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信息技术产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擎作用，深刻影响了印度现代化的路径和格局。不同于大多数国家“先工业化、后服务业升级”的现代化路径，印度在传统工业基础薄弱、农业转型步履维艰的困境中，凭借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以知识密集型的软件服务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快速完成从农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了社会阶层和国家治理的跨越式发展。

　　双重因素促成信息技术产业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商业化和个人电脑普及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和发展中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硅谷的创新浪潮、全球软件市场需求的爆炸式增长，以及通信技术的进步使跨国外包成为可能，为具备相关人才储备的发展中国家打开了通往全球经济的崭新窗口。

　　这一时期，印度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国内经济运转难以为继。1991年，印度外汇储备濒临枯竭，一度仅能维持数周的进口，通货膨胀高企，传统工业部门效率低下，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家濒临债务违约的边缘。长期实行的“许可证制度”导致国内工业效率低下、竞争力匮乏，整个经济体系运转失灵。严峻的形势迫使政府推行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也就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快速创造就业、赚取宝贵外汇且能绕过国内陈旧工业基础短板的新兴产业突破口来带动经济突围。

　　正是在这种全球技术浪潮和国内经济危机的双重作用下，印度政府作出了深刻影响本国现代化进程、直接作用于国家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选择——将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软件外包服务，作为复兴国内经济和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突破口。1991年7月，临危受命的拉奥总理与时任财长曼莫汉·辛格将通信与信息技术领域作为改革的优先方向。

　　政策支持随产业发展阶段动态调整

　　印度政府对本国在全球信息技术产业链中的初始定位是软件服务出口国，相应的政策引导鼓励产业走“用代码换取外汇”的发展道路。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改革最具代表性的举措是由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组建名为“软件技术园”(STP)的自治机构，在全国建立一系列园区，为入驻的软件出口企业提供可靠的高速卫星通信连接、稳定的电力供应，以及最关键的十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这些政策针对性地解决了当时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税负繁重两大制约出口的关键问题。

　　随着园区模式的推进，有关政策在支持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侧重点，也开始由点状政策突破向营造赋能性产业发展生态逐步拓展深化。1998年印度政府成立“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次年成立了全球首批专门为信息技术产业而设立的国家部委“信息技术部”，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息技术行动计划”，明确了“软件产值500亿美元，网络用户5000万”的发展目标，还提出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升教育水平并弥合数字鸿沟，也就是将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提升为实现国家整体经济转型与社会进步的综合性战略工具，支持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先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一顶层战略引领下，印度政府实施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废除“外汇管制法”、允许外资在信息技术领域全资持股，取消软件企业的进出口许可证，降低企业所得税，为私营企业和外国资本涌入降低了制度门槛，使得信息技术产业开始从政策保护下的小众业务逐步成为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新生力量，为印度经济注入了新的市场活力。

　　同一时期，信息技术产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也逐步辐射至其他各领域，从而形成了有机联动、正向反馈的政策体系。这包括，在教育领域实施积极的信息技术人才储备战略，大力扶持印度理工学院等顶尖院校保持高端人才培养质量，政策倾斜鼓励民间资本投入职业教育领域，促使私营培训机构和数百所私立工程学院快速扩张，精准对接产业庞大的工程师需求;在科技领域较早布局了国家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主导建设的卫星通信网络和国家知识网络等工程，保障了科研机构和技术企业的数据传输需要。

　　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数字鸿沟的挑战，产业支持政策也进入了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新阶段。2015年莫迪总理提出的“数字印度”战略正是这一阶段的集大成者，核心内容包括建设覆盖全国的国家光纤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政府服务数字化，培育本土的数字产品生态。相应地，政策扶持的范围也从服务业拓展蔓延到制造业领域，“印度制造”计划、与生产挂钩的激励计划特别重视吸引对本土智能手机、半导体等高附加值硬件制造领域的投资，以此扭转原本“重软轻硬”的产业结构，打造完整的信息技术产业链条。

　　得益于长期以来精准有效的政策支持，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以及维护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等方面持续发挥着突出作用。同时，信息技术产业也为印度国内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乘数效应，成为本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

　　信息技术产业引领多维度现代化转型

　　印度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在于，未曾经历大规模工业化先导的常规发展阶段，却率先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建立起全球竞争力，形成了由信息技术产业驱动的现代化路径。在资本密集型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的约束下，绕开了传统发展路径的限制因素，激发了契合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推动了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首先，信息技术产业推动印度经济结构实现了从“农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的历史性跨越。避开农业效率低下、工业投入不足的短板，转而以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为依托，激活了以软件服务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业潜能。1990年印度农业占GDP比重为34%，工业26%，服务业40%;2016年农业比重降至15%，工业26%，服务业升至59%，成为全球服务业占比前列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比重的显著提升降低了国民经济对传统农业的依赖，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与韧性。

　　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催生壮大了印度规模可观的新兴中产阶级，是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核心标志。这一群体普遍重视教育投入、引领消费升级、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行为模式与思想观念有力推动了社会整体向现代性演进，以稳定的职业收入、现代的生活方式与前沿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印度城市的社会文化风貌。

　　新兴社会阶层对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又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升级。为保障班加罗尔、海德拉巴等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的高效运转，印度政府在电力、通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针对性升级。同时，信息技术本身也被广泛应用于银行、金融、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动了电子政务和数字金融的发展，深度融入治理场景，从技术层面上提高了治理效率与透明度，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除此之外，信息技术产业使印度成功切入全球知识经济分工网络，并确立了“全球信息技术服务枢纽”的鲜明国际形象。21世纪以来，印度以“信息技术大国”身份参与G20科技对话、推动东盟《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从全球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技术服务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为现代化进程争取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与国际认同。

　　归根结底，信息技术产业是印度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的、符合自身发展实情的支柱产业，在本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也是观察理解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视角。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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