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医药早期发展史，脏腑经络理论的雏形在先，方药配伍经验的积累在后。故直至魏晋隋唐时期，以病类方的方剂数量和方书著述才开始大量增加，“方”与“病”的关系从此受到关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遂有阐释：“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大意为，有人自以为读几年方书就能应对所有疾病，但他们从事几年诊疗活动后就会发现，往往没有对症的方药可以直接使用。孙思邈所言旨在倡导行医之人应当精勤不倦，注重诊疗实践，切勿按图索骥。在宋代儒、医交流及互动中，此语得以传承并凝练表达为“看方三年，无病可治；治病三年，无药可疗”，其内涵则进一步引申出“方”“病”“疗”的综合联系，反映了医方著述开始从“方”的用药记载向“病”的治疗实录的方向拓展。

　　“看方三年，无病可治”的前提是有方可看，说明唐宋社会能见于世的方书数量可观、涉及病症广泛。此前，“方”在内容上和传承上的发展都桎梏重重。其一，早期“方”的内容性质是生活用药经验的记录。在已知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外科疾病的用药记录比重较大，且半数药物未见于《神农本草经》，说明其受生活环境、主体认知等因素影响较大。而且《五十二病方》是帛书，其载体形式相较于简牍更加精细，也从侧面反映了早期“方”的用药选择和受众范围十分有限。东汉末年，张仲景尝试突破经方发展困境，倡导辨证论治和方药疗效。可惜其学说在魏晋隋唐时期未受重视，社会中的先验论观念不断加剧。其二，中古医方在传承中的隐秘性特征尤为突出。巫术疗法较早占据驱除疫病的话语权优势，民众往往无法探知也难以验证其用药效果。如葛洪虽然指出医方需要“经用效验”，但在撰述中却没有提及验证情况。陶弘景更是直接将其著述隐秘不传、唯告之于弟子。甚至孙思邈也曾怅然有言“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意思是医术难以精通，如果没有神授之方，想要得到精妙的术法谈何容易。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根深蒂固的先验论观念。社会上医方不传、用药不验的形势十分严峻。

　　“治病三年，无药可疗”则发展了孙思邈之语，引申出了“方”“病”“疗”的内在联系。与孙思邈所言“无方可用”不同的是，宋代凝练的“无药可疗”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无方可用”的落脚点是“用”，关注的是“方”与“病”的逻辑关系，倡导通过诊疗实践以丰富适应病症的可用之方。宋代用语的落脚点则是“疗”，关注的是医方的药物组成和治病的实际疗效。这实际上体现了“方”的含义的变化，即从中古时期积累的“经验”之方逐渐发展成为宋代注重验证的“经效”之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宋代士人关注仲景学说，强调医方效验，推动重构经方体系。秦汉以来，“医经”因起源于官方哲学而备受尊崇，如黄帝、扁鹊之说常被推崇注解，极少进入验证性实践范畴。“经方”作为临证治病之方，与民众生活联系密切，成为宋代士人实现经世致用理念的重要选择。入宋以后，士人群体积极将其政治优势延伸至医药领域，开始打破巫术疗法、宗教神术、世俗秘方等地位优势，旨在通过创新文本书写、公开用药实践以重构经方体系。北宋曾任职于滑台（今河南滑县）的王衮有言“方书药录，其数实繁，故自姬、汉而下，沿及于今，虽巨贤博识，编联周施者甚众，然不能盛行于世，何也……乃缄而秘之”，指出“隐秘”是以往方药难以流行的首要因素，认为没有经方的公开传播，就不能实现济世救民之举。北宋重臣苏颂进一步强调“古方书所载简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验，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诸郡医工所从陈经效之药，皆并载其方用”，其明确主张将“明验”和“经效”作为整理经方著述的考量依据。《苏沈良方》中许多方剂还附加了具体的治疗实录，内容涉及患者身份、病症变化和服药效果等情况，切实体现了验证性实践活动的过程性价值。

　　宋代儒、医之间的深度交流和积极互动，共同引领世俗医方跳出先验论观念的束缚，开创了经方附案乃至医案的书写方式。在儒、医日常交流中，朝廷倡导的“儒者习医”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医者习儒”，即通过儒家教育提升医者素质。在这一政策背后，北宋开启了儒、医交流及互动的高峰。如苏轼与单骧、庞安时等名医都有许多交流。苏轼曾将一药方传给单骧，单骧传给文同后“试之有验”，被传为佳话。庞安时与苏轼起初是医患关系，后成为好友。庞安时将自己的伤寒学著述寄给苏轼，苏轼则将同乡好友巢元修的“圣散子方”转送给庞安时，并向苏颂推荐庞安时。在医方撰写方面，北宋士人流行的“笔记实录”与医家开始尝试撰写的医方附案，在书写宗旨和撰述方法上十分契合。起初，庞安时、钱乙等医家开始尝试撰写医方附案，但其影响范围局限于少数医家之间。后随着沈括、苏轼等士人的积极参与，医方附案的记载方式便在北宋集中出现。特别是南宋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是中国古代第一本经方医案专著，书中总结道，“夫医家之有仲景，犹儒家之有孔子也。医书之有《伤寒论》，犹儒书之有《四书》也”。清人也赞誉此书道：“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可见宋代儒、医交流及互动的主要贡献是共同倡导效验观念、创新医方撰述方法，为后世医学流派和医案著述的繁盛搭建了基础平台。

　　中国古代经方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效验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方”大体上经历了从生活经验到“经效”之方，再到经方医案的发展变化。经方的认知主体和传承理念，是其能否保持活力的核心因素。在认知主体方面，仲景学说虽然一度淹没于魏晋隋唐时期佛、道医药活动之中，但其注重实效的思想仍潜移默化地在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医家著述中保留了下来。这也为宋代重构经方体系、倡导效验观念奠定了基础。在传承理念方面，随着宋代儒、医交流及互动，“疗”逐渐成为人们进一步总结“方”“病”关系的关键线索。一言以蔽之，宋代崇儒的官方气象和士人的尚医务实之风，有力挤压了巫术或宗教疗法的话语权空间，推动社会医药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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