国大草原的开发创造了条件。1865年到1905年雨量充沛，恰逢美国大草原开发的第一个高潮。除了自然条件外，欧洲市场对美国小麦需求的日益增长，也促进了美国毁坏草原种植小麦的进程。仅1880年，美国就有1.5亿蒲式耳小麦出口英国，获利1.91亿美元。

　　在这些有利形势下，美国在内战后迎来了草原地区农业开发的高潮。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美国人定居和开垦的土地总数达到新的峰值：从1607年到1870年200多年间，只有4.07亿英亩的土地被开发利用;而仅在1870年之后的30年，就有超过6亿英亩土地被垦殖。

　　粗放农业经济模式最终引发沙尘暴灾难

　　虽然在科技进步和有利的外部环境下，美国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开发西部草原进展顺利，但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西部的生态本身就非常脆弱，降水少，春夏蒸发量大，而且土壤构成独特，容易因干旱和耕作而沙化。美国西部的降水非常不稳定，以旱作农业法为基础的西部草原开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丰水年份，得到了快速推进。然而，当干旱年份到来之时，这种方法就不再奏效。

　　大规模的机械化为农场规模的扩大和小麦种植业在草原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导致西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而单一的小麦种植却破坏了草原的生物多样性，使草原的生态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诱发自然灾害、病虫害和水土流失。

　　在这种以小麦单一产品开发、不计资源代价的粗放农业经济模式指导下，在盲目追求农业机械化等因素的助推下，美国西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终于爆发。

　　1930年9月14日，沙尘暴侵袭得克萨斯的大斯普林菲尔德。此后，沙尘暴侵袭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1934年5月9日，从蒙大拿、怀俄明席卷而来的风沙，携带3.5亿吨沙尘快速侵袭东部城市。根据美国土地保护局的统计，整个30年代能见度不到1英里的天数，在1932年有14次，1933年有38次，1934年有22次，1935年有40次，1936年有68次，1937年有72次，1938年有61次。

　　沙尘暴导致美国西部大草原水土流失严重。在堪萨斯西部、科罗拉多东南部、新墨西哥的东北部、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的勺柄地带，在长500英里、宽300英里的范围内，有1000万英亩的土地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沙窝”(DustBowl)。在整个沙暴肆虐的区域，平均每英亩有408吨表土被吹走。西部被吹走的表土总共达到8.5亿吨，是巴拿马运河所搬运土量的2倍。

　　迈出西部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的步伐

　　美国西部沙尘暴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三大人为生态灾难之一，彻底终结了美国自18世纪后期以来所推行的，以征服自然为价值取向、以不计环境代价的资源开发为手段、以“先到先得”原则为政策导向的所谓西部开发运动。与此同时，沙尘治理则开启了美国西部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阶段。

　　为了治理沙尘暴，美国社会采取了多项措施：1933年5月，罗斯福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制定了《农业调整法》。该法对西部的农业和畜牧业实行限产、政府购买和移民等多种措施，减轻人畜对土地和环境的压力。联邦政府还与西部农场主签订协议，对自愿限产的农场主进行财政补贴。通过限产计划，西部的小麦和生猪的产量下降了15%——25%，很大程度减轻了对土地的破坏。联邦政府还通过《泰勒放牧法》，对土地的用途进行分类，对于不适宜耕种的草地仅用作牧场，禁止垦殖。

　　联邦政府还通过了“土地利用工程”计划，斥巨资购买沙暴地区的土地。著名的锡马龙国家草场，就是在联邦政府购买的400万英亩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旨在通过科学的植被恢复来重建生态。

　　严重的沙尘暴也使联邦政府认识到土壤侵蚀的严重性，并于1935年通过了《水土保持法》。联邦水土保持局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的试验和示范工程，如改变耕作模式、鼓励农场主进行密植、对部分土地进行休耕、实行紧急起垄试验、修建台地和大坝之类的水利工程等。

　　罗斯福政府还计划修建从南到北、纵贯西部的防护林带。这条防护林从达科他绵延到得克萨斯，长1150英里，宽100英里。该计划虽然遭到国会的反对，建造的防护林远远低于罗斯福的预期，但在施行了10年后，美国社会各界共计在这条林带种植了2.2亿棵树，成活率达到78%。这些举措在美国西部土地的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西部大草原的农业开发，是历史上美国人狂妄地依仗科学技术、不计资源代价盲目征服大自然而引发的人类环境史上的一场悲剧。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为以疯狂掠夺资源为基础的美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画上了句号，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敲响了警钟。

　　(作者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