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先声，其诗教思想根植于心学体系，以“自得”为鹄的、“自然”为旨归、“主静”为法门，强调诗歌与心性修养、人格培育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诗道合一”的实践哲学。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予以高度评价：“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

　　以诗为教

　　陈献章认为“道”体现在人的行动上而不在言语上，故绝意著述，尝言“他年倘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有没有著述和是不是儒者并无关系，“莫笑老慵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陈献章的诗歌就是他心学思想的诗情化注脚。无论是理学还是诗歌，发展至明代，俱臻完善，但其僵化的一面也随之显露。陈献章认识到了这一点，“工则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遗意欤!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赞毁欤;发乎天和，不求合于世欤……故曰诗之工，诗之衰”。诗词如果一味追求格律的工整、辞藻的雕琢，反而会失去本真，走向衰落。

　　诗歌绝非无关经与道的雕虫小技。“夫诗，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可以动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鸟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诗歌绝不仅是风花雪月，那是其“小”的一面，其“大”的一面则包含天地阴阳、大化流行、四方上下、古往今来等方面，汇成一个字就是“道”，诗可以承载大道，所以陈献章寓道于诗、寓教于诗、以诗为道。“莫笑狂夫无著述，等闲拈弄尽吾诗”，翻看一部《陈献章集》，其诗歌再加上湛若水的《白沙子古诗教解》占比最大，不光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共计两千余首。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陈献章的诗恰恰体现了这一理念。他的诗心境虚明，随处圆通，妙意微言，应机而发，有时看似指点山水，而神思已在九霄之外;有时看似虚无缥缈，却有实人实物实事在其中。

　　载道传道

　　虽然有两千多首诗篇传世，但陈献章首先是一位理学家而不是文学家，他远效陶渊明，近宗邵雍，将哲理、性理寓于诗中。诗歌切忌空洞无物，而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陈献章认为作诗的第一原则就是“雅健”，他在《次王半山诗韵跋》中直言：“作诗当雅健第一，忌俗与弱。予尝爱看子美、后山等诗，盖喜其雅健也。”诗歌应文雅而不庸俗，刚健而不怯懦，杜甫和陈师道的诗就是如此。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所以作诗就是修身，写诗就是养心，他的诗处处体现着他的道学思想——言近而旨远、自然而自得。

　　诗以载道，用诗歌来表述自己对道的认识。如五言古诗《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其中的“隐几一室内，兀兀同坐忘”一联，是指陈献章从吴与弼处归乡之后，筑春阳台，静坐其中，潜心大业，十年终成一剑，发明“坐忘”“自得”之法。该诗的另一联“枢纽在方寸，操舍决存亡”则体现得更深刻。“方寸”“枢纽”“操舍”其实就是孟子的“求放心”、陆九渊的“发明本心”，本心就是方寸，方寸就是枢纽，枢纽也就是关键，所以把握住了本心就等于把握住了关键，对本心的把握与否，决定着能否得道，能否成圣成贤。

　　诗以传道，将道学思想通过诗歌传授给弟子。如《示湛雨》《与民泽》《自策示诸生》等，不胜枚举。《示湛雨》是陈献章写给弟子湛若水的一首四言诗，其中的“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体现了心学家“以自然为宗”的旨趣。无论是孔子的山水之乐，还是曾点的风乎舞雩，抑或孟子的鸢飞鱼跃，都是自然而然的天理流行，人所要做的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人与天合一，道与心合一，如此一来便自然无事，也就是“自得”。

　　除给弟子传道外，他还通过写诗来劝诫弟子要勤奋读书，如《戒懒文，示诸生》从“圣贤事业勤而已”“只有懒子最为害”正反两个方面来勉励弟子宜勤勿懒。自古圣贤事业都由勤奋而来：虞舜闻鸡鸣而起，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孔子夜以继日勤于思考，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凡青史留名者皆为勤奋刻苦之人。相反，懒惰则最为有害：官员懒惰，曹吏就会欺上瞒下；将军懒惰，士卒就会离心离德；母亲懒惰，儿子就无衣御寒；丈夫懒惰，妻子就没有食物充饥；猫懒惰，老鼠就会放肆；狗懒惰，盗贼就会猖狂。所以诸生一定要珍惜光阴，日积月累，日就月将，精进不止。

　　以心为本

　　陈献章的诗歌处处体现着他以诗明道、以诗养心的理学宗旨，尤其以《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最为明显。这是他为自己的一首五言律诗所题写的跋文，将该诗的旨意作了一番说明：“颔联言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颈联言大塘之景，以学之所得，《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养至极，胸次澄澈，则必不能有见于一动一静之间。纵百揣度，只益口耳。所谓何思何虑，同归殊途，百虑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治学不能徇外忘内。所谓徇外，就是求索心外之理，这是徒劳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心外的事物是无限的，在外物上求理，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穷尽;承载圣道的经典汗牛充栋，后世对这些儒经的注疏更是烦琐而支离，终其一生也不可能读完，对于古人的文字，拣择紧要的去读。理解并把握住圣道即可。物之理格不完，经之书读不完，所以为学法门应该是向内求，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求放心——把丢失的本心找回来。这个本心既是人心，也是道心，所以治学不假外求，反求诸身、发明本心即可。陈献章在另一首四言诗《示黄昊》中予以高度凝练：“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霸柄在手。”短短十六个字道出了“学贵自得”的真精神。

　　道鸣天下

　　陈献章通过大量的性理诗高扬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为光大致虚、内求的心学法门不遗余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文就是他的著述、诗情就是他的哲思。故他的弟子张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评价：“先生著述可谓富矣，自一言演之可万言，自万言敛之可无言。……其为诗也，则功专而入神品，有古人所不到者矣，盖得李杜之制作，而兼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诗曰：‘子美诗中圣，尧夫又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陈献章作诗不拘泥于格律，别开生面，既有杜甫的文采，又有周敦颐和邵雍的性理;既有“风韵”，又有“性情”；既“雅健”又“平易”。他以道为诗，以诗为教，构建了一个以“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为世界观、以“君子一心，万理完具”“心为道舍”为本体论、以“静中养出端倪”为方法论的哲学体系——“自得之学”。陈献章在非程朱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的时代背景下，开创了明代儒学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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