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金桥是指早在史前已经形成，起自东北，抵达西南，蜿蜒逶迤于农牧交错地带，贯穿现在的黑、吉、辽、内蒙古、京、冀、晋、陕、宁、甘、青、川、黔、滇、西藏等十五省区市，沟通中国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线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藏族与汉族、蒙古族等多民族互动融合的桥梁和象征，汉藏金桥促进了沿线各民族与区域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提升了各民族间的政治互信与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在推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从“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到“汉藏金桥”。自远古开始，由东北大兴安岭至青藏高原东南端的“农牧交错地带”，就是中国古人类互动最为活跃、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分子人类学研究认为，距今4万年前北京的田园洞人，有一北方支脉，逐渐向黄河中上游迁徙，再向青藏高原迁徙，构成了两地人口的主要祖源。现有的考古学成果也显示，红山文化、老虎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都曾沿着农牧交错地带向外传播。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曾经形象地将这条史前自东北转向西北，由西北折向西南的文化传播与人口迁徙路线，命名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遣军出陇西，西击匈奴，“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原本相连的游牧区域被分割为南北两片，“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因之受阻。随着中原与边地互动的增强以及各区域交通的发展，沿农牧交错地带分布的交通路线中的某段或某几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尤为明显。如唐代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东起唐都长安，经甘肃、青海境内，通往西藏，直抵印度，长期被视为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各族人民沿农牧交错地带沟通往来，并试图再贯通农牧交错地带交通路线的努力，从未中止。

　　唐朝以后的分裂割据时期，沿农牧交错地带曾兴起诸多边境互市，成为农牧民族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元朝重建农牧大一统格局后，修筑了河湟至西藏萨迦的驿站并纳入全国系统，使沿农牧交错地带的交通线路再次贯通：可由西藏经甘、宁、青，至元大都，转赴蒙古高原与东北地区，成为彼时西藏人民心中通往内地与北方的“黄金道路”。

　　元明之际，明朝与故元旧部的战争，一度使西藏通往内地的驿站系统受到破坏。1407年，明成祖在太祖招谕吐蕃诸部的基础上，着力修复旧的驿站系统。明朝对驿站系统的重建，使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交通日益由自发的民间行为转向国家事业，促进了藏族与兄弟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然而，明朝初年，在农牧交错地带设九边重镇，防御北元势力，阻断了“黄金道路”。明朝中后期，在蒙古诸部为解决生存压力、藏传佛教格鲁派为寻求外部助力以及沿线诸民族互通有无等多方合力推动下，“黄金道路”得以重建。这也使西藏人民意识到青藏道及其向北伸展的重要性，五世达赖喇嘛称之为“汉藏金桥”。

　　清朝建立后，川藏道的驿站体系得到逐步完善，也得到了汉藏金桥的名号。自此，汉藏金桥的概念逐渐流行起来，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当前，汉藏金桥除指青藏线、川藏线、滇藏线为代表的交通线路外，还泛指所有促进西藏与祖国内地沟通的渠道与媒介，诸如区域、物品、人物、语言等，较为全面地反映着西藏与祖国内地，藏族同各兄弟民族日益密切与深入的联系。

　　突出的悠久性、贯通性和演进阶段性。汉藏金桥的名称虽至明清之际才诞生，却很好地概括了南起西藏，以河湟与河西为枢纽，北上河套，以北京为轴心，通往蒙古高原与东北的交通线路的历史内涵。

　　汉藏金桥具有突出的悠久性。汉藏金桥的主干道，与史前“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几乎重合，说明其早在石器时代就是先民们沟通东北至西北、西北至西南的交通大动脉。这条大动脉自西南至东北，将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温带荒漠区与温带草原区、温带草原区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等分割开来，不同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物质文化差异，构成了极为活跃的互通有无的持续动力；农牧交错地带半农半牧生业模式的相似性，又为文化的传播与人口的迁徙提供了便利条件。因而，历史上尽管受政治割据以及疆域治理政策等方面的束缚造成汉藏金桥，特别是河西段的时断时续，但致力于保持汉藏金桥的贯通，是沿线各族人民依存共生、互惠互利的共同追求与不懈努力。这使汉藏金桥始终承担着沟通西藏与祖国各地的功能。

　　汉藏金桥具有东北至西南的贯通性。它分出多条干线与支线，编织成一张庞大的交通网，联结起南北两片游牧区域。这张交通网的枢纽在河湟与河西，由此北上可东进北京，转向东北，也可直达蒙古高原；向南一直延伸至云南，分为通向西藏的三条干线，即青藏线、川藏线与滇藏线。每条干线又可再分为若干支线，如青藏线可分为东、中、西三道。川藏线与滇藏线，均有南北两条支线，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茶马古道。

　　汉藏金桥具有明显的演进阶段性。史前时期，它不过是先民们为适应自然环境与生存需要，自发开拓的文化传播与人口迁徙的路线。历史时期，它的民间性逐渐减弱，官方性逐渐增强。从唐代开始，汉藏金桥日益成为国家经营的驿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历史上的汉藏金桥更成为国家现代化交通通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出多维的沟通渠道，真正使沿线实现了与祖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同频共振。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桥梁纽带。汉藏金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桥梁纽带作用，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出向心内聚的基本特征。

　　汉藏金桥沟通了农耕与游牧经济，为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提供了持续动力。物质交流的根源，正是生态环境差异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同。中国广袤的地理空间，决定了多样的经济形态，尤其是北方的农牧差异，为各区域、各群体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物质条件与推动力量。汉藏金桥促进了跨区域与跨族际的物质交流，加速了国内市场和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既为中华民族大一统提供了动力、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深化了民族间交往的深度与广度。

　　汉藏金桥增强了沿线及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政治联系，强化了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与彼此间的政治互信。如明清之际，汉藏金桥再次全线贯通，将蒙古、青海、西藏与中原连成一片，增进了沿线尤其是西藏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归属感。日益加深的政治认同与政治互信，也为各民族间愈发紧密的互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政治保障。

　　汉藏金桥加速了沿线以及农牧民族的血脉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汉藏金桥曾是不同民族人口迁徙的历史通道，被分段赋予“藏彝走廊”“西北走廊”“阴山走廊”“燕山走廊”以及“辽西走廊”等称号。民族人口的迁徙，改变了民族分布格局，促进了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血脉基础。

　　汉藏金桥融通了各民族的情感联系，丰富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它使沿线以及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更为便捷，各民族文化间的互鉴融通、兼收并蓄，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化，孕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间也因文化交流，共通性日益厚实，进而情相近、心相亲，并转化为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文化基因。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汉藏金桥充当着不可或缺的桥梁纽带角色。尤其是明清之际，它不仅以北京为轴心，将东北与西南贯通起来，更将藏族、蒙古族等众多边疆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紧扣在一起，形塑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系兰州大学甘肃历史研究院院长、甘肃史学会副会长）